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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国”论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25:00  admin  点击:1141

舜“国”论

 

蒋华

 

一、引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认为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必须打破古史“人化”的观点。古代神、人原无界限,所谓历史几乎全是神话。春秋末年,诸子纷起,把神话中的古神全“人化”了,要一一剥离这些后生的附会还要打破把古代看成黄金世界的观念。古史辨派掀起的疑古思潮,大刀阔斧地对中国古史加以否定,日本学界白鸟库吉等人更是叫嚣“尧舜禹抹杀论”。

有人也以禅让说的存在来否定舜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存在。其实这方面已有很好的解释。李仲立认为,德治是五帝时代邦国制国家实施的根本的治国路线,是制定各项政策制度的总的依据。德治的要害和核心是以德选人,以德居住,而禅让制是实施德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德治的外部表现形式。虽然这种禅让制是在以黄帝为代表的姬姓大家族内进行,反映了家庭公社组织还比较顽强存在的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了邦国式国家之存在,更不能否定禅让制是邦国式国家承传的一种形式[1]。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为帝颛顼的第六代孙,有虞氏是颛顼族团的一个分支,颛顼族团主体后来发展成为有虞氏族团和夏后氏族团。《礼记·祭法》中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舜。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以上表明,虞舜之国已然是一个较强的邦国。下面分而论之。

 

二、经济的发达与战争频发

 

经济的发达不仅主要表现在建筑宏伟建筑上和发达的农业上,战争频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的发达

1国都的宏伟建筑

景阳岗遗址处于泰山西支山麓和鲁西冲积平原的结合部,东临赵牛河的一条支流,南距黄河4公里。发掘有完整的龙山文化城垣墙基。城垣面积约38万平方米,呈圆角扁长方形,城内还发现有规模较大的大、小二个台址,大台面积约9万平方米,小台1万余平方米,是宫殿礼仪建筑基址。通过对发掘物的分析和检测,碳十四检测其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484年至公元前2283年。景阳岗龙山文化城是阳台、梁山一带的龙山文化聚落群的中心聚落,是截止20世纪末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和黄河流城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当时陶寺遗址还未发现城垣)。城内大规模台址的发现,是龙山文化城的重大突破。初步证明居西的大台址可能是宫殿建筑群基址,居东的小台址是祭祀遗迹,地层现象表明其上本有大型建筑物。构筑这些殿堂建筑群非普通社会成员的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能比,尤其是梁架结构和屋顶处理,需要专门技术与经验,没有专业建筑队伍就不可能建造这类大型建筑群。

张学海由此推断,虞舜文化属龙山文化,雷运福则认为虞舜参与唐尧行政集团以前的有虞氏酋邦古国当以景阳岗为国都。这些都富有道理。

2农业发达

舜代摄尧政期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面掌握天文观测技术,禹代摄舜政期间也是一样。尧舜禹时期国王的政事就是指天象观测、授时制历等天文活动,如火正、南正等均指天文观测事类。“政”即“正”……如《尚书·尧典》中的“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易解》:“七政”指日月五星,这里的“政”就是指日月星辰之天象。

《尚书正义》对“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作了解释:在,察也。璇,美玉。“玑衡”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

“璇玑玉衡”是用美玉做成的用于观测天象的仪器,通过观测天象,确定自己是否受命,即获得天象的兆示。孔颖达对《孔传》作有义疏:

舜……正月上日,受尧终帝位之事于尧文祖之庙,虽受尧命,犹不自安。又以璇为玑,以玉为衡者,是为主者正天之器也,乃复察此璇玑玉衡,以齐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观其齐与不齐,齐则受之,是也;不齐则受之,非也。……郑玄以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

以上对“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又作了详细解释。其中提到“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若尧代和尧代以前的正月是建丑,到舜代才有正月建子的话,说明用干支代记一年十二个月是从舜帝时期开始的,也即现在的农历十一月,在舜帝时期是作为一年正月的开始。也就是流传至今的干支纪月是舜帝发明的(参雷运福等,2011年)。

