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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时代制度文明对夏王朝的影响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24:00  admin  点击:1237

虞舜时代制度文明对夏王朝的影响

 

周亚平 毛健

 

虞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随着田野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新的遗址、古物的不断发现,人们对虞舜时代有了新的认识。舜的思想道德和政治作为,使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因此可以说,虞舜时期是我国国家社会的过渡与形成时期。在中华文化史上,制度文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起源、发展、兴衰有一个漫长过程。虞舜正好处在上古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上承五帝时代,下传夏商周三代,由此追溯中华文明起源,进一步探讨虞舜时代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影响,不仅成为必要、可能,而且对梳理中华制度文明的源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深远意义。

 

一、尧舜时代的礼制对夏朝的影响

 

虞舜时代制度文明的重要表现就是礼的制度化,《舜典》记载,舜“修五礼”,即把原始习俗规范化。礼制的形成标志人类文明进入高级阶段,礼也就具备“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作用,这是以礼治理国家的理想状态。关于礼的含义,《说文·示部》云:“礼,履也。所以示神以致福也。”《段注》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字从示。豊者,行礼之器。”“履,本义为踩、践踏,引申为实践、执行。”[1]由此可见,“礼”字的本义是统治者进行祭祀上天的活动,以求上天保佑、赐福。《尚书·尧典》记载:“()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这种祭祀之礼同时也表明当时科学水平低下,极大程度上限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他们在自然面前十分迷茫困惑,无能为力。自然带给远古人类的种种灾难或者丰收,都会在人们观念中产生恐惧或敬重上天的意识,这是上天在控制人类的活动,赐予他们幸福或者降临祸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虞朝的统治者以代表天命的名义主导祭祀之礼,给他们的政治行为蒙上一层合法正当的神秘色彩。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必然会举行隆重的祭祀礼:第一种是摄行王位时祭祀上天之礼;第二种是军队出征时祭祀上天之礼。

舜在接受尧的传位后,便“肆类于上帝”,对上天进行隆重的祭祀,以此获得上天的保佑,为他及其治下的民众赐福。舜除了祭祀天神外,祭祀范围还涉及山川、丘陵、坟衍等自然领域。《尚书·尧典》记载:“()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这里山川指的是五岳、四渎,群神指丘陵、坟衍。在祭祀天神以求保佑思想的指引下,这一时期出现了崇拜祖先、祭祀祖先的礼制。《史记·五帝本纪》:“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史记集解》郑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史记索隐》云:“五府,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唐虞谓之五府,夏谓世室,殷谓重层,周谓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尚书·尧典》载:“归,格于艺祖,用特。”“艺”是“祢”的异体字。这充分说明舜继承尧帝位后要祭祀其祖先,同时舜每次巡守四岳回来后,都要用特牛来祭祀祖先,事死如事生[2]。

军队出征时,也必须祭祀上天,以求天神保佑战无不胜。《礼记·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类”是指祭祀上天的方式,这类祭祀因事制宜,不是定期举行的。“上帝”即天神,马融作注云:“上帝,大乙神,在紫微宫,天上最尊者。”

虞舜时期的礼制流传到夏朝,同样受王朝的重视,祭祀上天的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祭祀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野到文,由偶然、零散到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祭祀所表达的仍然是人与神之间神秘的宗教关系。夏启即位之后,举行盛大的开国祭祀乐舞:“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两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3]并以大规模的祭祀乐舞集聚部下,屡见于史籍记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4]“帝启……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5]墨子曾对夏启这种行为进行激烈抨击,认为启纵情声色,滥用祭祀乐舞之礼。“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6

从考古发掘看,在豫西和晋南发现的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的遗址里,出土的青铜器有鼎、爵、斝、盉等礼器和戈、刀等兵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和打仗用的青铜兵器,都是国家权力的物化表现形式。此外,遗址出土的玉礼器如戈、璋、圭、戚、钺等,也同样是王权和礼制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表现了夏代统治阶层在实施礼制方面的文明化、制度化程度。

与虞舜时代相比较,夏代祭祀的对象自然界万物,这种拜祭仍然笼罩在万物有灵观念之中。不过此时“天命”观念初步抽象到了一个具有至上神性质的位置,夏代祭拜上天与夏王权力的确立有必然的联系,但其范畴十分模糊,更不具有人格化的特征,可以说只是一种至上神观念的雏型。另外,夏伐有扈氏时宣布:“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7]可见,夏代在礼制上继承虞舜时代“敬天”的天命观,进而发展“法祖”的观念,更加重视祖先崇拜。在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中,夏代存在人祭、人牲现象。人祭发现多种姿势:或双手缚于背,或双手向上,或头身分开甚至肢解等不同祭法。这具有明显的原始宗教的野蛮祭祀特性,人祭或许是敬畏祖先或上天的一种残忍表达方式。

 

二、虞舜时代的官制对夏朝的影响

 

