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反对宦官专权的第一回大搏斗

——试谈 “永贞革新”反对宦官专权的历史背景、重大行动及其影响

谢汉强

（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 广西柳州 545001）

提 要： 唐代的宦官专权“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德宗时期的“建中之乱”后，宦官专权发展到趋于成熟的阶段，宦官掌典神策禁军大权已经制度化，宦官与许多藩镇军阀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专擅朝政的资本空前加强。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唐顺宗李诵在东宫时，对宦官专权的危害早已了然于胸，曾与身边侍从官员对革除这一积弊多有议论，他继承皇位后虽身患重病，仍积极支持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组成的革新集团实行打击宦官势力的改革，策划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废除宦官操纵宫市和五坊小儿害民的措施，是唐代反对宦官专权的第一回大搏斗。虽然由于包括宦官在内的保守势力强大和革新集团自身的弱点最终遭致失败，宦官专权的危害更为严重，但其影响所及也使以后的一些皇帝和朝官认识铲除专权宦官的必要，相继出现了反对宦官专权的三个回合的重大斗争，在唐昭宗时基本把宦官杀光，藩镇军阀取而代之控制国运，而唐朝也随即灭亡。

许多研究柳宗元的学者都肯定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改革家。之所以称他为政治改革家，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积极参加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最主要的内容，是针对当时社会已经形成的主要祸害，展开了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两项重大斗争。本文试就反对宦官专权斗争方面，谈谈一些看法。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汉代、唐代、明代宦官专权的三次高潮。唐代宦官专权所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指出，唐代的宦官专权是“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永贞革新”就是在宦官专权发展到“成于德宗”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唐代反对宦官专权的第一回大搏斗。

历史背景

唐代初期，自唐高祖建国至唐太宗、唐高宗时期，最高统治集团注意吸取前代政权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宦官干预朝政对封建政治所造成的危害有一定清醒的认识，不仅在言论上强调防范宦官干预朝政的重要性，而且在控制宦官人员数量、限定宦官职责范围、限定宦官品秩地位、惩治宦官违法行为等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使得宦官势力难以形成。

武则天至中宗、睿宗统治时期，除武则天本人直接称帝之外，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后妃公主先后擅政专权，她们往往依靠身边的宦官控制外朝，出现了“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新唐书·姚崇传》）的局面。武则天晚年病重被迫退位后八年之中，唐王朝君位四易其手。每次易位都伴随着一场血腥的屠杀，在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中，多数有宦官参与其事，为宦官实力的扩张提供了机遇和平台，唐代初期制定的限制性措施多被突破，宦官实力开始活跃起来，但这一时期主要仍局限于宫廷内政的范围之内，直接干预外朝政务的情况还是较少发生的。

宦官既掌控内朝又干预外朝政务的情况是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的。唐玄宗即位后，虽然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经济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他也逐渐纵欲奢淫而怠于政事，许多政务交由曾帮助他夺得帝位、以后一直受到宠信、不离左右的宦官高力士处置，“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高）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故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当时的宦官所掌握的实际权力，已不限于内廷事务的范围，而是能直接而广泛地干预军国要务，其中包括了用人的进退之权，连一些朝廷重臣，往往也需要依赖宦官之力才能进位固宠。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等等，“虽以才宠进，然皆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均见《新唐书·高力士传》）。在这期间，宦官出任监军或为其他专项事务而出使的制度逐步形成。宦官甚至能够直接出任主帅指挥军事行动。宦官杨思勖就是以主帅身份率兵数万至数十万评定安南、邕州一带军事变乱而“累加辅国大将军”，“又加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的（《旧唐书·杨思勖传〉）。在这种情况下，宦官的地位急剧上升，经济实力也迅速增长，宦官专权“始于明皇”或“祸始开元”（《新唐书·宦者传》）就是如此。

