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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18:00  admin  点击:5301

 

陶寺文化晚期分布范围扩展至临汾盆地的广大地区。除陶寺遗址外,还发现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洪洞侯村[47]、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重要遗址。陶器制法包括手制、轮制和模制。陶质以泥质灰陶为最多,夹砂灰陶次之,仍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磨光黑陶,出现少量的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但所占比例较中期减少,篮纹数量大大增加,方格纹数量也有所增加。器形的种类基本同中期,但釜灶和夹砂缸绝迹,新出现陶甗。盛行陶鬲,种类较多,有直口肥足鬲、单把鬲、双鋬鬲、高领鬲等,其中双鋬鬲最多。斝有圆腹圜底盆形斝和敛口折肩釜形斝两种。新出现深腹簋。还有单耳罐、单耳或双耳平底或三足杯、粗柄或细柄豆等器类。从年代来看,陶寺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接近或已经进入夏初纪年范围之内,其年代应与禹、启时期甚至太康、少康时期相对应或接近。有学者研究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大体与夏县东下冯遗址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分为相对早晚的两段:早段年代相当于禹时期,晚段年代相当于夏启时期[48]。

与陶寺文化中期情况相似,陶寺文化晚期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异,主要表现在陶寺城垣被废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各类文化遗存中充满了暴力色彩;外来文化因素增加明显,各种形式的陶鬲完全取代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说明当时有拆毁城墙的行为。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部分遗迹单位常堆积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如夯土块、白灰皮,说明这个时期曾有大规模的人为毁坏大型建筑的行为。一些陶寺文化中期的墓葬被有意破坏,从墓坑中央挖大扰坑直抵棺椁部位,或坑套坑地挖下去,这不像是一般的盗墓活动,更像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政治报复行为。如陶寺文化中期墓葬ⅡM22,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扰坑ⅡH16打破,该坑从墓北壁中段打破墓室,直捣棺室,毁坏棺的上半部分,棺内有散乱的墓主尸骨残骸和残余的随葬品,坑内有扰乱的人肢骨残片和随意抛弃的5个人头骨[49]。类似的毁墓行为不是个别现象,中期小城内的贵族墓葬在陶寺文化晚期遭到了全面的捣毁和扬尸。2002年发掘的一陶寺文化晚期灰沟(IHG8)出土有30余个人头骨,分布杂乱,上面多有砍斫痕,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少量是女性,其中有一具被暴力残害致死的成年女性人骨,两腿叉开,一腿弓起,阴部被插入一根牛角[50]。陶寺文化晚期如此规模大、范围广、性质惨烈的变异,无法用同一族群内部政治斗争或社会矛盾激化所致来解释。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只有来自敌对异族邦国的侵入、报复、破坏等异常行动才有可能出现毁城垣、废宫殿、拆宗庙、扰陵墓等暴力行为。

从文化性质上来看,尽管陶寺文化晚期已跨入夏初纪年范围,但其仍然不属于夏文化的范畴。近年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已成为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基本共识。而二里头文化是由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之煤山类型经新砦期遗存发展而来。另外,文献中关于禹和启以及夏族的记载也主要集中在豫西地区。因此,分布于颍汝河中上游地区的煤山类型应是先夏文化,煤山类型晚段和新砦期遗存很可能是禹和启时期的夏族文化遗存[51]。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发现,陶寺文化晚期与煤山类型、新砦期遗存虽然有一些联系,但文化面貌却迥然有别,与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更是衔接不上;而与当地固有的陶寺文化早期、中期虽然有一定的变异,但整体上仍属于同一文化体系的延续发展。

虽说陶寺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夏文化也不始源于晋南地区,但禹、启时期的夏族却控制了今晋南地区。在尧舜时代,鲧和禹是分布于今豫西地区的夏后氏的代表,其族群势力很大,如王湾三期文化在后期时已经扩大到整个豫南地区,其影响已达湖北北部。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禹继舜之后成为“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之首长。因陶唐氏尧、有虞氏舜等族群皆分布在晋南地区,陶寺一带的平阳为该联盟的政治中心,那么禹继舜之后任联盟首长,也理应“就职”于陶寺一带。对此,文献中有明确反映,如《左传·哀公六年》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此“夏”应为夏禹,说明夏禹与唐尧、虞舜一样,也以山西一带的“冀州”为联盟政治中心所在地。《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则具体指出夏禹的“都城”除了位于豫西的“阳城”之外,还包括晋南的“平阳”和“安邑”。平阳即临汾一带的陶寺,“安邑”在夏县境内[52]。此记载看似矛盾,实际上道出了夏禹曾经控制今晋南广大地区的历史事买。

