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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与虞朝的建立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24:00  admin  点击:6900

舜与虞朝的建立

 

王钧林

 

恩格斯说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山东地区跨入文明时代之后,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是山东古史研究的重大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联手加强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不少学者根据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聚落或城址规模,认为山东海岱地区有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出现了国家。

 

一、龙山文化城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除了规模不等的聚落以外,在山东阳谷县王家庄、滕州市西康留、五莲县丹土村等地还发现了不少城址。城市由聚落发展而来。当某个中心聚落有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成为周围地区的一个“市”,亦即手工业和交易的中心,这个聚落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邑”。邑再进一步发展扩大,便成为“都”。邑或都,已是文明社会的城市:小者称邑,大者称都。

到龙山文化时期,这种邑或都的遗址多有发现。山东地区先后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以外,还有以下城址值得注意:

1984年发现的寿光县边线王城址,分内城、外城:内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外城面积约5.7万平方米。

1991年发现的邹平丁公,面积约10万平方米。

1992年发现的临淄田旺城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

1994年发现的阳谷县景阳岗城址,面积约39万平方米。

1994年发现的荏平县教场铺城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

1934年发现、1936年首次发掘、1997年再次发掘的日照两城镇遗址,仅其中心区面积即有100万平方米左右,城址面积尚未探明。

1934年发现、1995年以来多次发掘的五莲县丹土城址,面积在25万平方米左右。

这些城址多有城墙、城壕、房址、水井、陶窖等;连线王城址有内城;景阳岗和教场铺城址各有一大一小两座台址,大概是贵族以及“王”的宫殿区。景阳岗和教场铺两个城址周围,还发现了类似于卫星城的小城址。景阳岗周围发现了2座小城址,一处是其东北10公里处的王家庄城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一处是其西南8公里处的皇姑冢城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教场铺周围则有5座小城址,面积均在34万平方米。显然,景阳岗和教场铺这两个龙山文化城具有中心城市的规模。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聚”指聚落,“邑”指小城,“都”指大城。在这里,从聚到邑再到都,浓缩式地反映了城市产生的大致过程。

城市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反过来,城市出现之后,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城市的产生,也是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氏族、胞族、部落是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聚族而居的情况下,血缘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血缘排斥地缘,血缘占了莫大的优势,地缘的因素发展不起来。到了部落联盟时期,由于不同的部落有着不同的血缘关系,为了维持联盟的存在,必须在血缘关系之上,发展出一种地缘的公共关系。这种地缘的公共关系一旦确立,随之必然确立按地域划分居民的原则,从而在其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组织。比如,在新兴的城市中,有了非血缘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组织。这时,血缘的、家族的因素虽然仍坚强有力,但是,地缘的、公共的因素毕竟成长了起来,它炸毁了旧的氏族组织,在其废墟上建立了国家。城市与国家同步产生。最初的国家,首先在城市中产生,并与城市结合为一体,称之为城邦[2]。已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有的即属于城邦的类型。

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演变,经历了城邦—方国—帝国三个阶段[3]。

第一阶段是零星散处的城邦,也可以称之为酋邦,其特征是小国寡民,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有一个中心城市,周围领有若干邑或聚落,这是国家的早期形态。

第二阶段是在城邦的基础上经由兼并、扩张而形成的方国,因其首领称王,也可以称之为王国。与城邦相比,方国的规模更大,国家组织形态更为发达完备。人们注意到,在海岱地区,从寿光边线王,西进至临淄田旺,再往西至邹平丁公,一直到章丘城子崖,由东至西的这四个龙山文化城,“分布有序,相互之间直线距离在50公里左右。每个城址控制的地盘在方圆百里上下,应代表一个古代方国”[4]。传说尧舜禹时期,方国众多,以至于有“万邦”、“万国”的说法。

