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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教“五典”与“宗法制”国家体制的形成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23:00  admin  点击:1642

舜教“五典”与“宗法制”国家体制的形成

 

陈仲庚

 

一、国家形成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

 

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其历史已经十分古老而遥远。但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则是近代才有的事;而且随着考古新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其话题也是常说常新,对国家起源的最早时间推断,从四千年追溯到五千年,近年来又有了追溯到六千年前的证据与说法。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似乎较西方又晚了一步,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的。

在中国的学术界,最早运用恩格斯的理论来探讨国家起源的问题并产生很大影响的学者应该是郭沫若。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52年出版的《奴隶制时代》等著作,都涉及了中国及世界国家起源的问题,而且是严格按照恩格斯的理论来分析国家起源的一般规律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一般的规律性”,“我不否认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程度的特殊性,但我却坚决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所揭发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经过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而来的,证明马克思学说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1]。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归根结底要服从一般规律,他把《诗经》中所描述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等大规模农耕生产现象定性为“种族奴隶制”生产方式,把殷商、西周定性为“种族奴隶制”国家。

受到郭沫若的影响,侯外庐在1955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与郭沫若将中国国家形成的特殊性归入到一般规律性的思维路向有所不同,侯外庐从恩格斯关于“古典的古代”国家和“亚细亚的古代”国家的分类出发,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并列起来,并归纳为两种不同的路径:“‘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替代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2]。从现象分析来看,侯外庐的归纳绝对是独具慧眼的;但他将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并列,从理论的逻辑性而论,似乎是不通的。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关注国家起源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而且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国家的起源才更具普遍性。例如谢维扬,他认为早期国家的发生发展过程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指早期国家直接从氏族社会中演化出来的那些个案,这可以称之为‘氏族模式’。第二种则是指早期国家是从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的酋邦社会中演化出来的那些个案,这可以称之为‘酋邦模式’”;符合“氏族模式”的个案只有古希腊和罗马两个古代国家,因而不具有普遍性,相反,“酋邦类型的原始社会在世界各地区的分布十分广泛,因此这一类型有很大的普遍性”[3]。再如王震中的观点也与谢维扬接近:“像希腊那样的奴隶制城邦,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中国国家的起源却代表了古代东方的一般发展途径”,“几大文明古国,基本上都是由青铜时代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奴隶制国家,也基本上全是以农立国。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中原地区夏王国的产生道路,更具有普遍意义,更具有一般性”[4]。但王震中没有仅仅停留在这种“普遍意义”的分析上,他在继续寻找国家起源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国家的出现,就是原始社会的彻底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而这个“终结”与“开端”,应该有一个“抽象标志”,而且应该是适用于一切国家形成的“共同标志”:“将国家形成的标志规定为阶级的存在与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无论对于农业民族还是对于游牧民族,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适用的。”[5]既然这种标志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形成,当然就是一种普遍规律,这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更接近于人类历史演进的普遍真实性。

当然,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不是国家起源或形成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探寻国家体制特点的形成及其原因问题。国家体制的不同特点,更能体现也更多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不同特征,进而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是十分浓烈,并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所以更值得研究。

侯外庐关于“国家替代家族”与“国家混合家族”的分析,其实暗示了国家体制的不同:古希腊、罗马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它彻底消灭了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无论是希腊雅典的“选举制”或是罗马的“共和制”,均剥夺了原始公社制下氏族家长的权利,丝毫看不到世袭制和家长式管理国家的形式,国家体制是新的,管理国家的领导人也是新的,这就是侯外庐所说的“人惟求新,器亦求新”;中国则是氏族家长直接成为国家领导人,而且长期实行世袭制和家长式管理国家的形式,国家体制虽然替换了原始公社制而成为了一种新体制,但国家领导人仍旧是氏族家长,而且是世袭制,这就是所谓的“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种世袭的家长式国家体制是怎么形成的?其原因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无非两个方面,即经济基础和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

 

二、大禹治水与“家天下”形成的经济基础

 

其实,中国国家的形成还有一个特殊性似乎被学者们忽略了,那就是经历了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化。

如果按照王震中的观点“将国家形成的标志规定为阶级的存在与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那么中国在五千乃至六千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这一结论是基于近年来所公布的两大考古发现:一是张家港市金港镇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其年代跨度约为距今58005300年,其墓葬区不仅把富裕权势氏族与平民氏族隔离开来,而且随葬品中有象征军权、王权的大石钺,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初级王权已经产生,社会已进入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古国’阶段”[6];二是常德市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发现,其年代跨度约为距今68004000年,经历了汤家岗文化(68006300年前)、大溪文化(64105310年前)、屈家岭文化(45604250年前)、石家河文化(46004000年前)等四个文化时期,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溪文化时期。该遗址不仅发现了王宫、神殿、祭坛的遗迹,其墓葬随葬品差距也非常大,少的只有12件,多的达100余件,个别的还有杀童殉葬现象;特别是城内发现了10余座陶窑,城外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田,城门口还有船埠码头,似乎是农、工、商既分工明确又结合紧密,再加上高大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俨然“一座威武雄壮、气势非凡的古代王城”[7]。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将城头山遗址的模型摆放在中国馆的入口处,称之为“世界第一城”,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古国。显而易见,无论是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存还是城头山大溪文化遗址,都可证明阶级的存在和公共权力的设立,都标志着早期国家的形成。同时,这两大发现还证明了另外两个历史事实: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较其他地区要早;二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五帝时代作为古代国家的存在应该不纯是传说,而是有其真实的历史依据的。