陶寺文化晚期发生变异的原因当与夏后氏禹对有虞氏的政治颠覆活动直接相关。据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的记载,与有虞氏舜通过武力取代陶唐氏尧一样,来自夏后氏的禹也是通过武力手段才获得“帝位”的。从《史记·夏本纪》等文献可知,早在舜时期,来自夏族的鲧由于治水不力,遭到惩处,被舜“殛于羽山而死”,这就埋下了夏后氏对有虞氏仇恨的种子。继鲧治水之业的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不敢”二字,虽然说明夏禹的敬业精神,但也暴露出夏禹惧怕治水不成功而受舜惩罚的心理。从另一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夏禹控制晋南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当地原有势力的强力抵抗。文献中有“禹避商均”的说法,如《孟子·万章上》曰“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世本》、《史记·夏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这说明禹时来自有虞氏的商均势力相当强大,禹不得不暂时避让于阳城。随着夏后氏禹之军事、政治势力的逐渐增强,最终战胜了有虞氏商均的势力。陶寺文化晚期发生的城垣被废弃,宫殿、墓葬和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被毁坏,各类遗存中充满暴力色彩等现象,应该是夏后氏禹与有虞氏发生争战,胜利者禹对失败者有虞氏的报复行为所导致的。

在夏族控制晋南的过程中,夏文化对该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部分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夏族文化因素也随之在晋南地区显现:如陶器纹饰中,陶寺文化晚期绳纹所占比例较中期减少,而方格纹数量却逐渐增加;陶器器壁较薄,火候较高,陶色纯正,轮制陶增多;浅盘高圈足豆、甗等河南龙山文化典型因素出现。此外,河南龙山文化中广泛流传、本源于山东龙山文化的盉、鬶等陶器在陶寺文化晚期中见到。

陶寺晚期陶鬲流行,完全取代当地传统炊器——釜灶成为最主要的炊器,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习俗的重大变化,也意味着居民族属结构的部分变化,应当与某些使用陶鬲的部族文化的强力影响有关。文献记载禹即“帝”位,周族仍任“后稷”之职;夏启时期,周族首领接受夏王朝的统治,仍然活动于晋南一带[53],因而陶寺晚期遗存的族群可能还包括以陶鬲为主要炊器的周族。

注释:

1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b高炜、张岱海、高天麟:《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c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d黄石林:《再论夏文化问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e张德光:《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文物季刊》1989年第1期。

2][23][28][40]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3a刘绪:《简论陶寺类型不是夏文化》,《史前研究》(辑刊)19901991年。b罗新、田建文:《陶寺文化再研究》,《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c张国硕:《夏商周三族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0期。

4]高炜:《关于陶寺遗存族属的再思考》,见《手铲释天书》,大象出版社,2001年;《陶寺,一个永远的话题》,见《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5a王文清:《陶寺文化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b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c同[3b。

6a黄崇岳:《虞代与龙山文化》,《中原文物》1987年第2期。b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7a同[2]。b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

8][24]高天麟、张岱海、高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9]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襄汾丁村曲舌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4期。

10]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

11]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28日。

12][16][18][26]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见《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13]卜工:《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第2期。

14]董琦:《陶寺类型的文化归属》,《山西文物》1987年第1期。

15]高天麟:《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兼与卜工同志商榷》,《文物》1992年第3期。

17]张岱海:《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 

20a同[13]。b董琦:《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

21a王守春:《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8期,2001年。b同[12]。c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22]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第45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338页。 

27]张国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

29]同[5a。

30]李民、张国硕:《晋陕豫相邻地区部落联盟与酋邦联盟的形成》,见《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第一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3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3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曲沃县方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4期。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35][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36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8页。b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37]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39]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文物》1989年第4期。

41]王克林:《晋西南龙山文化与有虞氏》,《文物世界》2002年第1期。

42a,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见《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b周苏平:《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c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

4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17页。

44a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b王克林:《试论齐家文化与晋南龙山文化的关系》,《史前研究》1983年第2期。c李仲立:《试论先周文化的渊源》,《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d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见《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e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8794页。f杨升南:《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g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1982年。

45]邹衡:《论先周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6]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县耿壁、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6年第5期。

48]田建文:《东下冯龙山晚期遗存分析及意义》,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51a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中国文物报》2001620日。b赵春青:《新密新砦城址与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c许顺湛:《寻找夏启之居》,《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d马世之:《新砦遗址与夏代早期都城》,《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52]《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安邑故城在绛州夏县东北十五里,本夏之都。”

53]《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不窋末年,夏后氏政率,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集解》引韦昭:“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国语·周语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考古》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