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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时代中国礼制文明的形成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18:00  admin  点击:640

虞舜时代中国礼制文明的形成

 

田广 林魏尉 孙玮

 

 

关于文明的概念,学术界向来存有争议。西方的社会进化学派认为文明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高级阶段。按照摩尔根的理论,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肯定了摩尔根的说法,并且明确地指出: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由野蛮到文明的基本途径是从部落到国家。本文采纳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认为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谓文明起源是指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过程,而文明的形成则是指国家社会的到来。

根据这样的理论,可以把农业发生以来最近一万年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前国家和国家时期两个时代。前国家时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而国家时期则是中国的文明社会历史。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上观察,在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祭祀神灵来运作和实现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的历史称之曰“神权时代”。国家出现后,管理社会的主要机制不再是神的权威而是王权的运行,因此可以把国家文明时代称之曰“王权时代”。秦朝以前,中国古代国家的最高管理者曾长期称“王”,秦以后则称“皇帝”,这期间,古代中国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又可依国家元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把古代中国的王权时代划分为秦朝以前的“王国”和秦朝以后的“帝国”这样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根本上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有两个:一是平衡内部矛盾,另为抵抗外来入侵。平衡矛盾靠政治制度,抵抗外敌靠军事武装。夏商周之际,中国早期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在不断整合升华远古以来祭神礼仪基础之上形成的礼仪制度,即所谓礼制。这个制度的核心内容有三个:一是祭祀天地,二是祭祀祖先,三是尊崇王权。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地是人类祖先和人间衣食的根本,祖先是现世君王及其族系成员的由来,君王则是国家军政和教化的总控与开关。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的根本目的是在于神化现实王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支撑点”。尊崇王权是中心,祭天和祭祖是神化王权的两个支撑点。祭祀天地和祖先既是古代中国社会最高层次的伦理和哲学,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制度。

所谓祭祀,本质上就是给天地、祖先等各种神灵奉献礼物的仪式,所献礼物主要是满足神灵吃穿用之需的“牺牲玉帛”。中华礼制文明的“礼”字,在上古文字中,本义是以器物盛玉奉献给神灵,目的是求得神灵的福佑。 《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这里的“豊”,许慎在《说文》中认为是“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而据王国维考证,作为行礼之器的“豊”,并不是“从豆”的象形字,而是“象二玉在器之形”的会意字。古人最初是把用器皿盛装玉器敬献神灵的祭祀活动称之为礼。换句话说,所谓礼,最初是特指礼敬神灵,其基本形式之一就是给神灵献玉,其根本目的在于“致福”。所谓“致福”,就是通过给神送礼来换取神灵的欢心,从而得到神灵的福佑。说穿了,人们所以祭神是因为有求于神,其实质在于贿神,也就是用“牺牲玉帛”等礼物来与神灵的魔力交换,从而祈求得到神灵的保护。

既然祭神的目的在于求得神的福佑,那么就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让神知道送礼的目的。这种仪式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就是祷告。后来,这种以祷告为基本内容的宗教仪式,也称之为礼。如此说来,所谓“祭祀”,就是通过祈求祷告等仪式有条件的给神送东西,这种行为就叫“礼”。而中国古代早期的礼仪活动和初期的社会管理活动,追根溯源,都与以玉为道具的宗教礼仪活动密切相关。

人们礼祭神灵的主观愿望是祈求神灵的保护,这叫礼尚往来,可是客观效果却制造出了人神之间的等级差别,这就叫“礼尚等级”。所以,礼的引申意义就是不平等,就是有差别。最初的等级差别产生于人神之间,是神与人的不平等。后来,那些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特殊作用、沟通人神之间交往的祭司(即巫师)们,随着宗教礼仪生活的发展,其身份地位也渐次与一般人众拉开了差距,于是世俗社会便分化出了上下贵贱的等级差别。与此相适应,贵贱等级之间的交际往来也相应地发展出现了用以规范人们言行举止的礼仪系统。当这种等级差别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家就应运而生,礼制也随之形成。这就是中华古国源远流长的礼制传统的来源。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国家制度得到确立的时期,而在此之前的“五帝”时期,则是中国国家文明起源和形成时期的历史。所谓“五帝”,实际上是一个指代诸多之帝的统称之词,并不一定以“五”为限,如《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即含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六帝。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编年序列,在夏朝产生之前的1000年间,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再往前推则是仰韶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五帝”活动时期,大体上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其中,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约当仰韶时代晚期至早期龙山时代,距今约5000年前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本史源。尧、舜时期,则大体上相当于龙山时代中、晚期,距今约4500年前后。

自从汉司马迁著《史记·五帝本纪》,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便成了中华人文始祖,而黄帝时代,也便自然地成了中国文明历史的开端。但是,先于司马迁约500年整理国故、订定六经的孔子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中国文明历史的源头追溯到虞夏之书的《尧典》和《舜典》。

据孔子订定的《尚书·虞夏书》记载,尧舜时代,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以尧舜为代表的超越普通民众意志之上的巨大公共权力,而且还出现了刑罚、礼乐和度量衡制度,已经具有了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这种早期的文献史料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信息可以在近年取得的史前考古学材料中获得有力的支持。

