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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系新研(节选)(十一)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11:00  admin  点击:1000

顾氏更列举出《国语·晋语四》记司空季子所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传说中的五点疑问,并认为:

然吾人藉此诸文,可推见当时各国以疆土之开拓,交通之频繁,经济之联系,人民心胸开广,皆欲泯除旧日种姓之成见而酝酿民族统一运动,故假黄帝之大神为人间之共祖……[351]

至于这种由神而人的转化过程,顾先生在讨论“颛顼”问题时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可以作为讨论“黄帝”情况的参考:

疑颛顼之由神而人,始于郊畤之祀上帝;其后以人王之配享而推之为人王之祖先,浸假而化为黄帝之孙,遂列为人间之五帝;然其上帝地位并未因此撤销,故凡言五方帝及五时帝者,仍奉为北方与冬时之帝焉。[352]

黄帝之由神变人,无疑也应经历类似的过程。所以尽管田齐奉黄帝为远祖,但黄帝的上帝地位大概并没有因此而立即消失[353]。

在楚竹书中我们也能够见到“黄帝”之名:

东、北高,二方下,黄帝□宫,庶民居之九店M5647354]

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耑(颛)琂(顼)、尧、舜之道在乎?(意)幾丧不可得而睹乎?”上博简《武王践阼》简1355]

第一条材料属于九店56号楚墓竹简的第七组,“讲的是修建住宅等的方位对人产生的吉凶,属于相宅之书”[356]。第二条材料则是古书,而且相关内容见于传世的《大戴礼记》。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了解“黄帝”在战国时期的古史传说系统中有怎样的地位呢?

客观地说,仅从这两条材料我们很难判断“黄帝”在当时的楚国究竟有没有成为像田齐国君所称的“高祖”(即远祖,第三章我们讨论新蔡楚简所见“颛顼”的问题时会看到,战国早中期的楚人只称自己的祖先“出自颛顼”,并未将世系上推到黄帝,请参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黄帝在当时的楚国已经不仅仅是具有神性的上帝了。我们知道,在选择类出土文献中,经常出现古史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出现在选择类文献中,和当时所流传的古史传说有密切关系。除了这里所举九店简相宅书中的黄帝之外,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曾数次出现过“禹”。比如:

此所谓艮山,禹之离日也。《日书》甲种四七正叁

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取梌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日书》甲种二背壹[357]

这两条材料所反映的禹的传说是密切关联的。李学勤先生认为:

在传说里,禹是长期离家在外的典型,他取涂山氏女后,第四天便出去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连儿子都不及抚养。[358]

李先生认为所谓“离日”就是禹离家之日。刘乐贤先生则指出:

将“离日”与禹长年离家在外的传说联系起来考虑也许是对的,但说“离日”这一天曾是夏禹的“离日”则未免太过具体。从上引李学勤先生的论述中我们知道“离日”是一种根据每月反支日推算出来的日子,似乎不宜理解为与某一英雄人物之某一具体日子有关……我们认为日者本有一套推算“离日”之法,后来为了使此法更能吸引观众,就把它与当时最有名的传说人物大禹联系起来,称之为“禹之离日”。[359]

这种说法显然更为妥当。但不管怎么说,日者宣称其“离日”推算法为“禹之离日”,是和禹的相关传说分不开的。九店楚简《日书》讲五卯日禁忌的部分说:

凡五卯,不可以作大事,帝以命益淒[360]禹之[361]火。56号墓竹简38下—39下[362]

刘乐贤先生认为“帝以命益淒禹之火”和《孟子·滕文公上》“益掌火”、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益治火”有关,这应该是可信的。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不可以作大事”跟帝“命益淒禹之火”的古史传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但是至少可以从上引几条文献看出,古人经常把古史传说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作为选择类文献的模型。九店楚简相宅书简45云:“……北方高,三方下,居之安寿,宜人民,土田骤得”,简46云:“……北、南高,二方下,不可居……”[363],由此可知,简47的“东、北高,二方下,黄帝□宫,庶民居之”很可能是说“黄帝”在“东、北高,二方下”的地方为“宫室”,“庶民”居住于此,会产生如何的结果(如简55确实可以和简47拼合,其结果当是“土少”)。

