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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系新研(节选)(七)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09:00  admin  点击:1901

裘锡圭先生看过此节初稿后向笔者指出,根据王引之“犹今人言致令如此也”的说法看,他所说的“兹”其实包含了“致使”的意味,放在简文中也不是很妥帖。这是很有道理的。裘先生说他怀疑这个“子”字是涉简13“乃及邦子”的“子”字而衍。简13的“子”出现在“尧”字前,后来抄到下一句的“尧”时,又抄成了“子尧”。沈培先生则怀疑可径读为“使”,“子尧南面”就是“使尧南面”[215]。这个“子”字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216]。

尧舜二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盛传的古之名王,尧舜传说中的相关元素,在我们看来有不少都是时人用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去想象、发挥甚至杜撰的。本章曾经提到过《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舜耕、渔、陶等事迹的来源,这是在“德治”背景下的一种附会;而尧舜传说中涉及礼制、风俗的内容同样容易受到文献著作时代的情况潜移默化的影响。墨子和禽滑厘在艰苦环境下“昧葇坐之”,谈守城备梯之法,是老师和弟子之间的谈话;尧和舜则是时王和继任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所谈的礼、乐、政、天地人民之道,相比守城备梯而言要“形而上”得多,但“草茅之中”的谈话,则必须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习俗合拍,“芟芥而坐”的情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不是为了让邈远的尧舜传说对战国时代的读者也能产生一种历历在目的现场感受呢?总之,在部分“古史辨”学者力图把尧舜传说还原为神话的尝试并不能取得很好成果的情况下,我们不妨从这一角度切入进行研究,也许可以对尧舜传说的发展变化得到某些更为深入的认识。

 

第二章战国楚竹书中所见尧舜之前古帝王系统的初步研究

 

第一节学者依据传世文献研究古帝王系统成果的回顾

一、研究古史传说的旨趣

研究古史传说,首先会碰到的就是材料、方法和旨趣的问题。

早在春秋末期,孔子就已感叹夏代文献的不足,《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17]

虽然孔子说的是“礼”的问题,但从中也可窥见当时有关夏、殷二代,尤其是夏代的文献已很缺乏。孔子所说的“文献”,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含义恐怕并不完全一样[218],不过其中至少有部分内容是与今天所讲的“文献”重合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孔子所说的“文献”之“文”,指的应该是相对可靠的文字记载。孔子在这段话中所要表达的是他对自己所了解的夏、殷二代之“礼”的自信。孔子的意思是,夏殷二代之礼,我都能说出来,但是杞、宋二国现存的文献不足,不能引来佐证我的说法,如果文献足够,我就能引用来证实我的讲法。孔子能够说得出夏、殷二代之礼,他的这些知识来源是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有些学者认为,《八佾》记载孔子所谓的“吾能言之”,可能是以当时的传说为根据的[219]。其实这条记载是否完全未经门人夸张,似乎也很难确定。《礼记·礼运》关于孔子这段言论的记载有一些不同:

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其中并没有出现《八佾》所记孔子“吾能言之”等自信的言辞。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孔子时代所流传的古史传说材料无疑应该是很多的,但是真正可以征信的史料却并不多。因此这两条材料都说明,当时夏、殷二代的文献非常缺乏。

有一点必须说明,虽然我们可以用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相关知识怀疑:夏代事实上是否确有成系统的文字[220]、夏代以前的古史是否曾经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流传,但从上引的材料看,孔子对这些问题无疑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即便事实确如孔子想象的那样,确实有夏代的文献曾经流传下来,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前代的文献不断遭到毁损、淘汰、改造则是必然的。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夏代以前的可靠文献史料已经少有流传,无疑是很正常的。

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历史学家研究上古时代的历史,所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古史传说。到了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写作《五帝本纪》所能依据的材料,恐怕和现在学者研究的条件大概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司马迁曾对当时研究上古时代的古史材料的问题和为什么将“五帝”作为写作的起点,表达过自己的意见: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从这段话中可以了解到西汉早期上古历史研究中面临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知道以黄帝为首的“五帝”系统传说已经十分流行,百家皆言黄帝。但由于当时的儒家相信《尚书·尧典》所记载的尧的事迹是文献上可以追溯的最早历史源头,并且百家所言黄帝传说大多“不雅驯”,儒者或对《五帝德》、《帝系姓》这些记载五帝传说的文字也不予传习,以这两篇文献为代表的叙述“五帝”系统的古史传说也就几乎要被儒家摒弃了。但司马迁认为不应该像他们一样采取保守态度,他认为虽然诸子百家之言“不雅驯”,但是《五帝德》、《帝系姓》的记载则多可与较早的文献及各地传说印证,并非全为虚言,因此他在写《史记》时主要即以此为据。尽管司马迁相信五帝时代不见历史记载的原因是“《书》缺有间”,但不可否认,“五帝”的说法在当时就是一种传说;《五帝德》、《帝系姓》也只是这类传说中比较成体系的一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可以作为可靠的信史看待。《五帝德》记宰我问黄帝等人于孔子(这当然并不是春秋晚期孔子和学生对话的实录),孔子说:

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耶?夫黄帝尚矣,汝何以为?先生难言之。

可见,在《五帝德》著作的时代(很可能是战国晚期,参见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作者已经借孔子之口提前道出了西汉时代的儒者的质疑,即自禹以下的诸贤君的故事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还要去讨论邈远而难稽的黄帝呢?在《三代世表序》中,司马迁也承认: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司马迁之所以采信《五帝德》(据司马贞《索隐》,《五帝系谍》即《五帝德》及《帝系》之谍)等文献,最主要的就是上面所引《五帝本纪》最末交代的两点原因:其一,通过游历调查发现各地都有黄帝、尧、舜的传说;其二,《春秋》和《国语》两部书可以和《五帝德》、《帝系姓》相发明。后者也就是司马迁本人在《伯夷列传》中所讲的“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但不管怎样,《五帝本纪》中以炎黄二帝为始的古史系统,只能作为传说的一种来对待。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章太炎先生曾对《帝系》等文献的五帝系统发表过简略而深刻的看法:

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其姓氏并出五帝……当是时,史籍较略,民无谱谍,仍世相习,则人人自谓出于帝子,稷、契之托高辛是也。

又说:

谱系至周世始确凿可信,夏、商犹惧未谛。前此多乱,纬书尤甚。[221]

从中虽能体会出他对夏商世系略存犹疑,但很显然,他是把夏商以下的材料与“前此”的谱系区别看待的。应该说,这些看法是很通达而值得重视的。顾颉刚先生曾作《黄帝四至》一文,比较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及赞中所记的黄帝四至:

取校《纪》语,东西南北地望无异,乃知司马迁虽决然不信方士讹言,而终不能不信地方传说。以彼足迹之广远,所至闻黄帝之故事,访黄帝之遗迹,故信其自身所至即黄帝所至焉。假令迁东至朝鲜,西至西域,北至匈奴,南至南越,而于彼处又有所闻,则黄帝之境域故当恢扩于是矣。[222]

虽然司马迁对黄帝四至言之凿凿,“后之学者多深信不疑,作沿革地图者且绘《黄帝疆域图》,以为中国之统一始于此”(同上引顾文),但毕竟司马迁在地方上所掌握的材料还是传说,和顾氏所举孟姜女故事“东北至辽宁,西北至陕西,东南至浙江,西南至湖南,俱有其遗迹,或生于是,或死于是”的情况不能不说是如出一辙。

我们今天研究古史传说,无疑也应当利用包括《帝系》、《五帝德》及《五帝本纪》在内的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古史传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这些传说作为信史看待。顾颉刚先生指出应区分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这是值得重视的看法[223]。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结合包括古史辨派学者在内的古代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结合新出土的楚地战国文献中的有关古帝王世系传说的材料,去分析这些传说产生、演变和衰落的内在原因。

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所依据的材料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一点,即虽然这一章研究的对象是尧舜之前的古帝王的传说,但这和王国维先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224]等论文以殷墟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材料来研究商周历史的根本目的和所能取得的结果是不完全相同的。顾颉刚先生在1923年致信钱玄同先生讨论古史时曾概括三条研究古史传说的原则,其中最后一条说: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25]

这无疑是客观的研究古史传说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对古史传说进行研究,要了解的其实并非仅仅是上古时代的历史,而更重要的是借先秦时代的古史传说这一载体本身,窥见自春秋战国以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思潮所经历的变革过程。童书业先生也曾经指出:

我们知道要考究一个传说的来源,必须首先问明白这一个传说出来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然后观察其历史上的根据,和这传说本身演变的经过情形。这样才能把问题彻底解决。我们中国上古史上的问题,尽有许多只是中古史上的问题,研究上古传说的人如果只在上古史里打圈子,哪里会有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所以我们要明白“五帝”的问题,必定要先弄清楚战国秦汉间的政治背景和那时代的学术思想;我们要明白“三皇”问题,也一样的必定要先弄清楚战国秦汉以至历代的政治和宗教上的情形。[226]