近代以来,学者们的通行看法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国国家的起源。因为从夏王朝开始,才形成为“家天下”,才符合从家庭到私有制再到国家的形成规律,而此前的“公天下”则是与“私有制”背道而驰的。然而,这里需要消除的一个误解是:所谓“公天下”与“家天下”的区别并非“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而是王位的继承是“禅”还是“传”的区别。我们不能说只有“传位”给子孙才是国家而“禅位”给他人就不是国家,果真如此,古希腊、罗马的“选举制”也很难称之为国家了。其实,不管是“禅让”他人还是“传位”子孙,都说明了“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存在,这正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说尧舜的禅让确实保留了原始氏族公社推选制的痕迹,那也只是原始氏族公社制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因为从黄帝到颛顼到帝喾再到尧帝,传位都不是禅让,而是在家族内部进行;也正因为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既超越“前贤”又空绝“后圣”,所以才那样地光彩照人辉耀后世。因此,夏王朝不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最早国家,它只是完成了由“公天下”向“家天下”的彻底转化,使宗法制传位的形式固定下来,奠定了绵延几千年的宗法制国家体制。

夏王朝为什么能够完成这一“彻底转化”?这首先是因为有“大禹治水”的经济基础。

我国是大河大陆型的地理环境,这就决定了古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原始氏族公社的时代开始,就是以水为生、以农立国的。我们的祖先总是“观其流泉”、“度其湿原”,以便“彻田为粮”,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之所以较其他地区要早,也是因为自然的水利条件较其他地区要好。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以治水闻名的古国,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既带来灌溉之便,也招来洪水之灾。因此,从黄帝以来,我们的祖先就累世同洪水作斗争。典籍文献记载鲧禹父子治水一用“塞”一用“疏”,这当然不仅是治水方法的问题,更是政治方针和管理体制的问题。鲧之所以采用“塞”的办法,是因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部署,而是由着各个方国乃至部落各自为政;由于方国和部落的闭塞性和狭隘性,不仅不能集中力量来治理洪水,而且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还不免采取“以邻为壑”的堵塞办法来危害他人。因此,这样的治水不仅不能成功,还会加剧相互之间的矛盾;鲧的被杀,也可以说是为了平息这种矛盾。

禹则吸取了鲧的教训,一改各自为政的分散治水格局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部署治水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统一措施:政治上,团结各个方国或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即按方国或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经济上,则按权力的高下来分配治水斗争的胜利成果——土地及其所属的人口。这种治水机构,原来只是为了维护治水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利益又恰好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所以时间一长,临时性的治水机构就演变成永久性的国家政权。

由于人工灌溉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基础,因而氏族公社共同体在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曾“致力于沟洫”。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水井、水渠痕迹,即说明当时已有人工灌溉的沟洫系统。周族的祖先古公嬗父率领族众迁到岐下时,“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诗经·大雅·绵》),也是利用公社的组织形式,来划分疆界,分配土地,并动员族人疏导沟洫,组织农耕。正是人工灌溉的需要,我国进入奴隶社会时,公社组织被保留下来,并在公社的外壳下逐步建立了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奴隶制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土地和生产者均不是个别奴隶主私有,而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国家所有。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大一统的宗法制国家体制,并一直延伸到整个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

三、舜教“五典”与“宗法制”国家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

大禹治水的成功,让他掌握了全国的土地和奴隶的分配权,使夏王朝“家天下”的建立有了经济基础。然而,对于这种新的转变,如果仅有经济基础而没有思想意识的基础,如果人们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不能接受这一转变,则“家天下”即使建立,也很难巩固。事实上,任何一种新旧政权、新旧制度的更替,都需要思想舆论的先导作用。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8];“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9]。毛泽东从建立新政权和推翻旧政权两个方面肯定了思想舆论的先导作用,他所总结的虽然是现代社会的规律,但运用于古代社会同样起作用。夏王朝的家天下之所以能够建立而且巩固,乃是因为此前已经有了坚实的思想舆论基础,这就是舜帝所推行的孝道和“五典”的教化,使“家庭”意识得到明显的强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家庭”意识与“家天下”的建立,同样体现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恩格斯曾提出了两种生产互相制约的经典理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这就是说,两种生产始终对社会制度起着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制约作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社会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受人类自身生产的制约,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类自身生产的影响。但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人口的生产就越来越服从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受到所有制关系的制约。然而,中国的情形则有点不一样,家庭的血缘关系在国家体制中一直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国家起源的一般规律是基于“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的结果,中国夏王朝完成从“公天下”到“家天下”亦即从“禅”到“传”的彻底转化,则是基于“血缘”私有和“家庭”意识强化的结果。