第三阶段是“协和万邦”的帝国。帝国是统一了若干方国之后形成的,因其在众多的方国中一家独大,拥有强大的实力,所以能够号令诸侯,协和万邦。到了帝国时期,我国历史记载进入了“国”、“朝”、“代”三者统一的模式。比如夏、商、周、秦、汉等,各自既表示独立的国家概念,又表示一家一姓的政权概念,也是前后相承、衔接的代际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持续完成了“城邦—方国—帝国”这一国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

 

二、舜与虞朝的建立

 

舜是东夷人最杰出的首领。舜,又称虞舜。舜与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虞,是有虞氏建立的国家。人们习惯上称其国曰虞,称其族曰有虞氏。舜是虞国国君,所以称虞舜。

有虞氏建立的虞国,最初只是一个方国[5]。张学海先生指出:舜是东夷人,虞国是个东夷古国。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参证,可知虞国在山东最西部的阳谷、梁山、郓城、鄄城包括河南台前、范县诸县地,其西界已进入河南极东北部,但领土主要在今山东辖境,至少虞舜时已经在这地区[6]。

虞国何时建立?今已不能确知。但是,虞国的世系尚大致可考。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给出了舜以前的虞国世系:重华(舜)—瞽叟—桥牛—句望—敬康—穷蝉—颛顼—昌意。昌意是黄帝之子。司马迁把有虞氏纳入黄帝系统,或许受到了《国语·鲁语上》所记的“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的影响。这并不奇怪,战国秦汉时人梳理古史系统,往往将夷夏两系归并为黄帝一系。

早在司马迁之前,《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的一段话:“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这里提到的虞幕,在《国语·鲁语上》也有记载:“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由此看来,幕是有虞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之所以称虞幕,很可能是因为幕建立了虞国。幕之前有颛顼、昌意。昌意是黄帝之子,属于黄帝系统,不能与东夷人有虞氏的系统对接。宋人罗泌作《路史》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余论七·吕梁碑》中指出:

碑中叙纪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叟,瞽叟产舜,命禹行水道吕梁,特此节完备为可考。质之于传,惟无句望,且一不言出自黄帝,谅得其正。

吕梁碑属汉代,其叙述有虞氏的世系,与《史记》比较,有三个特点:一是将幕排在穷蝉之前,确认幕是舜之祖;二是不言虞舜出自黄帝;三是敬康之后缺句望一世。句望,《大戴礼记·帝系》作句芒。吕梁碑不将虞舜世系纳入黄帝系统,许多学者认为是正确的[7]。

春秋时人多认为有虞氏出自颛顼,属于颛顼之后,如《国语·鲁语上》所说“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又如史赵评论舜之后裔的封国陈说:“陈,颛顼之族也。”而在叙述有虞氏世系时,又往往从幕说起,如史赵接着“陈,颛顼之族也”之后,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

综合以上资料和考证,我们可以确认有虞氏下迄于舜的大致可信的世系是:颛顼……幕—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舜[8]。这个世系自幕以下,也是虞国世系。

虞国在舜之前,只是方国林立中的一国,其内部的详细情况,今天已不能确知。到了夷夏合作治水时期,首先是唐国的首领尧出来主持治水的事业。出于治水的需要,尧联合夷夏两方面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固的方国联盟。在治水过程中,舜脱颖而出,继尧之后主持夷夏方国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尧舜主持夷夏方国联盟,为政风格迥异其趣。尧时,夷夏方国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尧以其个人的才能与魅力在联盟中发挥“共主”的作用,而尧所属的唐国并未在其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到了舜时,舜加强了夷夏方国联盟权力机关的建设,并且趁机大力扩张虞国的势力,抬升其地位,使得虞国政权与夷夏方国联盟政权合而为一。这时,虞不再是一个不起眼的方国了,而是一个高居于万邦之上,能够号令万邦、“协和万邦”的大国了。这样一个大国,由于是第一次出现,给予人们以深刻的记忆,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其与后来出现的夏、商、周相提并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政权形式。

