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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一)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17:00  admin  点击:1411

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

 

张国硕

 

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30多年来,有关陶寺文化的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文化性质和族属问题产生了诸多认识和争议。如在陶寺遗址发掘之初,有学者认为它是夏文化[1]。随后,李民先生发表不同看法,指出陶寺遗存与尧舜时代文化有关[2]。1990年以后,刘绪等先生以及笔者都明确否定陶寺文化为夏文化之说[3]。近年来,“陶寺文化非夏文化”的观点已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甚至部分原持“陶寺文化为夏文化说”的学者也转而认为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4]。目前,有关陶寺文化族属的争论重点集中在唐尧和虞舜上,主要有“唐尧说”[5]、“有虞氏说”[6]和“尧舜说”[7]等三种主流观点。笔者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在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研究上,简单化、单一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不能笼统地说陶寺文化就是某某时代、某某族群的文化遗存,更不能简单地说陶寺遗址就是某一族群或早期国家的政治中心。纵览有关材料不难发现,陶寺文化事实上可分为早、中、晚三期[8],延续时间比较长,至少达数百年之久,不是某一族群某一首领的生存年代所能涵盖的;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总体上看有着连续发展的序列,但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皆发生了大的变异,甚至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显现出来,不应是某单一族群文化的自然、和平之演变;而文献材料表明晋南地区在尧舜禹时代族群关系错综复杂,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周族以及其他族群分布其间,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也应是复杂多变的,其文化因素的构成应是多元的,且不同时期的民族成分、民族地位当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和文献资料整合的角度,对陶寺文化不同阶段的性质与族属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已发现的陶寺文化遗址中,属于早期的遗址相对较少,主要有3处:即襄汾陶寺、丁村曲舌头[9]和临汾下靳遗址A类遗存[10]。早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轮制少见。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器表除素面和磨光外,主要是绳纹,也有少量篮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和划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器形多平底器,主要有釜灶、斝、扁壶、大口罐、小口折肩罐、折腹盆、深腹盆、浅盘豆、单把杯、高领尊、碗、钵等,还有深腹罐、盆形鼎、斜腹盆、甑、缸等。斝式样较多,有深腹圜底盆形斝、单耳罐形斝、折腹斝等。大型城址的发现[11]是陶寺文化的一大特色。在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建造了早期小城,属于“都邑文化”性质[12]。陶寺早期小城规模巨大,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面积达56万平方米,为同期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之一。该城布局严整,功能完备,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内中南部有相对独立、封闭的宫殿区,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小城外东南部,有排列有序、等级分明的墓地,已清理出大、中、小各类墓葬1000多座,包括随葬鼍鼓、特磬等高规格礼器的“王”级大墓。这些说明陶寺文化早期已进入了雏形国家的阶段,而陶寺早期小城应为这个时期的都城或政治中心。

对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有学者认为它应属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范畴,为其晚期阶段[13];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整个陶寺文化(类型)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同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前者是后者文化发展序列的“顶峰”或“文化水准较高的阶段”[14],这些观点很值得商榷。从文化面貌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中确实含有斝、釜灶、夹砂罐、鼎、折肩平底瓶等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在陶寺文化之前,晋南地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通常情况下,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应是其前身。但这些研究者似乎只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共性,而淡化甚至回避了其诸多差异性。据长期从事晋南考古工作的高天麟先生统计,陶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共发表早期陶器35件,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未曾见过的器形就多达1426件,包括矮领深腹瓮、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扁壶、折腹盆、敞口盆、扁足器、泥质单耳罐、单把罐形斝、折腹斝、深腹斝、矮把豆、彩绘壶、彩绘龙盘等;而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的器形只有489件,主要是夹砂单耳罐、釜灶、小口折肩罐等[15]。这一统计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应该是“小同而大异”。对此,何驽先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统计分析,认为陶寺早期所包含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典型因素约占1798%,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变体因素约占787%,陶寺早期独特的个性因素约占2472%,其余的摒弃因素约占4943%。并把变体因素平分,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则多达7809%[16]。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相信人们是很难把它们归入当地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之中的,而“陶寺文化”的命名[17]被学界最终认可也正是基于如此考虑。因此,陶寺文化早期可以定性为:非当地固有文化的自然延续发展,以新文化因素为主体、并融合了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的外来文化。