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舜帝时代已进入成熟的农耕文明时代,血缘关系是建构人际关系的基础和纽带,道德的核心是家庭伦理。虞舜在年轻时即以孝著称于世,《尚书·尧典》载,帝尧让四岳推荐帝位的继承人,四岳即以虞舜为荐,其理由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即是说,虞舜是在“父顽、母嚚、弟傲”乃至“皆欲杀舜”的险恶环境中,仍能做到“顺适不失子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史记·五帝本纪》),体现了他以“孝”和家的韧性和以“和”兴家的智慧。在担任尧帝的司徒之后,虞舜又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制定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项基本道德准则,当时被称之为“五典”。虞舜谨慎地理顺了这五项道德准则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教化,使之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指南。虞舜继帝位之后,又以契为司徒,继续进行“五典”之教。经过长时间的宣传教化,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五典”的道德准则得到了天下百姓的普遍遵从。

虞舜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安秉均认为,原始社会没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的家庭伦理,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才逐渐有了家庭伦理。上古文献记录的尧舜时代是当时父系氏族社会初期,所以需要确立父系氏族社会伦理[10]。也就是说,舜帝的时代正是中国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进化的转折时期,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五典”,正是当时社会文明的需要和显著标志。虞舜正是顺应了这种需要,所以才得以成功,这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顺应了农耕文明的需要。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相比较,前者更需要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商业文明而言,战乱还可以让某些商人发战争财、国难财;对农耕文明而言,战乱则只能带来生产的荒芜和毁坏。再者,从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他们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成为最直接也是最佳的选择。随着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家庭伦理道德也得以产生并逐渐发展成熟。用“五典”来维护小农经济,应该是最有效的,能够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整个家庭也就和谐稳定了。有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就有了基础。

“五典”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为深远,后来的儒家将“五典”改造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五伦”道德原则,使之成为中国君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上下一致坚守的准则,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因此可以说,“五典”的通行不仅为夏王朝“家天下”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几千年宗法制体制的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所谓“宗法制”,是维护男性社会贵族血缘统治的等级制度,以嫡庶、长幼、亲疏的关系,决定贵贱、尊卑、高下的地位,使天下国家从父系家长统治进而扩大为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宗法制萌芽于夏,形成于商,成熟于周。按照周代最为典型的宗法制规定: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由嫡长子继位,奉祀始祖,叫做“大宗”;大宗只有一个,百世不迁。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封为诸侯,叫做“小宗”。每世的诸侯也由嫡长子世袭,其同母弟与庶兄弟则为卿大夫,诸侯相对于卿大夫来说又为“大宗”,卿大夫则为“小宗”。依次类推,卿大夫之下为士,士下则为平民。这种由嫡长子世袭的制度,在官职上叫做“世卿世禄”制度。宗法制将宗法关系与政权关系混而为一,天子既是至高无上的国君,又是天下王室家族的大宗主,且分封制的等级秩序又与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相吻合,这样,君权体系与族权体系便合二为一,家国一体。

宗法制在后来的演变中不再像周代那样严格,但其基本特征仍然不变,如皇位的嫡长子世袭制、父权家长制,以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紧密结合和相互渗透等等,都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长期保存,成为上层建筑中的主要部分。因此,舜教“五典”对家庭观念和家庭伦理的强化,不仅为“家庭”的和谐稳定并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更为“家天下”宗法制国家体制的形成及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本质特征:伦理政治或曰政治伦理。

尤为重要的是,舜教“五典”更为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凝聚提供了心理基础,因为家庭、家族意识的强化,中国人在祖先崇拜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根问祖、慎终追远,最终都把自己归结到“炎黄子孙”的名下,这种民族心理的认同,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它使得中华民族虽是几经磨难,但仍能保持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延续不断。在今天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我们需要更多地借鉴西方文化的“法治”理念;在文化建设和心理认同方面,则需要到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思想资源。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已绵延了四千多年,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发扬光大,哺育了一代代华夏儿女,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构成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11115页。

2]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2页。

3]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74页。

4]王震中:《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中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5]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东夷民族的国家起源》,《中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6]李伯谦:《崧泽文化大型墓葬的启示》,《新华文摘》2011年第7期。

7]张晓莲:《中国最早的古城遗址城头山》,《新湘评论》2010年第11期。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8),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10]安秉均:《诗经的家族伦理分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编:《第三届中国大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