就在古观象台的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立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色和红色标记的漆,在其旁边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戚。

据研究人员说,陶寺遗址时期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5厘米,而这根木杆上红漆的标记与25厘米恰好形成某种比例关系。就在此前的1980年,在陶寺遗址早期的墓葬中也发现了一根圆形的木杆,杆长2米左右,约为陶寺遗址时期的八尺。这两根木杆有点类似于我国古代测日影定历法的“圭表”。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在不同季节,太阳的出没方位和正午高度不同,并有周期变化的规律。于露天将圭平置于表北面,根据圭上表影,测量、比较和标定日影的周日、周年变化,可以定方向、测时间、求出周年常数、划分季节和制定历法。

《周髀算经》有“夏至南万六千里。冬至南十三万五千里,日中立竿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记载。经过计算确认,陶寺遗址时期的夏至日影一尺六寸为40厘米,正好对应所谓“圭”的木杆上涂有红漆的某一刻度。这正是《周髀算经》中设定的“地中”(参雷运福等,2011年)。

(二)贫富分化明显

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属尧舜禹时代。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西的临汾盆地,经过普查发现这类遗址共75处,分布在山西的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绎县、新锋、稷山、河津等县市。遗址面积小的数万平方米,大多有十余万、数十万平方米。规模较大的有三处:翼城开化遗址面积128万平方米;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其面积为230万平方米;最大的就是前面所介绍的襄汾陶寺遗址,其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从大中小墓葬情况看,贫富分化非常明显。特别是大型墓的主人是最高阶层,随葬有特磬和土鼓等王室重器。

陶寺古城的始建和使用年代,当在陶寺文化中期,其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100年。

《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梁星彭的一篇文章,提出陶寺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价值有三条:第一,它使陶寺遗址所具备的文明迹象更为明显也更为全面了。城址、金属、文字、阶级、礼制等事物都出现了。第二,它可以作为我国尧舜禹时期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的标志。这座古城属于陶寺文化中期,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2100年,正与我国尧舜禹时代相当。第三,它为我国初期国家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对发掘的人骨进行检测研究,发现陶寺古城的修建,调集了大批“外乡人”来服“徭役”,这是一种国家机构的政府行为。

陶寺遗址属龙山文化,陶寺晚期即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相当于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城墙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

在陶寺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1989年,在山东临朐西朱封考古发掘龙山文化两座大墓,李学勤在《走出疑古时代》中认为:“两座大墓,一为一椁一棺,一为重椁一棺。以前者为例,墓主系成年,棺内有极精美的镂空嵌绿松石玉笄、浮雕人面纹的玉簪、绿松石坠和串装饰”,“其余陶器(包括蛋壳陶杯)、骨器、彩绘器皿等则置在棺、椁间的边箱里面”。这也是贫富分化、等级差别分化的实证。

尧舜禹时代处于龙山文化晚期,据考古发掘分析,这一时期贫富悬殊,等级差别明显,私有制已经产生,最高权威已经出现,已出现国家。

(三)战争频发

虞舜主政时期,虞舜通过流四凶、驱四恶而得以发展壮大。

《尚书》:“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巡狩)归而言于(尧)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记·五帝本纪》还有驱四凶族的记载:“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以上所说的四恶,是指入居中原的共工氏族团、讙兜氏族团、三苗族团及鲧的旧帝族团;四凶族是指入居中原的无恶不作的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大凶族。虞舜流四恶于四山,驱四凶于四方,必须通过武力征服才能得以实现。

《尚书·大禹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舜)帝之初。(舜)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舜)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舜)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从史籍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舜征三苗至少在二次以上。