虞舜时代,因为氏族部落之间的大融合,面临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日益增多,服务大众的公共机构的设置便成为必要,依职责而产生的各类官吏登上了社会的政治舞台。尧时期,公职官吏的设置主要安排在农业和天文历法方面,人数也较少。舜时期,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劳动分工日益精细,需要大量官员管理社会事务,因此官员的设置人数也大量增多。《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可见舜时代官制的设立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职而置官,随着社会事务的繁杂,公职人员也日益增多。舜除举十六族外,《尚书·尧典》还记载了舜举禹、弃、契、皋陶、益等二十二人为官的史实。《尚书·周书》亦记载:“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孔安国传:“尧、舜考古,以建百官。内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上下相维,外内咸治。”孔颖达疏云:“唐尧、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数止一百也。内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为群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内典四时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长;侯伯,五国之长,各监其所部之国。外内置官,各有所掌,众政惟以协和,万邦所以皆安也。”这些文献资料说明:尧舜禹时代设置百官,层次分明,各有所司,明确分配职责。设置官员治理国家,并不是虞舜时代的首创,而是继承并借鉴了前代治理氏族部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了设官治理国家的制度,并对后起的夏朝官制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

夏朝建立后,国王是最高统治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其下属各类官吏,是维系国家政权的支柱。夏朝设置的职官,主要有军事、行政、农牧、造车、司法、赋税等方面的官职。《史记·夏本纪》云:“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启在战争开始之前,召集臣属,声讨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诫将士,要忠于职守。立功者赏,违命者严惩不贷。启灭有扈氏之后,诸侯皆臣服。誓词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军队将士的称谓。“六卿”,《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也。”“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郑玄曰:“左,车左。右,车右。”“御”,集解引孔安国曰:“御以正马为政也。”“正”,是夏代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吏之通称。见诸文献的有车正、牧正、庖正等,分别为管理车辆、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传·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曾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为之庖正”。夏朝设置太史令。太史令终古以谏桀无效而奔商闻名于世。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夏王还临时委任臣属执行专门的使命,犹如后世之钦差大臣。《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国曰:“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郑玄曰:“胤,臣名也。”

 

三、虞舜时代的法制对夏朝的影响

 

中国刑法的源流亦能上溯到尧舜时代。虞舜时期,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刑罚制度,同时有了一定的刑罚指导思想,是为中国法制社会的先河,对后世立法起着重要影响。

舜治理天下,需要硬性制定并统一刑律,向全国颁布,凭借暴力的手段和机构稳定社会、树立权威,使百姓儆戒。“帝舜三年,命皋陶作刑”[8],即舜曾命令皋陶制定刑法。《尧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在皋陶的主持下,对原始刑法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修订,形成“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9]。

《尚书·尧典》载:尧老,舜代为执政,制定了多种刑罚:“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国云:“殛、窜、放、流,皆诛也。”象以典刑,象刑是指用“画衣冠、异章服”的办法来惩罚罪犯。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解释说:“象者,画像。典者,《释诂》云‘常也’。《周礼·司圜》疏引《孝经纬》云:‘三皇无文,五帝画像,三王肉刑。画像者,上罪墨蒙赭衣杂屦,中罪赭衣杂屦,下罪杂屦而已。’”《孟子正论》也说:“古无肉刑,而有象刑。”《汉书·刑法志》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流刑是将罪犯流放远方的刑罚。舜曾流放共工、兜、三苗和鲧到荒凉地区。鞭刑和朴刑是用鞭、朴惩罚犯人的一种刑罚。而赎刑是犯人通过交纳一定的黄铜以获得赦免的制度。“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反映当时刑罚的指导思想是轻罚,重教化,但对屡教不改之徒则施以刑罚。以上刑罚的制定与实施,说明作为天下共主的虞舜,已经拥有了诛杀其他部落和氏族首领的特权。对整个社会的不同成员具有生杀及控制权力,已经破坏了联盟制度下部落之间地位平等、互不统属的政治原则。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正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君主及其官员拥有特权和维护特权的政治保障。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歌颂:“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这种现象为夏朝奴隶制法律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预示着奴隶制法律统治的时代即将到来。

夏王朝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就在虞舜时代的基础上制定了《禹刑》,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奴隶制法典。《唐律疏议·名例律》中有:夏刑三千条。郑玄注《周礼》说:“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可见夏朝法律数量应较多,规定比较细密,法制初具规模。《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后人大多将《禹刑》作为夏朝法律的总称。夏朝已初步形成奴隶制五刑,并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除了《禹刑》外,还有《政典》、《甘誓》。《甘誓》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法。

注释:

1]《尔雅》。

2]马兴:《尧舜时代制度文明略论》,载《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4期。

3]《山海经·大荒西经》。

4]《山海经·海外西经》。

5]《今本竹书纪年》。

6]《墨子·非乐》。

7]《尚书·甘誓》。

8]《竹书纪年》。

9]《左传·昭公十四年》。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编:《第三届中国大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