陶寺文化在晋南的形成以及陶寺早期小城的出现当与某一政治实体的迁移、入居有关。陶寺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本身又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18]。此现象符合外来文化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另外,陶寺城址的形成并不是陶寺遗址自身长期发展的积累,这也符合外来文化的特点。陶寺遗址目前发现最早的遗存被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段[19]。关于这类遗存,有人甚至认为年代更早,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即西王村类型或西王村文化[20]。虽然认识上有一些分歧,但对其年代的判断基本上还是接近的,即介于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或者说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偏早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偏晚价段、且与陶寺文化早期又有明显承袭关系的文化遗存在陶寺遗址并不存在。这就是说,在文化因素和年代上,陶寺遗址所谓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与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由此可知,当陶寺文化的族群进入陶寺一带时,这里已长时期无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与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来文化迁入的结果。至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来源情况,目前还不十分明了,尚未发现哪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其直接紧密相关。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部分文化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东方河北、山东等地甚至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21],但这还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印证。

从目前考古与文献材料综合来看,陶寺文化早期属于陶唐氏族群文化、陶寺早期小城为陶唐氏尧都和“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最大。此有三方面的证据。

一是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和陶唐氏尧的生活年代接近。关于陶唐氏尧生活的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二三百年左右,如翦伯赞等先生曾推定唐尧的年代为公元前2297年[22];李民先生依据《孟子·尽心下》、《史记·三代世表》等古史文献,推定尧舜时期应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之间[23]。关于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高天麟等先生曾认为其上限约当公元前2500—前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24];1991年发表的陶寺文化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多集中在公元前2400—前1900年之间[25]。这些数据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都涵盖了一般认定的尧舜时代的年代区间。近年主持陶寺考古工作的何驽先生依据第一手材料,结合相关文化遗存研究成果,综合分析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了说服力较强的看法,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年代为公元前21002000年,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26]。若此判断无误,那么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与陶唐氏尧所处的年代是大致对应的,皆为大约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

二是文献所载陶唐氏尧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与陶寺文化早期的社会性质相一致。所谓“尧舜时代”,应是指史前时期以尧为代表的陶唐氏、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等族群生活的年代。学界往往把龙山文化的年代与尧舜时代相联系。尧舜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与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或称作“雏形国家”阶段[27]。文献记载中的尧舜时代社会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属定居的农业经济,已组织兴建大型工程;私有制产生,刑罚出现,社会等级形成,统一的决策机构开始建立,最高权威出现,战争接连不断,但尚未出现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政体[28]。这个时期推行墓穴浅而无坟堆的葬俗;使用陶器、彩绘器、木器和漆器;音乐发达,以龙为图腾之一[29]。而陶寺文化早期的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建造宫殿、城垣等较高的技术;早期墓葬大、中、小类型的差别,说明等级制度已经存在;流行竖穴土坑葬、掘穴浅、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说明当时埋葬无封土标志;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生产出大量陶制生活用品,能够制造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和漆器,大墓中出土有彩绘木鼓(鼍鼓)、石磬(特磬)和陶异形器(陶鼓)等乐器,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些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特征十分接近。此外,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材料可知,尧舜时代包括禹时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邻的豫西、陕东、晋南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首的区域联盟,其成员包括鲧与禹、契、皋陶、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后稷)、朱虎、熊罴、四岳等。从陶寺文化与其他同期相邻文化的关系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在今豫陕晋相邻地区广大的范围之内,尽管有诸多山脉、河流等自然屏障阻隔,但三地之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三地龙山文化皆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都存在轮制、手制和模制等陶器制法,袋足器发达;纹饰都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都有鬲、斝、鼎、盆、豆、罐等器类,有些器形十分接近。显然这一地区存在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盟关系[30],这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存在的区域联盟也是完全吻合的。