与仰韶时代相比,尧舜生活的龙山时代出现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项:一是伴随着各地雨后春笋般成批涌现的城堡群,出现了一批具有国家政权象征意义的都城;二是以玉质礼仪用具为标识的中国传统礼制因素得到了明显增强。

目前在各地发现的龙山时代古城,已有50余座。集中分布于4个地区:一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中原地区;二是内蒙中南部的河套地区;三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地区;四是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在各地城邑普遍兴起的基础上,发展出现了一批以夯筑城墙为防护设施、以宫殿、宗庙等台基式礼仪建筑为核心的都城,从而构成了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识。其中,较有代表意义的是近年来发现的被认为是唐尧之都的陶寺古城。

经发掘得知,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此城内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城址中发现的大型的宫殿建筑、以观象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礼仪建筑、大型墓葬、手工业作坊、大型仓储和下层贵族居住区等都呈现出明显的分区分布特点。其中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中南部和中期城址东北部,外围发现有护壕围护迹象,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宫殿的核心建筑区位于宫殿区的中南部,为一巨型夯土台基式建筑群,总建筑面积约7800平方米。

十分明显,陶寺古城在占地空间的规模、礼仪建筑设施的齐备和建筑技术的先进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寻常的空前成就,因此学术界认为陶寺古城已经具备了都城的基本特征,应为虞舜时代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一座重要都城。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陶寺遗址为唐尧帝都的假说,尽管这种说法目前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科学证实,但陶寺古城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史上具有的由普通城邑到帝王都城的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应属客观。

陶寺以外,与虞舜活动相关的文化遗存,近年也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古代典籍中最早记录虞舜活动地望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生当东周晚期,在周人的观念中,位于华夏系统之东的近海居民谓之夷,因称东夷。所谓“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大体说来,古代东夷人的活动地望,是以黄河下游的山东省为中心,西及河南、河北东部,北及河北东北,南及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即所谓海岱地区。

距今5000年前后生存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被认为是与传说中的太昊或皞和少昊族团的历史活动有关的早期东夷文化遗存。就是在这一时期,海岱地区的古文化在与周邻古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占据了上风,起到了一种主导性的推动作用。最早出现于大汶口文化的鬶、盉、高柄杯、大口尊等后世习见的礼器器类,开始成为中原一带的典型高端陶质礼器,而由大汶口文化肇源的磨光黑陶,也为周邻地区的古文化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时尚。五莲丹土、滕州西康留和阳谷王家庄等大汶口晚期城址的发现,表明此间的海岱地区的社会发展,已经步入复杂社会阶段。

到了虞舜生存的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东夷社会,崛起了成群的城邑。诸如在山东境内发现的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淄博田旺,寿光边线王,五莲丹土,滕州尤楼,阳谷景阳冈、皇姑冢、王家庄,茌平教场铺、尚庄、乐平铺、大尉,东阿王集以及位于江苏连云港的藤花落古城遗址等,都属于此间虞舜文化存在的重要物化表征。

其中位于济南章丘市龙山镇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是一座平面呈“凸”字形、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在这座大型城址周围南北约20公里、东西约25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龙山文化遗址40余处,其中,小坡、牛官庄、马安庄、季官庄、马彭南、黄桑院6处遗址面积约36万平方米,其余遗址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下,形成了一个以城子崖城址为中心的,具有都、邑、聚三级聚落形态的早期国家空间结构。

如前文所说,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文明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祭祀天地、尊崇祖先、突出王权为核心内容的礼仪制度。这种礼仪制度在城中的基本物化表现形式,就是以尊崇王权的宫殿、祭祀天地的坛社和祭祀祖先的宗庙等一系列礼仪建筑的出现。具有这种礼仪建筑设施的城,与其他普通的城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城就是都城。古代文献上说: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又曰:“天子所宫曰都。”所以,有无宫殿坛庙等礼仪建筑,是区别王都与一般城邑的基本指标,同时也是判定一个社会是否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根本标志。所以应该强调的是:广义上的城邑出现与否,并不能作为国家文明时代是否到来的评判标准,只有都城的出现才是国家文明社会可靠的指标。因为在前国家时期,也可以出现以城墙的圈护为特征的闭合空间。

目前已经确知,夏、商、周三代的都城,无一例外,都有宫殿坛庙之设。《墨子·明鬼》:“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祖为祖庙,社为社坛,是祭祀天地的地方。《礼记·曲礼上》:“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位于连云港市的藤花落龙山文化古城遗址,就是一座具有早期都城性质的方形复城城址。此城拥有采用版筑夯土建成的内、外两重城墙,内城发现有3处大型台基式宫殿建筑基址,外城墙垣周长1520米,墙宽2125米,残高12米,面积约14万平方米。城外设有护城河。

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共同表明,作为天子所居的早期都城,一般都是由内外两重城墙构成的重城。其中,内为城,外为郭。内城是供王者居住的地方,置有宫殿和宗庙等高台基式礼仪建筑,称作“郭”的外城是各类职事人众居住的地方。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藤花落古城的内城外郭之制以及内城中心的成组礼仪建筑及城外的沟河防御体系,体现的正是虞舜之际中国国家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历史信息。

(张福秀、许传平编:《诸城大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