九店相宅书把黄帝、宫室、庶民这些元素结合起来的情况,当和古史传说中黄帝的作为有关。齐思和先生认为:“战国之世,黄帝虽已成为古史传说之中心人物,尚无制器之说。自韩非倡古圣王以制器而为人民举为天子之说,于是圣王制器之故事遂作;……黄帝既为古代传说之中心,制器故事遂亦集中于黄帝,或攘他人之发明,归之于黄帝;或以发明者为黄帝之臣……”[364]制器故事集中于黄帝一身,恐不单单是韩非所倡学说造成的结果,既然黄帝逐渐由上帝而为人王,进而成为古史传说之中心人物,把各种造作归在他的身上也是很正常的。九店简把黄帝与宫室联系的事例,大概也和战国以来形成的这种思潮有一定关联。战国文献有夏人(或禹)造作宫室的传说,汉以后的一些文献则把作宫室之事迹归在黄帝名下[365],但并不能因此得出黄帝作宫室的传说是晚至汉代以后才起来的结论。齐思和先生指出:

至《易·系辞传》则又谓:“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但混言为圣人所发明,不言其创始者。然前既以重门击柝为黄帝、尧、舜之发明,苟无宫室,安用重门?则宫室亦不能不为黄帝所发明矣。[366]

这是从逻辑上论证黄帝发明宫室传说出现的必然性。我们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应该指出,古人建造宫室最为重视地形的选择。《汉书·艺文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形法类小序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367]文献中所谓黄帝、禹等人发明宫室的传说,和他们擅长选择有利地形,达到“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的目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简一四背至简二三背也有内容十分相类的相宅书,可见相宅思想在战国秦汉建筑宫室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恐怕不会完全无关。考虑到这一点,九店简相宅书出现“黄帝”等传说人物,应该不是没有内在原因的。很可能正因为他是战国古史传说中发明宫室的人,才会择其作为典型,并交代他在某种地形为宫室,庶民居住之后产生的结果。由此可以知道,大概在九店楚简抄写的年代(据《九店楚简》编者说,五十六号墓属战国晚期早段[368]),黄帝已是古史传说中有相当重要作为的人物,甚至很有可能已经成为居于中心地位的传说人王了。

上博简《武王践阼》连称“黄帝、颛顼、尧、舜”的情况也应在此讨论一下。前面已经提到,今本《武王践阼》与竹书相关的文句作“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无“尧、舜”二字。郑玄注《礼记·学记》引此句作“昔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孔颖达疏则云:“今检《大戴礼》惟云‘帝颛顼之道’,无‘黄’字。或郑见古本不与今同,或后人足‘黄’字耳。”[369]戴震校本据此将“黄”字改作“昔”,学者多从之[370]。廖名春先生在披露《武王践阼》的材料时,曾对此处的异文发表过意见:

依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当是孔颖达所见“唯云帝颛顼之道”的本子最早,而言“黄帝、颛顼、尧、舜之道”的楚简本和称“黄帝、颛顼之道”的今本在后。但从楚简本来看,孔颖达所见本显然是脱一“黄”字,其出于今本不容置疑。楚简本“黄帝、颛顼、尧、舜之道”,从发问的是“武王”来看,有将“文、武”接“黄帝、颛顼、尧、舜”之绪的迹象,今本则只称“黄帝、颛顼”而不称“尧、舜”,道统观念似乎没有楚简本强。但有无道统观念并非判断早晚的依据。相反,抄书往往简省。因此,楚简本较今本早的可能更大。[371]

廖先生认为简本比今传本多“尧、舜”二字,反映了“将‘文、武’接‘黄帝、颛顼、尧、舜’之绪”的道统观念,恐没有太大的根据(其实这里本不涉及什么文、武的道统问题),也不是判断简本和今本早晚的依据(廖先生文中也已经指出了这个意思)。