三是陶寺遗址所处的晋南临汾一带是陶唐氏尧的重要活动地区和尧都平阳所在。《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曰:“两河间曰冀州。”《尔雅·释地》郭璞注冀州:“自东河至西河。”《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西河之东的今山西省境西部,古代也称为“河东”。《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汉书·地理志》曰:“河东土地平易……本唐尧所居。”从上可知,冀州之范围应主要在今山西境内,是唐尧生活的地方。文献还记载唐尧统治的中心在汾河流域。如《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后帝”()时,“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是因”是说唐尧之族群因袭实沈居于“大夏”。大夏之地望,《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在汾、浍之间。”此外,一些文献又记载尧的活动中心在“平阳”。《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条下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水经注·汾水》曰:“(汾水)又南径平阳县故城……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史记·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平阳故城即晋州城西面,今平阳故城东面也。《城记》云尧筑也。”《史记·晋世家》记叔虞居唐“在河、汾之东”,《正义》说:“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正合在晋州平阳县。”平阳,春秋时为晋羊舌氏封地,战国时为韩邑,秦汉置平阳县,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与襄汾县相邻,陶寺遗址在其范围之内。

 

 

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陶寺遗址新建大城和中期小城,并设立新的高规格墓地,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除陶寺遗址外,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重要遗址还有襄汾丁村[31]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32]、翼城南石—曲沃方城[33]等。中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陶器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陶质仍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灰陶比例增加,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皮陶的比例有所下降。纹饰仍以绳纹为主,篮纹、方格纹有所增加,另有附加堆纹、弦纹和划纹等。器形中,釜灶、夹砂直壁缸趋于衰落,鼎基本不见,鬲开始出现,斝仍有较多的数量,新出现贯耳盆形斝。陶寺早期小城毁弃于早期偏晚阶段。新修建的中期大城南北长2150、东西宽165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为同期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城址。不仅如此,城址布局更加井然有序,功能更加完备。如宫殿区位置更加突出,且与普通居住区相对隔离。中期小城位于大城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除发现大片墓地外,还发现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34]。中期小城内东北部发现中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中、小型墓葬分布密集。已清理22座墓葬,属于中期的有21座,属于晚期的只有1座。其中中期大墓ⅡM22为圆角长方形,填土中有被腰斩的青年男子骨架,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玉器、彩绘陶器、漆木器、骨镞、猪骨等[35]。

相对于早期来说,陶寺文化中期文化因素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异,且明显受到南、北两个方向文化的影响。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大墓。如陶寺遗址早期、中期有着不同的茔域,其中早期墓地位于早期小城外东南部,而中期贵族墓葬是被围在中期小城内。又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随葬品以实用陶器群和木、陶、石质礼器为主,有鼍鼓、特磬、土鼓等;而中期偏晚阶段的大墓随葬品,如ⅡM22则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其丧葬习俗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陶器方面,陶寺文化中期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新出现了绳纹罐、圈足盘、双耳折腹盆、素面斜腹盆、单耳杯、单耳小罐、圈足盆、浅腹豆、高领圆腹小罐、带环状捉手的陶垫等器物,这些文化因素,尤其是单耳和双耳的作风与来自于南面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的属于河南(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36]之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说明三里桥类型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学者曾经分析陶寺遗址的文化因素,认为在陶寺文化中期(陶寺三期),属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因素“呈衰落趋势”,而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则方兴未艾,占据主流地位”[37]。另外,陶寺文化中期新出现了陶鬲,这种在陶寺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最主要的炊器的出现也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变化。鬲的来源,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但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晋中、晋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是重点考察区,因在山西石楼岔沟出土了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鬲,其时代当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段[38],有学者认为双鋬斝式鬲最早产生于晋中地区[39]。若此判断不误,则陶寺文化中期又受到来自北方晋中地区文化的直接影响。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并不是陶寺文化早期自然发展的结果,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这时的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应较为复杂一些,不能仅仅仍以“陶唐氏文化遗存”一言而概之,而应该从多方面加以考虑。