真实的历史是复杂的,记述的历史同样是复杂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追忆或梳理先前的历史,往往有“唐虞”、“虞夏”、“虞夏商”、“夏商周”、“虞夏商周”等等不同的说法。很可能在古人眼里,唐、虞、夏、商、周都是“大一统”的王朝。而在我们看来,唐似乎不具备独立为一个国、朝、代三者合一的资格,理由已见上述。对于虞,徐鸿修先生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说:

《左传》、《国语》中虞夏商周四代连称的文句不胜枚举,而且多是转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我们不能因为这两部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便断定其中所记春秋时人的对话统统是战国时人的假托。况且,“三代”是一个随时代迁移而变动的概念,春秋时人基于西周已亡而东周仍存的事实,当谈话须要分辨周亡或周续的不同角度时,就曾经分别使用“夏商周”和“虞夏商”两个不同的“三代”概念。最明显的例子是《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证史墨的话“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后”者,君也,天子也。“庶”者,天子之异姓也。“于今为庶”者,谓此三后在周以前都曾贵为天子而其姓为嫡,今日却早已随着天子地位的丧失而沦为庶姓了。春秋时姬姓仍为嫡姓,“于今为庶”的三后非虞夏商三代而何?“三后”中夏商二代均为独立朝代,何以虞代必须例外?不仅如此,由于虞为朝代与夏商无别,所以西周建国后还对其后裔优予礼遇,“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陈与宋、杞合称“三恪”同受周人的客礼待遇,正是虞、夏、商三王历史地位相埒的确证,可知虞夏商的三代概念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形成。如若不然,周人何以不按后期儒家所谓周世“尊贤不过二代”的说法将陈排除在外而只备杞、宋二恪?又何以不将封于祝的黄帝之后和封于蓟的尧后一并增入而合称“五恪”[9]?

徐鸿修先生的“虞”为独立朝代的观点,有许多古文献将虞、夏、商、周并称而予以支持。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周内史过的一段话: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的一段话: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尚书》经由孔子之手编辑成书,《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分别对应虞、夏、商、周四个王朝。在编辑者孔子看来,虞是与夏、商、周并列的一个朝代。而且据说孔子还曾讨论过“虞夏之质,商周之文”[10],将虞、夏、商、周合在一起,一体看待。

再如《礼记·明堂位》多次提及虞、夏、商、周四代的名物、典章、制度: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路,即辂,是国君所乘之车。这里列举了虞、夏、商、周四代之辂。

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这是列举虞、夏、商、周四代之旗。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

这是列举虞、夏、商、周四代之学。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这是列举虞、夏、商、周四代之祭。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这是列举虞、夏、商、周四代设官的数量。

内史过、史伯是西周时期人,孔子是春秋时期人,《礼记》各篇的作者几乎都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中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都有人认定虞、夏、商、周是并列的四个朝代。可见,将虞看作一个独立的、早于夏而建立的统一王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三、虞舜的国家政权建设

 

虞作为一个独立朝代,与唐显然不同。唐的国君尧虽然作为夷夏方国联盟的“共主”而号称天下,但尧既没有加强夷夏方国联盟的政权建设,据记载,尧时联盟上层人物还“未有分职”,也没有将其所在的唐国政权与夷夏方国联盟的政权合而为一。尧没有做到的,舜却做到了。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继尧担任夷夏方国联盟的“共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强有力的措施。

首先,舜加强了夷夏方国联盟的管理,赏罚分明而能服众。当时,联盟内有高阳氏一系的“八恺”,高辛氏一系的“八元”,人皆称善,而尧不能举用。舜却不同:“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11]。同时,联盟内有帝鸿氏一系的浑沌,少昊氏一系的穷奇,颛顼氏一系的梼杌,缙云氏一系的饕餮,人皆称恶,而尧不能去。至于舜,则将此四凶流放于四周边远之地。