这是很深刻的见解,也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二、本章所研究的范围的界定

首先应该说一下本章所要研究的范围。我们在这一章要着重讨论的是战国古史观念中排在尧舜之前的古帝王系统。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多称尧舜。第一章也详细讨论了战国楚竹书中所见的尧舜传说,可以确定以《容成氏》等古书为代表的出土文献将尧舜同归在虞代。所以,从出土材料和传世古文献看,尧舜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早的能与朝代明确对应的传说人物。《韩非子·显学》说: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虽然韩非把孔墨两家言必据尧舜骂了一通,但他认为不应该谈论尧舜的道理仅仅是“无参验”、“弗能必”。我们能够体会出,韩非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尧舜两人的存在。他用“虞”这一朝代名与尧舜对应,还对尧舜的历史年代作出“三千岁之前”这样明确的限定,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从根本上讲,他也是受了时代思潮深刻影响的人。

不过韩非所指出的确是战国时代的事实。我们只要看《尚书》以《虞夏书》为起始(司马迁就曾指出“《尚书》独载尧以来”的事实),《左传》、《国语》、《礼记》、《墨子》等文献多以“虞”、“夏”、“商”、“周”并列,《大戴礼记》有《四代》一篇,就可以了解先秦学者确实已多将尧舜同三代以下的历史联系而与其前历史相区分的倾向。

所以,我们在本章中所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根据战国时代较为普遍的古史观念划分的,而与《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司马迁《五帝本纪》将尧舜与黄帝、颛顼、帝喾等人并称“五帝”的方法不尽相同。关于楚竹书中所见的尧舜传说,我们在第一章已有详细讨论,请读者参看。

三、古史辨派学者的贡献

我们今天研究古史传说不能不承认一点,即在这一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仍然是古史辨派学者。裘锡圭先生曾针对今天古史学界的现状,客观而中肯地指出,我们应该认真吸取古史辨派学者考辨古史传说的成绩(参见本书绪言)。裘先生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在研究先秦古史传说时认真思考的。

我认为,研究尧舜之前的古帝王传说,就更应该重视古史辨派学者的考辨成果。童书业先生在为《古史辨》第七册作序时,曾经非常简要地概括过《古史辨》的“相对结论”,其中有一部分的结论与我们这一节要谈的古帝王传说有关,现把这段话引录如下:

“三皇”、“五帝”的名称系统和史迹,大部分是后人有意或无意假造或讹传的。“皇”、“帝”的名号本属于天神,“三”、“五”的数字乃是一种幼稚的数学的范畴,“三皇”、“五帝”和古代哲学与神话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大约:盘古、天皇、地皇、泰皇(或人皇)决无其人;燧人、有巢、伏羲、神农也至多是些社会进化的符号。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确实有无其人虽不可知,但他们的身上富有很多神话,却是事实。把这些神话传说剥去,他们的真相也就所剩无几了。至启以下的夏史,神话传说的成分也是很重,但比较接近历史了。到商以后,才有真实的历史可考。总而言之,夏以前的故事十分之七八是与神话传说打成一片的,它的可信的成分贫薄到了极点![227]

这是根据“古史辨”学者研究的成果作出的简要结论,其要点是“三皇”、“五帝”说法的形成与古代哲学和神话有关,“三皇”决无其人,“五帝”中的人是否存在不能完全确定,即使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也具有很强的神话色彩。

顾颉刚先生晚年曾在一条名为《三皇五帝》的笔记中,对“三皇”、“五帝”传说的看法概括成如下结论:

1923年,我和钱玄同先生讨论中国古史问题,主张推翻三皇五帝及禹的历史地位,回复他们的神话地位。

现在认识,三皇五帝或是原始社会里的氏族祖先,或是奴隶社会里的知识界用了理性推测出来的古帝王,而是在封建社会里排列成为凝固的系统的。我们那时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封建。[228]

顾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把“神农氏、伏羲氏、燧人氏、有巢氏”看做是“知识界所推测”的古帝王,认为他们“都是代表社会进化的阶段”;认为“颛顼”是“把上帝拉作人帝”;认为“尧”是“把后代的祖宗误认为早期的祖先”;认为“禹、鲧—四岳”、“炎帝、伯夷”(顾氏认为这两组人原是祖先神)与“上帝—黄帝”是“西戎的最上神”;认为氏族神“帝喾—帝舜(帝俊)”和太阳神“少昊、太昊、祝融”是“东夷的祖先神”。由此可见,顾氏晚年在分析东夷、西戎两大民族的祖先神和至上神时,将“五帝”中的“黄帝”、“颛顼”与“帝喾”、“尧”、“舜”等区分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他认为“黄帝”、“颛顼”等人应该比“尧”、“舜”等人更具神性。