有证据表明,晋西南以及相邻地区尧舜时代居住的族群是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关于舜族群的居地,虽然学界有较大的争议,但其曾分布于今晋南地区、后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可能性最大。李民先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确指出有虞氏舜族群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在今晋西南的永济一带,舜都蒲坂也在永济[40]。舜与尧曾是同时代人,并继尧之后担任“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其族群分布区域应与陶唐氏相距不远。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下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范围位于晋西南与豫西西部,北与陶寺文化地域相邻,又与文献记载有虞氏舜的活动区域十分接近,因此有学者曾考证认为三里桥类型即为有虞氏遗存[41],这是很有道理的。

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的主要原因应与有虞氏舜的强势进入有直接关系。文献有舜夺取尧之“帝位”于平阳的记载。如《孟子·万章上》孟子曰:“()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水经注·汾水》引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晋州,《禹贡》冀州之域,即尧、舜、禹所都平阳也。”当然,《尚书·尧典》等文献又有尧“禅让”于舜的记载,但相当多的学者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所谓的“禅让”并不真实存在,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的[42]。因此,有虞氏舜以武力手段进入陶唐氏尧的腹地——平阳并取代尧之“帝位”应是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尧典》记载舜继尧之位后曾经“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里的“在”字,《尔雅·释诂》云“察也”,观察之意。“璇玑玉衡”涵义有二说:一谓星名,即北斗七星,玉衡是杓,璇玑是魁;一说谓浑天仪一类的天文仪器。无论哪一说,显然与观察天象有关。“齐”,为排比整理。“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泛指星辰。“望”,即望祭,为祭祀山川之礼。“类”、“禋”等也为祭名[43]。意思是说舜观察天象,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举行祭天仪式,遍祭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和各种神祇。而陶寺一带东有塔儿山、西有汾水等山川,遗址内发现有年代属于陶寺文化中期且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这些现象与文献记载是完全吻合的。从考古学上来看,若认同三里桥类型为有虞氏遗存,那么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诸多三里桥类型文化因素,正说明有虞氏族群曾北上影响临汾盆地文化的发展,并直接导致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从年代上来说,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于陶寺早期的年代,这与有虞氏舜继陶唐氏尧成为“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的记载也是一致的。结合上述陶寺中期新建大城和小城、陶寺早期小城被毁弃,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有着不同的茔域,陶寺文化中期与陶寺文化早期丧葬习俗迥异等现象,以及舜曾都“平阳”、平阳在临汾一带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虞氏舜最终取得了对陶寺地带原“尧都”的控制权。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质已非单纯的陶唐氏文化遗存,其族属除了陶唐氏以外,至少还应包括有虞氏舜之族群。

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与晋中、晋北地区使用鬲的族群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尧舜时代和夏代,今山西境内居住着多支以陶鬲为炊器的族群,其中之一便是周族。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在定居陕西周原之前,周族最初曾生活在今山西境内[44]。邹衡先生认为先周文化中的联裆鬲来自于晋中地区,周族中一些著名的氏族最早都居住于今山西境内[45]。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出,周族始祖弃(后稷)是“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的重要成员,与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等族群联系密切,其居地与这些族群当不会相距太远。《史记·周本纪》称尧“封弃于邰”。据《左传·昭公元年》郑子产云:“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这里的“台骀”即有邰氏,亦即周族先人。“宣汾、洮”和“封诸汾川”,说明邰地当在汾河流域。准此,则先周族群在尧舜时代应活动于今山西境内某地。关于有虞氏与周族的关系,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说明二者之间曾发生过矛盾,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当与这一事件有关[46],这有待今后进一步加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