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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系新研（节选）（三）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05:00 admin 点击：2012 |
不过杨宽先生对尧舜传说的研究也并非没有值得注意的看法。杨氏讨论帝俊、帝喾、帝舜为一帝分化，主要是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等著作的结论为基础的。关于帝喾和舜的关系，从学者所举的甲骨卜辞中的证据看，并非没有问题［60］；不过杨氏为此说所补充的一些证据倒是可以仔细分析的。如他为郭氏论帝俊、帝喾、帝舜为一帝分化补充的第二条证据说： 《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殷本东夷，此以舜为东夷之人，实则东夷之帝（指上帝）耳。高祖夋为殷人所最崇祀，帝俊为淮楚作品《山海经》所称颂（帝舜为东夷之帝，殷人淮楚本皆东夷），此亦可证高祖夋帝俊与帝舜之为一。《吕氏春秋·简选篇》云：“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篇》云：“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修务篇》云：“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以其过，放之历山。”鸣条为殷人之发祥地，而舜又卒于是，其关键之密切，颇为显见。［61］ 舜的卒地和殷人（汤）的发祥地相同，杨氏敏锐地指出了这种密切的关系，并认为可以作为帝舜确为东夷（杨氏认为殷人属东夷）之帝的证据。这种联系是否可以成为舜为东夷之帝的证据，我们不准备加以讨论。但是从出土文献提供的材料看，古史传说中与舜有关的地名和与汤伐桀有关的地名确实有密切关系。 古书多有舜耕历山或历山争畔的传说（见《墨子·尚贤中》、《韩非子·难一》、《管子·版法解》、《吕氏春秋·慎人》、《史记·五帝本纪》、《韩诗外传》卷七等）；而上举杨宽文已引到的《淮南子·修务》说汤败桀，“放之历山”（此说亦见《太平御览》卷八十二《皇王部》引《尸子》等）。则舜升为天子之前所处之地和汤败桀的地名恰好一致。而这在出土文献中也找到了确切的证据。 《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简2～简3云：“舜耕于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遇尧也。”［6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简13云：“昔〔者〕舜耕于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63］同篇简40云：“桀乃逃之山氏，汤或从而攻之，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乃逃之南巢氏，汤或从而攻之。”［64］郭店简《唐虞之道》所述舜耕之地“山”和上博简《容成氏》所记桀受汤逼而逃亡之地“山氏”的写法完全相同，无疑都应该读为文献中所见的“历山”，李零先生将舜所耕之历山和桀所逃的历山氏看作一地，是非常正确的［65］。最近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鬼神之明》有“桀折于山”之语，可以说明这一点［66］。但是《容成氏》所记的舜耕之地写作“丘”，与此不同，很值得注意。“丘”与“山”义近，李零先生认为“丘”字“可能是‘山’字之误”，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或是义近通用的关系［67］。关于“”字，陈剑先生认为： “”字从“臼”从“啻”，“啻”从“帝”得声，跟“鬲”、“历”均音近可通，故“”释读为“历山”之“历”确实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字形中包含“帝”字，又跟“丘”字连在一起，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了传说为帝颛顼所都的“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又《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其地在今河南濮阳县，古今似无异说。而传说中舜迹所在的历山、河滨、雷泽等地，有很多人主张在今河南濮阳、山东菏泽一带。据此，则“历山”、“帝丘”两地不远，甚至可能就是同一地。简文“丘”的写法，又可以说正处于“帝丘”与“（历）山”之间，跟二者都不能完全等同——“”固可读为“（鬲—历）”，但下字作“丘”不作“山”；“”固可读为“帝”释为“帝丘”，解释为简文的张冠李戴，但“”字比较独特地从“臼”，又跟“（鬲）”在形体上存在难以割裂的联系。由此看来，简文舜所耕的“历山”写作“丘”，似乎确实跟颛顼所都的“帝丘”是存在某种联系的。［68］ 其实从古文献的记载看，并没有舜耕于“帝丘”的说法，而且舜的地名同颛顼所都发生联系，很难解释其中有什么道理。因此把“丘”读为颛顼所都的“帝丘”，似乎没有确切根据。