“盛于肃代”就是宦官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急剧膨胀，逐步由干政发展到专权擅政的程度，甚至侵犯威胁到皇权本身。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作为。李辅国原名李静忠，天宝年间为太子李亨宦官，十五载安禄山兵占长安玄宗出逃西蜀，他献计李亨分兵前往朔方并在灵武即位为肃宗，被肃宗视为心腹，升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赐名辅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任委之。肃宗回长安，以功迁兵部尚书，“专掌禁兵”，身兼十余职，“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实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实行，事毕闻奏”（《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七》）。肃宗病重期间，他与另一宦官程元振抢先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威逼、吓死了肃宗，拥立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辅国因“定策功，愈恣横”，竟对代宗宣称：“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被尊为“尚父”，窃取了宰相的权力。代宗以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后利用程元振削夺辅国实权，并派刺客除掉。程元振遂得任判元帅行军司马、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专掌禁军。得势之后，权震天下，“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襄阳节度使来瑱被诬杀，宰相裴冕被他远贬施州，连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名将都被排斥诬陷，惧而请辞，天下方镇解体。吐蕃侵京师时，他不及时上报，致使代宗仓皇东走，下诏征兵时，诸道卒无至者。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直陈元振之害，代宗才不得已罢了他的官，放归田里，后被杀死（《新唐书·程元振传》）。取代程元振的是宦官鱼朝恩。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的九镇节度使合围叛军于相州，肃宗“不立统帅”，只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处于统领各军的地位，代宗即位后，他仍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兼领国子监事，“凡朝廷裁决，朝恩或不预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新唐书·鱼朝恩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九》注文中指出，代宗“去程得鱼，所谓去虺得虎也”。他专横干预朝政，更甚于程元振，引起了代宗的厌恨，后借用朝臣力量将它除掉。可见，这时宦官专权的局面已经开始形成，但君主并未完全受制于家奴。

所谓“成于德宗”，就是说宦官专权的局面到唐德宗时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主要的标志是宦官专断禁军之权已经制度化并把持着中枢机要之权。本来，代宗除掉鱼朝恩后，宦官已不再典领禁军，德宗建中四年（783）发生泾源兵变攻陷长安，朱泚称帝，德宗在兵临城下时曾“召近卫，” “竟无一人至者”，“惟宦官窦文场等率宦官及亲王左右”护驾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浑瑊、李晟等将领于次年收复长安，德宗回京后，“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甚至对浑瑊、李晟这些战功赫赫的将帅也认为不可信任，“悉夺其兵”（均见《新唐书·窦文场、霍仙鸣传》），召令禁军由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掌控，“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率禁军，乃以（窦）文场为左神策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军中尉……”（《旧唐书·窦文场、霍仙鸣传》）。从此之后，宦官完全专断神策禁军大权成为制度，窦、霍二人死后，德宗年间由第五守亮、杨志谦、孙荣文等宦官相继掌控神策禁军。当时神策军的任务并非仅限于宫禁宿卫，而是承担着禁卫、戍守、征战等多方面的职责，当宦官控制了专典神策军的权力之后，也就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权势地位，取得了借以专制朝政的实力资本。窦文场、霍仙鸣分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后，“时窦、霍权震朝廷，诸方节度大将多出其军，台省要官走门下丐援引者足相踵。”杨志谦、孙荣文接任后，“招权骄肆，与窦、霍略等”（均见《新唐书·窦文场、霍仙鸣传》）。他们不仅把势力伸向各地藩镇，也使朝中的许多重要官员不得不对他们敬畏三分，纷纷争相巴结、攀附，以求得地位的升迁和巩固。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宦官的影响和作用往往要比外朝的三省长官及宰相们大得多。形成了对专权宦官“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 《新唐书·刘蕡传》）家奴变成主人的严峻局面。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以俱文珍（刘贞亮）为首的宦官势力对早已立为太子但“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的李诵心怀不满，企图废掉李诵的皇位继承权，在召集翰林学士起草遗诏时竟以“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为借口提出重新讨论由谁继承的问题，并阴谋延期发丧，经“（郑）絪与同列卫次公密申正论”，才使“中人不敢违”（《新唐书·郑絪传》），俱文珍等的阴谋未能得逞。

重大措施

我们习惯称谓的“永贞革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反对宦官专权，势必成为革新除弊的一项重要内容。