其实,对于“五帝”的问题,顾颉刚先生很早就强调五帝系统和五帝中的个体的区别。他在为其本人和杨向奎合著的《三皇考》作序时,指出三皇问题的解决是因为“三皇”起得很晚,能够看清楚其中的问题,但他又指出:

五帝问题就没有这样容易。“五帝”的集合名词固然起得也不早,但这五位帝王各有其深长的历史,有的商代已有,有的两周已有,而且也许一人化作两人(如喾与舜),那时的史料零落不完,无法寻出其演变的系统,所以只能作为一个悬案。我以前作的《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只说秦汉间的五帝而没有说殷周间的五帝……将来如果能有大批的新材料出现……解决了五帝的问题,那才是史学界的大快事呢![229]

可见顾先生并非对五帝中各帝的传说作一刀切的处理,而是指出五帝的集合(或者说五帝系统的古史传说)出现得比较晚。

本书第三章讨论新蔡葛陵楚简中所见“颛顼”的问题时,会具体谈到顾颉刚先生对《帝系》、《世本》及《楚世家》所记载的楚先祖出于黄帝、颛顼的古史系统的看法。作为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顾先生认为这种楚先祖世系的出现背景其实是“把黄帝、颛顼等大神推到楚祖吴回、陆终的顶上,使楚的一系和唐、虞、夏、商、周同条共贯,以取得统治中原的法统,因而就把无数族类的祖先熔化成为一个整体”[230]。其实对于五帝、三王的世系,顾氏所持的态度也是与此一致的。他说:

我们的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而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我们从古书里看,在周代时原是各民族各有其始祖,而与他族不相统属。如《诗经》中记载商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周人的祖先是姜嫄“履帝武”而得来的,都以为自己的民族出于上帝。这固然不可信,但当时商、周两族自己不以为同出于一系,则是一个极清楚的事实。《左传》上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则太皞与有济是任、宿诸国的祖先。又说:“陈,颛顼之族也”,则颛顼是陈国的祖先。至于奉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合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神的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畛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本来楚国人的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是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的文身雕题,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是禹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了。(《国语》中记史伯之言,越本芈姓;但到这时,也只得随了禹而改为姒姓了。)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231]

这段话很透彻地表达了顾颉刚对以《帝系》为代表的大一统帝王世系传说形成过程的看法。裘锡圭先生曾指出顾氏借“聪明人”之口,说“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如今又合为一国”等等,“显然把大一统帝王世系形成的时间,定在秦统一后。”[232]裘先生还根据顾氏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把《国语》关于古代帝系的说法列为“战国秦汉间的非儒家的记载”等材料,指出顾氏“也清楚地认识到大一统帝王世系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在秦汉间突然出现的”[233]。其实我们从上引这段话里面也可以体会到,顾氏对大一统帝王世系形成过程的看法是比较通达的。他并不只强调秦始皇“成了统一的事业”这一件大事,而是根据战国时期的形势,敏锐地把握了“许多小国并合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这一事实。因此我认为他借“聪明人”之口所说的“如今又合为一国”等语恐并非专指秦的统一,而是包括了战国时代以后各国不断并合,成为好几个大国乃至秦最后统一的事实而言的。总之,这段话是能够和顾氏对《帝系》的一贯看法统一起来的。

四、古史辨派在上古传说研究上遭到的质疑和目前研究上古传说的倾向

古史辨派在古史学界起到的影响很大,但他们对上古传说研究的成果也遭到了不少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质疑。徐旭生先生就是反对古史辨派研究方法与结论的一位考古学者。他认为古史辨派学者“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的神话的界限似乎不能分辨,或者是不愿意去分辨。在古帝的传说中间,除帝颛顼因为有特别的原因以外,炎帝、黄帝、蚩尤、尧、舜、禹的传说里面所掺杂的神话并不算太多,可是极端的疑古派都漫无别择,一古脑儿把它们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不许历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234]他在《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一文中认为:

关于传说时代的前期,我们所保存的资料,从现在看来,当以见于《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及《史记·五帝本纪》篇中所记的五帝为比较可靠……至于五帝,虽有异说却不很多,虽有不少的附会,而从前章我所说的第一等资料疏通整理中还不难找出它较早所传的简单的历史因素。所以我们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就姑且从炎、黄时代开始。[235]

他在此篇中所研究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及苗蛮集团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以《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为根据的,可见他确实将这些文献记载的各族同出一源的帝王世系基本作为信史看待的,只是把其中的一些矛盾看做“附会”。这可以说从方法到结论上都和古史辨派学者有着不小的区别。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献使得学者逐渐意识到应该修正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和年代方面的见解[236]。与此同时,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提出也要重视疑古思潮在古史传说研究上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应该有新的理解”。李学勤先生认为:

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