从简本到郑玄所见本到今本都有“黄”字看,这种本子自战国中后期至汉代流传有序,可以确定是有较早的来历的。但到底是简本还是孔颖达所见本反映此篇更早的面貌,恐不能随便下断语。在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孔颖达所见之本为写脱“黄”字的情况下(从孔颖达怀疑郑玄所见本“不与今同”看,似当时所见《武王践阼》的所有本子当皆无“黄”字,这种情况似有可能说明存在另一系统的本子,而不能用简单的写脱来解释,其中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还是存疑比较妥当。

从上博简《武王践阼》已有“黄帝、颛顼、尧、舜”这类排列的事实看,此类说法至少在战国中期应已存在。前面所提到的,顾、童两位先生把这一序列的形成年代定在战国晚期,可能和他们把黄帝、颛顼等人由神变为人王到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后形成的演变过程看得过于简单直接有关。其说似应该据出土文献予以修正。

我们知道,顾颉刚先生曾经提出“前期五帝说”和“后期五帝说”的区别,他认为:

在许多古史系统中,只有黄帝、尧、舜是不缺席的,再有二人,就很难定。一派说这二人是颛顼、帝喾;别一派则说是伏羲、神农。说颛顼、帝喾的,以黄帝为五帝的首一帝,与邹衍时的史说合,可以称为“前期五帝说”。说伏羲、神农的,以伏羲为首一帝,黄帝居五帝之中,殆是秦以后的史说,可以称为“后期五帝说”。这两种学说各有其畛域,不容相混(《国语》、《五帝德》、《帝系》、《吕氏春秋》、《史记》为前期说;《淮南子》、《庄子》、《易传》、《战国策》为后期说。当司马迁作《史记》时,已当承受后期说了,只为他读书多,所以违俗而从了前期说)。[372]

此处不准备详细讨论顾先生所区分的“前期五帝说”与“后期五帝说”是否符合实际[373]。按照这种区分,上博简《武王践阼》从表面上看起来虽应该属于“前期五帝说”(因为出现的是颛顼,而不是伏羲、神农,且以黄帝为首一帝),但《武王践阼》不数“帝喾”,因而还并不足“五帝”之数,这是和《五帝德》、《帝系》等传说系统较为明显的差别。

从《帝系》等记载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看,帝喾为黄帝曾孙,尧、契、后稷等帝王之父,是这类帝王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帝,而《武王践阼》独不数帝喾,似不能说成是偶然遗漏,也没有理由认为是有意不举,而很有可能在当时的传说中,帝喾还没有从上帝完全人化为尧、契、后稷诸帝王之父。因此《武王践阼》中的“黄帝”虽然排在“颛顼”与“尧”之前,当然也不能说明在此篇的著作时代,颛顼为黄帝之孙、尧为黄帝玄孙、帝喾之子的说法已经兴起。从《武王践阼》这种比较朴素的排列来看,从黄帝一直到舜,应该只能理解为先后即位的古代帝王[374],而并没有构建起以父子相生为主要原则的完整帝王谱系。换句话说,三代源出黄帝的大一统帝王世系在上博简《武王践阼》的著作年代还没有任何业已形成的迹象。

顾颉刚先生曾将《大戴礼记·五帝德》的五帝系统和《国语·鲁语上》、《吕氏春秋·尊师》记载的五帝进行比较,指出,《五帝德》和《鲁语》、《尊师》等文献记载的五帝次序是一样的,“可知这个五帝系统是从战国到秦、汉一直沿用的”,但是“它(秉按,指《五帝德》)说黄帝为少典之子;颛顼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为玄嚣之孙,极之子;帝尧为高辛之子;帝舜为牛之孙,瞽瞍之子;禹为高阳之孙,鲧之子。这样清楚的世代系统,我们在以前尚未见过。”[375]所以在顾颉刚先生看来,尽管战国时代已经有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次第排列的五帝系统,但是并没有像《五帝德》、《帝系》这样,把他们和夏商周三王一起,按血缘关系排列出一个源出黄帝的大一统世系。就拿上引顾氏文中提到的《吕氏春秋·尊师》来说,其文举了所谓“十圣人六贤者”的故事:

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句践师范蠡、大夫种。

在黄帝之前还排了一位神农[376],而神农在《帝系》、《五帝德》的五帝系统中并没有地位;就文意而言,从神农一直到越王句践,显然应该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古代帝王,丝毫没有世代系统的含义在内。这说明在《吕氏春秋》的这种古史传说系统中,只是把黄帝至舜这些人看作是前后相承的古帝王而已,确实不包含“清楚的世代系统”。顾说是有理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上博简《武王践阼》的“黄帝、颛顼、尧、舜”,同样也只能认为在此篇作者的心目中,这些人仅仅是前后相承的古帝王罢了。

所以我们认为,以《武王践阼》为代表的古史传说系统无疑要早于《五帝德》、《帝系》的大一统帝王世系中的五帝系统(应该也要早于《吕氏春秋·尊师》、《古乐》等篇将五帝并举的说法[377]),而要晚于更为原始的《容成氏》的古帝王系统。我认为这种古史传说系统很有可能是从类似《容成氏》的古帝王系统改造而来,在林林总总、异说纷呈的古帝王传说中进行简省,在“尧”、“舜”之前突出了古史传说中地位最高、处于最中心地位的“黄帝”、“颛顼”等人。这种传说系统很有可能就是向五帝传说甚至《帝系》等大一统帝王世系传说系统演变过渡的中间环节。

本章在学者对出土楚竹书材料考释研究的基础上,对楚竹书中反映的尧舜之前的古帝王系统作了初步的研究。我同意裘锡圭先生对《子羔》关于三王降生传说的分析,同意写作时代不晚于战国中期的《子羔》证明了以《帝系》等文献为代表的晚期古史传说所记载的契和后稷皆为帝喾之子以及禹为颛顼之孙、鲧之子等说法并未在当时兴起。李学勤先生说《子羔》“不能仅作古史看”,我认为《子羔》本来并非古史,但《子羔》反映的古史传说面貌说明以《帝系》为代表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并不具有信史的地位。我同时认为,《子羔》反映了战国时代对原始三王降生神话的怀疑思潮,这种思潮很可能也为三王降生神话逐渐异化,最终被大一统帝王世系取代,埋下了思想上的伏笔。因此大一统帝王世系的形成,除了顾颉刚等学者指出的战国时代统一趋势的需要之外,很可能还有战国时代兴起的怀疑古史传说思想的推动。从《容成氏》记载的古帝王系统看,没有以黄帝为始祖的《帝系》大一统帝王世系。此篇所记载的诸多古帝王都是“有天下”的,因此他们当是先后即位的古代帝王,这对我们理解古书中的相关帝王系统的记载是有帮助的。从《容成氏》记载“容成氏”、“仓颉氏”等人为古帝的事实看,这些人原来应当就是古帝,到较晚的古史传说系统中才被安排为黄帝臣。齐思和先生肯定纬书的相关记载,认为“容成”、“仓颉”本皆为古帝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这些人由古帝而为黄帝臣的演变过程看,以黄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对较为原始的古史系统作了相当多的整合改造工作。姜广辉先生认为《容成氏》反映了“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之前的未经整理加工的原生态的古史传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他对这种传说体系和《帝系》、《五帝德》一类古史传说体系之间矛盾的解释和调和,我们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此外,从《唐虞之道》以“六帝”指称夏代以前的六位古帝王看,战国时代尧舜之前的古帝王传说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六帝”中除了“舜”之外,其余人都不能确指。战国楚竹书中有一些“黄帝”的记载。从中确实可以看出在战国中期至晚期,黄帝已经逐渐成为古史传说的重要人物甚至中心人物;还有材料说明,虽然黄帝、颛顼本来是上帝,并没有时代的先后,但在战国中期已经出现把黄帝排在颛顼之前,并将此二人作为尧舜之前古帝王的说法。必须指出,这种排列只有时代先后的顺序,并没有《帝系》所谓颛顼为黄帝孙,舜为颛顼六世孙说法的任何痕迹。因此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终形成年代当不会早于此。

注释:

1]本书行文,“之前”、“之后”的用法跟“以前”、“以后”不同。说某一时期之前,不包括这一时期;说某一时期以前,则包括这一时期。“之后”、“以后”依此类推。“以上”、“以下”的用法跟“以前”、“以后”相类。