李诵是唐德宗李适的长子，在建中元年（780）立为太子。他多才艺，宽仁有断，并有英武之气。泾源兵变时，他率士卒为德宗断后；奉天之战时，他“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旧唐书·顺宗纪·史臣韩愈曰》）。德宗晚年，曾信任奸诈的裴延龄诬陷富有治国良策的宰相陆贽并拟以裴延龄取而代之，李诵“从容论争”，虽然陆贽被贬为忠州（治今重庆市忠县）别驾，但“卒不用延龄……为宰相”。他还用“诗人好乐无荒”劝说德宗节制奢侈之风。是个“居储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同上）的贤德之人。多年来，他对父亲执政后期让宦官专权的局面深为反感，对于宦官主持的宫市扰民害民的现象曾忍不住准备进谏，但经“坚明贞亮，有文武之用”（柳宗元《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的东宫侍读王叔文提醒，为避免使德宗怀疑自己要收买人心，于是把自己的见解压在了心头，在德宗统治的最后年月里，能够小心翼翼地处理与父皇的关系，除了侍候皇上用膳，早晚向皇帝请安之外，不去干预政事。实际上，他也是在采取韬晦之计，暗地里也在谋划着继位之后如何兴利除弊，与身边侍从论天下大事，“言民间疾苦”，议论“某可为相，某可为将”的问题（见《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在德宗“大渐”即病情危重之时，就采纳翰林侍书待诏、皇太子侍书王伾的建议，以德宗诏书名义征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掌握了起草招领的权力。德宗崩，李诵于正月二十三日继位称为顺宗执政之后，虽然因为身体有病而较少公开露面，处于垂帘听政的状态，但他果断地利用任太子期间通过王叔文、王伾等左右网络了一批敢为天下先的有识之士形成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二王八司马”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其中尤以“二王刘柳”为中心），很快于二月十一日任命王叔文为司功参军、翰林学士、起居舍人，任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位居宰相之一，任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等职，任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出入禁中，参与朝政，其他革新派人士也得委以重任，大刀阔斧地对德宗后期的弊政进行改革，抑制宦官危害社会和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相继进行。

首先，在二月二十四日由顺宗到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并罢除掠民害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所谓宫市，就是由皇宫中派出的专使在市场上采购物品。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指出：“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按照旧例，官吏带人到宫外的市场上购买物品，按照市价随手付给银钱。德宗贞元后期，宫市使全由宦官担任，他们往往依仗权势，“抑买人物”， 随意压低价钱强买。 “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不仅用一百钱强买值得数千钱的货物，还要向卖者勒索物品进宫时所要经过每一道门时给守门人的钱和他们把货物拿进宫中的脚力钱。他们经常派出数百个小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内东张西望，也不出示证明宫中宦者身份的文件，看中什么物品，就诡称正好是皇帝宫中所需要的，分文不给，白白拿走，分明是公开抢掠，叫做“白望”。所谓“五坊小儿”就是皇宫中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专为皇室捕捉和豢养这些动物以供玩赏的仆役，当时都是由被阉割过的宦者充当并由宦官掌管。韩愈在《顺宗实录》描述了他们的恶行：“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有张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欧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欧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而去。“大小宦官通过宫市和五坊小儿敲诈百姓聚敛私人财富究竟有多少，尚未查清资料，但毫无疑问是会借此大捞一把的。顺宗在东宫时，对宫市和五坊小儿的胡作非为“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二》遂使“人情大悦。”（韩愈《顺宗实录》）与此同时，还停发了宦官郭忠政等19人正官员薪俸，也是对宦官的一种打击。

接着，就是布置夺取宦官所掌控的兵权。顺宗继位后两月间采取的革新措施，受到了以使原来操控朝政的宦官集团的怨恨和反对，处心积虑地着手反扑，策划首先拥戴顺宗长子、二十八岁的广陵王李淳为太子，然后由李淳以太子身份监国，逼迫顺宗内禅。三月，宦官俱文珍、刘光锜、薛盈珍等内宫官员，撇开忠于顺宗的亲信宦官李忠言、宰相韦执谊、翰林学士王叔文，以顺宗名义召集一批翰林学士入宫，起草册立太子的诏书，在事先未经请示顺宗的情况下以顺宗对“立嫡以长”四字“颔之”的含糊表述逼迫确定了下来，淳改名纯，并于四月初六举行了册立典礼。面对着反对派的步步逼进，顺宗和二王刘柳深感从宦官手中夺取军权的重要和紧迫。贞元年间由宦官担任中尉即最高指挥官的神策军有十五万之众，大多数驻在京西一带，掌握了这支军队，就能控制大局，推进改革。五月三日，经顺宗批准，任命老将左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六日，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以便通过韩泰有效掌握军权。这一决定是秘密进行的，宫中的神策军中尉“尚未寤”，并不知道。当这一旨令下发之后，“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神策军中各个将领派遣使者向左右神策军中尉辞别，告知今后京西诸军将隶属范希朝指挥，宦官们才大吃一惊，“始寤兵权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于是密令京西神策军各将领，“无以兵属人”，不许交出兵权，不要听范希朝的指挥。当范希朝和韩泰前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召集诸将时，竟无一人前来会面，使这一至关重要的措施功败垂成。韩泰赶回长安报告失败消息时，王叔文悲愤地哀叹“奈何！奈何！”随后不断吟诵杜甫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痛惜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形势自此急转直下，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势力益加膨胀，加快了推翻顺宗及革新集团的步伐，顺宗受到他们的严密控制，俱文珍等以顺宗名义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职务，阻断了革新派成员入宫议事的渠道。宦官们加紧网罗一批藩镇和朝官，于七月二十八日胁迫顺宗下敕由太子李纯监国，主持军国政事；八月四日，由太子受禅即皇帝位，顺宗改称太上皇，次日即移居兴庆宫。紧接的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革新派人士迅速遭到打击和贬谪。史籍中对顺宗的记载除“徙居兴庆宫”外，只有第二年即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十九日），上皇崩于兴庆宫”的内容，“禅位”后几个月未见出过一次面，卞孝萱先生考证和研究唐人传奇小说《辛公平上仙》后认为，作品是影射顺宗在“禅位”后即遭宦官杀害；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中也指出，小说是暗喻顺宗被宦官杀害的事情。

