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顾颉刚：《中国古代史述略》，王煦华编选：《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12页。��

［22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第409～480页。��

［225］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11月版，第102页。��

［226］童书业：《三皇考》序，《古史辨》第七册（中），第22～23页。��

［227］童书业：《自序二》，《古史辨》第七册（上），第2页。��

［228］顾颉刚：《三皇五帝》，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0页。��

［229］顾颉刚：《自序》，《三皇考》，《古史辨》第七册（中），第49页。��

［230］《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前言》第12页。��

［231］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第224～225页。��

［232］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26页。��

［233］同上书，第26～27页。��

［23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28～29页。��

［235］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2页。��

［236］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79～91页；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5～21页；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二版，第22～57页。��

［23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41～42页。��

［238］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215页，第217页。��

［239］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54页。��

［240］如子弹库帛书、包山楚简、葛陵楚简都并无“陆终”，陆终见于邾公�碇樱ú渭�本书第三章）。子弹库帛书尚有“包（伏）戏（羲）”，作者漏举。��

［241］也有称此篇为甲篇的，如饶宗颐《楚帛书之内涵及其性质试说》（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9月版）。李学勤则称之为“《四时》篇”（《楚帛书和道家思想》，《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7页）。��

［242］参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7月版，第64～73页；李学勤：《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论》，《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47～55页。李学勤先生此文否定了此篇中一般所释的“女娲”（或“女皇”）、“帝允（舜）”、“禹”、“契”，是有启发性的观点。但是此文标题称帛书乙篇为“古史”，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李先生在此文中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帛书所记是久已佚失的楚人古史传说”，行文稍比文题保守。��

［243］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第254页。��

［244］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李零自选集》，第69页。��

［245］采用这类方法的考古学者以苏秉琦先生等为代表，他们对待古史传说的观点也可以用苏秉琦先生下面的一段话来概括：“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时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的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径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五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是虚构……只是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也不是毫无边际……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8页）苏先生也说《史记》的五帝系统是“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过的，但他显然只是强调在《史记》所着重记述的黄帝以外还有很多“帝”，这跟顾颉刚等学者所强调的大一统的帝王世系的形成是经后人整理加工的看法其实是大异其趣的。��

［246］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李零自选集》，第70页、第83～84页。��

［247］同上书，第61页。��

［248］“銫（金）”字的释读是裘锡圭先生最近在《释〈子羔〉篇“銫”字并论商得金德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台湾大学中文系、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国古文字学中心：《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论文集》，刊于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简帛（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63～70页）提出的意见，他认为此字从“色”从“金”，“金”亦声，是金色之“金”的专字，在简文中应该读为金锡之“金”。裘先生认为“契”生乃呼“金”，说明“商的得金德始自始祖契，并不是到始得天下的汤才开始的”。裘先生还指出，黄帝为土德、周得火德之说“也有可能在邹衍之前就存在”。我认为裘锡圭先生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受此启发，我们似还可以从战国文字“尧”“舜”的写法找到一些尧舜土德说的痕迹。顾颉刚、杨宽和童书业三位先生都曾指出，邹衍五德终始说将黄帝、尧、舜等视作一代（虞代），皆为土德（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第420页；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第247～248页；童书业：《“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古史辨》第七册（下），第15～16页，附带应当指出，杨宽认为五帝说与邹衍五德终始说无关，这是有道理的，因此童书业认为颛顼、帝喾也属土德并无确切根据）。此说是正确的，有学者不同意此说（如黄彰健：《论中国的古史系统》，《中国远古史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10月版，第11页），是没有根据的。“黄帝”为土德，各家已举《吕氏春秋·应同》记载的邹衍学说为据。尧、舜也为土德在古书里是找不到明确根据的。战国文字中“尧”字有三种写法：一种作“”（图25）（上博简《容成氏》简9，上部从土）；一种作“”（图26）（郭店简《六德》简7，此形与《说文》古文同，上部从土）；另一种下部复加“土”旁，作“”（图27）（郭店简《唐虞之道》简1）。“舜”字从允声，从火，从土，作“”（图28）（上博简《子羔》简6）、“”（图29）（郭店简《唐虞之道》简1，此形与《说文》古文接近）。有意思的是，“尧”字下从土的这一写法目前只见于郭店简《唐虞之道》，而我们知道，《唐虞之道》是具有典型齐系文字特征的抄本（参见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年8月）。冯胜君先生认为，这种写法的“尧”字“由于没有可资对比的材料，所以无法判断其国别和地域特征”。这种说法是非常严谨的。但既然此字出现在《唐虞之道》中，显然它同属于齐系文字写法的可能性当为最大。《唐虞之道》的“尧”“舜”二字皆从“土”作（但“舜”的字形为何亦从“火”作，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有学者认为此字所从的“火”形是由“人”形重复而来的“大”形的讹变，不一定正确，可供参考。参见季旭升：《说文新证（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2年10月版，第474页），裘锡圭先生曾指出“战国文字往往在字义与土有关的字上加注‘土’旁”（《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版，第455页），“尧”“舜”二字从“土”，就是战国时人认为尧舜与“土”有密切关系的（春秋时期的叔弓镈和战国楚文字中的“禹”也从“土”，和“尧”“舜”从土的原因大概并不同，杨宽认为和禹在神话中为后土有关——《中国上古史导论》，第359页，可参考），可见当时黄帝（或虞）为土德的说法也已出现。邹衍的活动年代是战国晚期，晚于郭店简的抄写年代（竹书的著作年代当然还要早些），由此可知，邹衍同样是吸收了当时认为尧舜得土德的思想。这种情况和裘先生指出的邹衍吸收《子羔》反映的商得金德说作为创立五德终始理论的元素的现象非常相似。��

［249］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文物》2003年第5期，第56～57页。参见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41～42页，注39。��

［250］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28～29页。��

［251］同上书，第29～30页。��

［252］《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369页。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第43页）引此，“不计而耦”作“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后多“大有成功”一句。��

［253］《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对“夔一而足”提出了两种解释方法，可参看。��

［254］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第43～44页。��

［255］《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见春秋晚期已经有不轻言神鬼的思想。��

［256］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第257～258页。��

［257］刘乐贤：《读上博简〈容成氏〉小札》，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53～354页。照我的看法，《容成氏》当为墨家作品（参看本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25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图版第33页。参见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子羔〉篇的简序》，《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325页。��

［259］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青铜时代》，第329页。��

［260］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第19页。��

［261］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大司乐》，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版，第1745～1746页。孙书谈到这一问题的地方很多，可参见《春官·大宗伯》（第1305～1310页）、《小宗伯》（第1424～1431页）、《典瑞》（第1585～1586页）等。��

［262］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第1745页。��

［263］同上书，第1770页。��

［264］［265］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大司乐》，第1746页。��

［266］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年3月再版，第177页。但是李玄伯认为殷人的感生帝是作为图腾的玄鸟，恐怕也不可信。��

［267］关于周人也以帝喾为宗神，应当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参见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第19页）。顾颉刚还认为“除非帝喾是上帝，才有这样大的权利”（《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31页），当然也是有道理的（顾氏同时指出，《天问》还没有将周人始祖后稷跟喾联系，这一点很重要）。��

［268］李学勤：《楚简〈子羔〉研究》，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16页。��

［269］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11月版，第108、107页。��

［270］这两种传说早在宋代就曾引起学者的怀疑，欧阳修不相信稷、契为高辛氏子，并批评毛《传》采信《史记》“讹缪之世次”之不可从。洪迈则认为稷、契感生传说“怪妄”而不可信。参见洪迈：《姜嫄简狄》，《容斋随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8～59页。两人都说得很有道理，欧阳修驳斥的是伪史的荒唐，洪迈揭露的是神话的怪诞，参见顾颉刚：《中国辨伪史要略》（原名《崔东壁遗书序》），《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14～215页。《子羔》篇中子羔所发的是洪迈之疑，古史辨派学者的怀疑也早由欧阳修开了先河。��

［271］汉代以后的纬书又大量利用远古帝王和三王的感生神话发挥五行相生为序的五德递王说（参见杨建军：《远古帝王及三王感生神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和《诗经》、《子羔》著作时代叙述帝王降生传说的目的已大不相同。��

［272］类似原始思想、原始意义不能被理解甚至被认为荒谬以后，学者提出“合理化”（或者说“合乎理性的”）解释的情况在古代还有不少。裘锡圭先生《寒食与改火——介之推焚死传说研究》认为“寒食之托始于介子焚死，跟五月五日竞渡之托始于屈子沉江是同性质的，都是在一种习俗的真意已不为一般人所理解时对它的起源所作的一种附会的解释”（《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98页），这同因原始的三王降生神话不为人所信而将其改造为一种合于“理性”的帝王世系的情况是颇为相似的（参看裘锡圭先生：《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对古人关于玉的态度的分析，《文史丛稿》，第35页）。古人对原始神话的意义不能理解或认为荒谬后（子羔大概就是认为这种神话是有荒谬性的），当然也会试图寻找符合理性的解释，构建一个家谱式的帝王世系恐怕是最容易想到的解决方法。��

［273］张光直：《商周神话之分类》，《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9月版，第283～284页。��

［274］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8月版，第22页。��

［275］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68页。��

［276］刘起�螅骸段夜�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3～24页。刘氏所著《几次组合纷纭错杂的“三皇五帝”》一文，认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喜称引古帝，但儒墨两家没有提出新的古帝名，只就‘二帝三王’宣扬自己的政治学说因而编造出自己的古史说”（《古史续辨》，第93页）从下文的分析来看，说儒墨二家只称引“二帝三王”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277］刘起�螅骸段夜�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古史续辨》，第29～30页。��

［27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图版第125～126页。��

［279］［283］［285］同上书，释文考释第276页。��

［280］陈剑：《上博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台湾史语所“中国南方文明研讨会”论文，2003年12月）注46引施谢捷《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释文》（未刊稿）说。��

［281］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36页。��

［282］参见晏昌贵：《〈容成氏〉中的“禹政”》，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66页。��

［284］晏昌贵：《〈容成氏〉中的“禹政”》，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65页。��

［286］陈丽桂：《谈〈容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42页。��

［287］12号简上端残，“尧乃老，视不明”六字已残去，据陈剑先生意见补（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第329页）。��

［288］古文字从“贝”之字多与财货有关，我认为简文把难易之“易”写作从“贝”的“赐”字，很有可能是要表示不费财货之“易”。由此也可以知道简文所讲的“易养”和“易葬”，就是侧重于不加财费这一点而言的。��

［289］《庄子·天运》：“食于苟简之田……苟简，易养也。”可见古书确有“易养”的说法。��

［290］王先谦：《汉书补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290页。��

［291］《墨子》称“圣王”，跟《汉书·杨王孙传》称“圣王”（《说苑》则称“圣人”）相同，值得注意。��

［292］此语又见《淮南子·精神》。这种人死后神归天形归地的思想和精属于天形属于地、天地合生万物的思想有关。参见裘锡圭先生：《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79页。��

［293］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331～332页。��

［294］见《春官·冢人》、《夏官·量人》等。��

［295］《孔子家语·终记解》记孔子之葬“藏入地，不及泉”，可以参考。��

［296］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290页。��

［297］沈培先生看过本节初稿后向笔者指出，这里的“乱”字当从颜师古说，就是古书中训为绝流、绝河的“乱”，“不乱泉”就是“不截断泉水”的意思。��

［298］牛淑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研究概况及字编》，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李守奎），第125页。��

［299］沈先生向笔者指示了裘锡圭先生关于郭店简《性自命出》简5“所善所不善，势也”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人所生者神也”、《荀子·性恶》“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等文献中“所”字当理解为“所以”的看法；沈先生认为，“‘所曰圣人’可能是‘所以曰圣人’的意思，也就是‘所以叫作圣人’的意思。‘曰’就是‘叫做’、‘称作’的意思。‘所’是‘所以’的意思。”��

［300］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初读印象札记》，简帛网，03/01/09。��

［301］赵平安：《楚竹书〈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质》，饶宗颐主编：《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6月版；饶宗颐：《由尊卢氏谈到上海竹书（二）的〈容成氏〉——兼论其与墨家关系及其它问题》，《九州学林》总十一辑，2006年。��

［302］李学勤、刘国忠：《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07、313页。��

［303］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下·墨子绪闻》，第732页。��

［304］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19页。��

［305］李零：《容成氏·说明》，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