2]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月版,第13页(此文原分为上、下两部分在《中国哲学》第二辑和第六辑上连载,80年代初收入《古史辨》重印本作为总序时,“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9页)。

3]参见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想》,学苑出版社,20037月版,第293298页。

4]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7月第2版,第547页。

5]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月版,第514页。

6]裘锡圭:《新出土先秦古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3738页。

7]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525页。

8]同上书,第15页。

9]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臧振华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上册),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7月,第29页。

10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7071按,张光直先生对“五帝”的叙述有误,他说“The three emperors following Zhuan Xu were Yao,Shun,and Yu禹”。“Yu禹”并非“五帝”之一,当删去,按照《大戴礼记·五帝德》等文献的说法,当在“Yao”之前加入“Ku喾”。

11]杨冬荃:《周代家谱研究》,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7月版,第5147页。

12]江林昌:《“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孔子研究》2006年第4期,第7174页。

13]李学勤:《〈轩辕黄帝和缙云仙都〉序》,《清路集》,团结出版社,200411月版,第227228页。

14]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2月版,第1页。

15]参看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第8页。

16]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4页。

17]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月第3版,第3641页。

18]据杨宽《战国史》(增订本),楚疆域“有今湖北省全部,兼有今湖南省的东北部、江西省的北部、安徽省的北部、陕西省的东南角、河南省的南边、江苏省的淮北中部”(第278页)。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6月版,第123页。

19]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月版,第105112页。据此书统计,有河南新蔡葛陵楚简(竹简1571枚),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竹简148枚),湖北擂鼓墩曾简(竹简240枚,其中有字简215枚,竹楬2枚),湖北江陵望山楚简(占卜简207枚,遗册66枚),湖北江陵藤店楚简(残简24枚),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竹简70余枚),湖北江陵马山楚简(竹简1枚),湖北江陵秦家嘴楚简(竹简41枚),湖北江陵九店楚简(竹简334枚),湖北荆门包山楚简(竹简148枚,其中有字简278枚,竹牍1枚),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竹简804枚),湖北枣阳九联墩楚简(竹简1000余枚),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至少3件),湖南长沙五里牌楚简(竹简18枚),湖南长沙仰天湖楚简(竹简43枚),湖南长沙杨家湾楚简(竹简72枚,其中27简无字),湖南常德夕阳坡楚简(竹简2枚),湖南慈利石板村楚简(竹简残简4557枚)。其中包含古书内容的有长台关楚简、九店楚简、郭店楚简、慈利楚简、上博藏楚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等。

20]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8月,第1页。

21]同上文,第4页。

22]陈伟:《昭王毁室》等三篇竹书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月版,第3031页。

23]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月版,第183页。

24]尚贤(沈培):《小议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中的虚词“凡”》,wwwbsmorgcn,2006/05/13;《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2月版。

25]沈培先生面告,他怀疑简文中数次出现的“”就是齐方言词,因而难以确解。此外,董珊先生还指出同篇简文中“九月除路,十月而徒梁成,一之日而车梁成”可以和《孟子·离娄下》引孟子语“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对看,且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指出《孟子》此章经文本作“岁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舆梁成”,与简文恰合(《阮校〈孟子〉与〈鲍〉简对读》,wwwbsmorgcm,2006/03/15)。孟子曾为齐宣王客卿,由此似也可以看出相关简文和齐国制度的关系。

26]参看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10月版,第114页。

27]参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6月版,第36136页。

28]参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5月版,第12页。

29]参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10月版,第167181184页。

30]参看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5月版,第1页。

31]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17页。

3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页。

33]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18页。

34]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1819页。

35]较为集中报道这批竹简的新闻,有1999114日《文汇报》发表的郑重的《“上博”看楚简》和2000816日《文汇报》发表的施宣圆的《上海战国竹简解密》二文。

36]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2月版。

37]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初版。

38]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1月版,第184页。

3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战国楚简共十支简,3号简缀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子羔》,2号简缀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4号简属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三德》。

40]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19页。据陈剑先生2005年第一学期《上博简研读》课程笔记,传言上博简出自荆门的郭家岗楚墓,那一片共有22个墓区;有一种说法认为上博简就出于曾出土女性湿尸的郭家岗一号楚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