其次,舜加强了夷夏方国联盟政权建设,设官分职,并将其与虞国政权合而为一。后世称此一时期为虞,为有虞氏,与夏、商、周并列,实际上是以虞或有虞氏为舜所立政权的代称。尧在位时,各方国才俊、领袖,如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等人,都得到了重用,然而却“未有分职”,使得他们职责不明,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这说明尧时政权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舜继尧当政后,充分发挥军事民主制传统,与四岳、十二牧等充分沟通、咨询、论证,设立了以下官职:

司空,由禹担任,总领百官政事,兼平水土事宜。

司徒,由契担任,负责教化、民政事宜。

后稷,由弃担任,负责农事。

士,由皋陶担任,负责刑法事宜。

工,由倕担任,负责手工作坊事宜。

虞,由益担任,负责山泽畜牧事宜。

秩宗,由伯夷担任,负责礼教事宜。

典乐,由夔担任,负责乐教事宜。

纳言,由龙担任,负责出纳王命。

从尧时的“未有分职”到舜时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大进步。舜不仅要求百官各司其职,而且还进一步制定了考核办法:“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12]。

第三,舜加强了有虞氏一朝的制度建设。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祭祀制度。舜时的祭祀制度,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祖祭(主尧之祭祀)、上帝之祭、四时之祭(六宗)、山川之祭以及其他群神之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3]。舜完善和健全了祭祀制度,是其社会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2)礼乐制度。历史上虽然没有舜制礼作乐的记载,但是,舜任命伯夷为“秩宗”,专掌礼教;又任命夔为“典乐”,专掌乐教。说明舜对礼乐的重视。正因为积极推行礼乐教化,舜时收到了“上下咸让”的实效。

3)刑法制度。舜所设的士,相当于后世所谓的“士师”,专掌禁令、狱讼、刑罚事宜。担任这一职务的皋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法官,史载“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14]。舜时已有各种各样的“典刑”,如“五刑”、“官刑”、“教刑”、“赎刑”等等,刑法制度比较健全。

4)政区划分。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在位时,将全境划分为十二州,设十二牧。为了加强对十二州的统辖,舜还制定了巡守制度,定期巡视各方。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舜的政治中心,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虞国的大部最初在山东海岱地区。及至舜继尧即位以后,虞国迅速扩张,并与夷夏方国联盟渐渐合一,这时舜有可能将其政治中心移至中原。应该指出,舜划定的十二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行政区划。后来,禹据此予以调整,重新将全国划分为九州。

舜的历史创造性事业远远大于尧,所以舜开辟了新的时代:将虞从一个方国扩充为泱泱大国:“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5]这样一个大国,自然与夏、商、周一样,在地域上占居天下的中心,在政权性质上属于一族一姓之兴,在持续时间上有始有终,构成了与他族他姓政权有区别的完整的一代。因此,很自然的,虞被视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统一王朝。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2页。

2]城邦,亦称城市公社、城市国家。城邦在中国上古是否存在,以及城邦是不是国家产生的必经阶段,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其实,城邦并无一定模式,古希腊城邦与中国城邦或许有很大不同,这并不妨碍我们把那些有一个中心城市、周围领有若干邑和聚落的小国称之为城邦。

3]古代国家产生、发展的路径,除了笔者所主张的“城邦—方国—帝国”说之外,还有苏秉琦先生的“古国—方国—帝国”说,王震中先生的“邦国—王国—帝国”说等。各种说法大同小异,主要的差异在于最初产生的国家究竟是什么?

4]见《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载《中国文物报》1990726日。

5]司马贞《史记索隐》:“虞,国名。”

6]张学海:《海岱考古与构建山东古代史》,《海岱考古》第二辑,第432页。

7]参见罗琨:《“有虞氏”谱系探析》,《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8]参见罗琨:《“有虞氏”谱系探析》,王树民:《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

9]徐鸿修:《“虞”为独立朝代说——兼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10]见《礼记·表记》。

11][12][14][15]《史记·五帝本纪》。

13]《左传·成公十三年》。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编:《第三届中国大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