王晓毅、丁金龙认为,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唐尧帝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古城、宫殿、大墓、观象祭祀台等一系列重要遗迹。这些新发现对探讨尧舜禅让记载的真实性提供了可能。考古工作者惊叹距今4100年之前的唐尧时代就存在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规划合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古城;道路、壕沟、墙基、台阶、桥墩、豁口、斜坡、槽壁等遗迹一应俱全的夯土宫殿核心建筑;随葬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龙盘、石磬、鼍鼓铜器等,有墓龛、尸床、船棺的大墓;面积1400余平方米,上下三层的具有祭祀、观象功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从目前发表的材料看,至少有六条证据表明,陶寺中期以前文化毁于陶寺文化晚期。

1)“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平城墙。

2)“IT5026IT5126所解剖的壕沟里堆积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三大块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建筑垃圾内的夯土块质量很好。……建筑垃圾的堆积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但是建筑本身很可能为陶寺文化中期。”——废宫殿。

3)“IT5026揭露的垃圾灰沟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5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散乱人骨个体近40~50人。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器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颊有6个之多。经我所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杀壮丁。

4)“IT5126HG8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她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淫妇女。

5)“大型建筑基址IIFJT1位于中期城址南边中期小城的祭祀区……IIFJT1被压在③④下,两层均为陶寺晚期文化。”——毁宗庙。

6)“M8棺内墓主人骨只有脚趾保存较好,其余均已移位,人骨不全缺失严重。……填土内还发现有一组散乱的人骨,分属不同的个体。”“M22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留着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嵌片等20余件。”——扰祖陵。

由此看出,如果陶寺早中期文化代表的是尧或陶唐氏部族的政权统治,那么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革命式的暴力手段完成的[2]。

丁金龙指出,尧舜禅让说这是对尧舜在万国林立的盟主地位转移的理想美化,这种转移实际上是实力的体现或者战争的结果[3]。

曾经主持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星彭研究员认为:陶寺遗址年代早中期则与古代典籍所说的尧舜时代相应。由于陶寺遗址反映出阶级出现的迹象,有金属出现,有文字出现,现在又发现城址的迹象,这几点都是国家一种物化的标志物。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中国的国家诞生于虞舜时代,虞舜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制度。天下明德皆虞帝始的本义就是国家性质的文明社会始于虞舜时代(参雷运福等[4])。

 

三、行政机构与法治等

 

(一)行政机构的设置

《左传·文公十八年》对行政机构的设置有详细的叙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由此可知,八元八恺是行政官员。

(二)都城

文献中有尧都平阳的记载,也有舜禹都平阳的记载。《左传·哀公六年》“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帝王世纪》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按:舜当从尧都平阳,禹也都之,蒲阪乃舜为诸侯之都即有虞氏古国之都(参雷运福等[5])。

(三)税赋的收取

《尚书·禹贡》:众士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处征收的赋税如此详细,由此可知,舜时代当是收取税赋的。

(四)道德教化

舜主政后,布五教于四方,实现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的理想局面。舜还命夔“典乐”,培养子弟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史记·五帝本纪》)的人格。由此可见,舜主张以诗乐来教化百姓,以礼仪来规范百姓的行为。

(五)实行法治

一是确立了专职的刑狱之官。皋陶洞察人情,铁面无私,舜命其专管刑罚。对此,史料广有记载。比如:“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竹书纪年》);“舜命皋陶作士,定五刑”(《史记·五帝本纪》);“皋陶为李”(《管子·法法》);“皋陶作刑”(《吕氏春秋·君守》);“皋陶造狱法律存也”(《后汉书·张敏传》),等等。孟子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孟子·滕文公上》)

二是确定了刑罚的种类。《尚书·尧典》记载,舜在命皋陶专管刑罚的同时,还确立了象、流、鞭、朴、赎等五种刑罚方式。皋陶曾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杜佑也明确指出:“舜圣德聪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通典·刑典》)由此可见,在舜帝时代,中国最早的刑法体系就已基本成型。

三是确定了刑罚的基本原则。

1慎罚的原则。舜提出要“惟刑之恤”(《尚书·舜典》),意思是小心谨慎地使用刑罚。舜还说:“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虞书·舜典》)皋陶也曾提出:“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大禹谟》)对于疑案,他要求从宽定罪,对于过失犯罪,要尽可能地给予宽恕,对那些不知悔改的惯犯,处以刑罚。