后续影响

顺宗支持的政治革新集团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以惨败告终，对唐朝政局产生了负面和正面的影响。就负面影响来说，宦官势力更加膨胀，不仅继续掌控左右神策军的大权，而且确立了由宦官担任枢密使的制度，干预和左右朝政，挟制中外的恶行更为严重，以至于使由宦官拥立的宪宗皇帝最终被宦官所杀，以后的“人主废置，亦在（宦官）掌握之中”（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宪宗后的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八代皇帝，除了敬宗是以太子身份继位（第二年又被宦官杀死）之外，全部都是和宪宗一样，由专权的宦官权衡对自己是否有利而后所拥立的。就正面影响来说，顺宗及其支持下的革新集团反对宦官专权进行的斗争，给以后忠于皇帝、立志维护中央集权的朝臣、仁人志士以及一些想要摆脱宦官控制的皇帝也有很大启发和激励，相继出现了与宦官激烈搏斗的另外三个回合的重大斗争。唐文宗李昂于826年12月即位之后，就“思洗元和宿耻，将剪落支党”（《新唐书·刘蕡传》）。太和四年（830），经过认真考察，认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宋申锡富于谋略，忠实可靠，便利用申锡常在内廷的方便和他讨论治国大计，要求宋申锡设法除掉曾与宦官陈弘志谋杀宪宗、拥立穆宗、敬宗被宦官杀死后又拥立自己，时任骠骑大将军、右神策军中尉，“犹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的王守澄，并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但因在计划进行中机密泄漏，未及行动便反被王守澄诬告宋申锡图谋另立漳王为帝，逼使文宗将宋贬为开州（今重庆开州市）司马。被牵连而“坐死及流窜者数十百人”（见《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宋申锡获罪，宦官益横。上外虽包容，内不能堪”，太和九年（835），文宗把曾与王守澄关系较好的宰相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作为心腹，谋划除王，首先擢拔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守澄之权。守澄不悦”，李训、郑注和仇士良设计加以毒杀（见《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仇士良是个五朝宦官，顺宗时得侍东宫，宪宗嗣位，任内给事，出任平卢、凤翔监军，后任内外五坊使，带领五坊小儿在京畿各地搜寻鹰犬，敲诈勒索，“暴甚寇盗”，比盗匪还要凶恶。李训、郑注（已任凤翔节度使）共谋铲除宦官集团，十一月，他们以左金吾卫院内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宦官陪侍皇上前往观看，谋将宦官诛杀，因为所伏甲兵暴露，计谋失败。仇士良率禁军捕李训、舒元舆、王涯等大臣，郑注也被监军宦官所杀，株连者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唐代对宦官集团的最后一个回合的大搏斗，是发生在唐昭宗在位期间。唐昭宗李晔是由宦官杨嗣恭拥立的，他厌恶这个“定国策老”的横暴恣肆，收了他的兵权，取而代之的刘季述发动兵变，囚禁昭宗，逼迫传位，被宰相崔胤所除，宦官韩全诲、张彦弘分任左右神策军中尉，二人“合势恣暴，中官依以自骄”，为争夺朝廷的控制权，崔胤与韩全诲之间产生搏斗，崔胤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温）为外援，韩全会等也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以相对抗。天复三年（903），朱全忠打败李茂贞，韩全会等宦官700余人被杀，原派到各道作监军使的宦官被明令就地处斩，宦官差不多被杀光了，唐代宦官掌握和控制军权的局面至此结束。但早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的朱全忠实力膨胀，第二年杀掉昭宗，另立年仅13岁的哀帝李柷为傀儡，三年后的天祐四年（907），废柷自立，建国号为后梁，唐王朝正式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

参考书目：

刘昫《旧唐书》

宋祁《新唐书》

司马光《资治通鉴》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左东言《中国政治制度史》

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李天石《唐帝列传·唐宪宗》

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