2公允的原则。舜在任命皋陶为刑狱之官时要求他做到“惟明克允”,也就是要明察案情,公平公允地进行处理。皋陶“施象惟明”,“决狱明白,察于人情”,“民各伏得其实”。

3轻罚的原则。皋陶提出:“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尚书·大禹谟》)

综上可见,早在虞舜时期,我国即有了较为深刻的刑法的思想和较为系统的刑罚手段,《尚书·尧典》才被后世学者誉为“古今刑法之精髓,万世论刑之始祖”[6]。

在舜的领导下,皋陶作为刑狱之官始终践行“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讨有罪”的刑罚理念,他虽然制定了种种刑罚的措施,但其最终目的却并不在于刑罚,而在推行德治,实施教化。

(六)巡视领地

舜帝南巡不仅史实有记载,九疑山地区传说也保存了这方面的传说。略举两例:

舜祠下怎么会有玉琯呢?原来,舜帝南巡时,曾经有人提醒过他,南方遍是高山深林,道路艰险,土人又十分野蛮,要他多带士兵去。舜帝不同意,他要以乐传教于天下,决定除一般随从外,只带一支音乐歌舞队,并要乐正用上十二枝玉琯,定五音,制韶乐去南巡。(《玉琯岩的传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宁远县资料本,第4546页。)

相传舜帝南巡,来到了风光秀丽的九疑山,时值山里有条孽龙在吸人血食人肉,吐放瘴气,使这里瘟疫成灾,人烟越来越少,雄壮奇观的九疑山在乌烟瘴气之中,见不到天日。舜帝决定处罚孽龙,为民除害。于是带着倚天剑,翻越了九九八十一架山,涉过了九九八十一道河,最后来到了猴子坳,找到了口中正在吞吐瘴气的孽龙,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殊死搏斗。舜帝同孽龙搏斗了九九八十一天,力尽了,气衰了。孽龙也困了,动不了身。忽然,电光一闪,接着轰的一声巨响,惊醒了昏睡中的舜帝,也惊醒了那可恶的孽龙。只见孽龙扭动长身意欲腾逃,舜帝想起苦难的人们,刹时力量骤增,奋起神威一剑就砍下了孽龙的头。而孽龙也用尽最后的力,长尾一扫,打在舜帝的胸间,舜立时昏了过去。传说,孽龙打倒舜帝后孽魂不散,它的污血和毒瘴化为千百万条毒蛇,四散在猴子坳子前后,伤人无数。舜帝知道后,咬破中指,将鲜血喷洒在九疑山上,成了能治蛇伤的半边莲。(《半边莲的传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宁远县资料本,第2627页。)

(七)“九五之尊”

马王堆汉墓的《地形图》中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靠东部稍偏南的地方,绘有九疑山。它用正射投影的线条表示山体范围,又用鱼鳞状圆形表示山峦起伏和地势高低,接近近代的等高线画法。这一密集的山峰区便是九疑山。山南面画有一排九个圆形柱状物,九柱旁注有“帝舜”二字,九柱间的空隙处露出五幢高低不一的人字形建筑物。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幅清晰的舜帝陵庙图。九根柱子,应是九块石碑。九柱间的五房与九柱合成“九五”,是九五之尊之意[7]。这表明,九疑山舜陵就是帝所葬之所。这同样也表明,舜就是一个皇帝,是一国之君。

所有这些都表明,虞舜时代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舜就是君主。

注释:

1]李仲立:《禅让制是邦国式国家承传的一种形式》,《虞舜文化研究集》(上),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7286页。

2]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3]丁金龙:《虞舜文化的考古学认识》,《虞舜文化考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2119页。

4][5]雷运福、蔡建军:《舜帝与九疑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6]张颧:《中国刑法理论及实用》,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第39页。

7]曹定云:《论〈史记〉“舜葬江南九疑”及其相关问题》,《舜文化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9页。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编:《第三届中国大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