上引陈剑先生文注23还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山海经·大荒西经》：“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章山”即“历山”，“章”字应即“帝”字之形误。若然，这就是一个“历山”确可写作“帝山”的例子。 此说很有道理［69］。我认为此例恰好可证明“章〈帝〉山”和“丘”都只应读为“历山/丘”，而不应读为“帝山/丘”。那么同样是“历山”，为什么《容成氏》要把舜耕之地和桀逃之地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示呢？我觉得这恐怕是《容成氏》叙述古史传说时必须同时出现舜耕之地“历山”和汤败桀之地“历山氏”，作者有意要将舜的传说和商汤传说中相同的元素区分开来，以避免混淆的缘故。当然，也有可能在《容成氏》的古史传说中，“（历）丘”已经从“历山”的传说分化出来，二者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早就成为两个可以区别的地名了。不管怎么解释，出土文献中的“历山”为上引杨宽说提供了一条积极证据。 除了“历山”的例子外，《容成氏》简40记载汤“降自鸣条之遂，以伐高神之门”，桀逃至“南巢氏”之后，汤又从而攻之，紧接着的简41说： 遂逃去，之苍梧之野。汤于是乎征九州之师，以（略？）四海之内。［70］ 整理者李零先生已引《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为证。许全胜先生和于凯先生都已指出桀最后逃至苍梧之野的说法不见于古书。许氏认为： 据今本《竹书纪年》云“鸣条有苍梧之山，（舜）帝崩，遂葬焉”，则鸣条、苍梧地相密迩……简文云桀逃之苍梧，或因舜事而误，亦未可知也。［71］ 于氏认为： 战国时另有“舜卒鸣条”之说流行，简文“桀”与“苍梧之野”关联，或是因“舜卒鸣条”与“舜卒苍梧之野”说而产生。［72］ 说“桀逃之苍梧，或因舜事而误”显然没有根据；而说桀逃之苍梧之野的说法是“因‘舜卒鸣条’与‘舜卒苍梧之野’说而产生”，似乎已经看到了两类传说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联系。上引这些学者的说法都主要是把舜的传说中的元素和“桀”相联系，杨宽先生则把这些地名看作是“殷人之发祥地”，也就是把这些地名和“汤”相联系。从前述学者所引《吕氏春秋·简选》“殷汤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子·主术》“汤困桀鸣条，禽之焦门”；《淮南子·修务》“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以其过，放之历山”；《山海经·大荒西经》“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帝—历〉山，克之”等材料看，都是把“鸣条”、“历山”作为汤伐桀成功的地名，按照杨先生的看法把它们当做“殷人之发祥地”似乎并非不可以。但是要把出土文献所记“桀乃逃之山氏”、“遂逃去，之苍梧之野”等跟“汤”联系起来，恐怕也是很勉强的。因此，综合这些材料看，我们认为这些地名的相关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但不必强把这种相关归结到舜和汤的族属、地域的联系上去。 我们认为杨氏把这些相关地名相联系考察，可能并不足以给舜原为殷人之上帝的观点提供有力佐证。但杨氏指出的现象为出土文献证实，这对我们研究舜的某些传说元素的来源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线索。学者指出《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舜耕、渔、陶等事迹，“是古人对于以德治天下的一种惯常憧憬”，《史记·周本纪》记西伯决虞芮之讼，《淮南子·览冥》记黄帝治天下的盛况以及《淮南子·泰族》记孔子为鲁司寇的事迹都和舜的相关故事非常相似［73］。这是颇有道理的。可见舜的传说中与其他传说有关涉的内容非常多，不可作为历史记载看待。这也是古史传说中相当常见的现象。结合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可见舜作为人王的某些传说元素的来源，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 另一位对尧舜传说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古史辨派学者是童书业先生。童氏上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在尧舜古史传说研究上比较值得重视的文章《“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74］。此文认为从较早的文献（如《诗》、《书》、《论语》——童氏以为《论语·泰伯》的“唐虞之际”一章为后来窜入）看，古史系统最前的朝代是夏；墨家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加上了虞代，于是出现了“虞夏商周”的四代古史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尧和舜都是虞帝，童氏认为尧舜其实应该都属于虞代，并主张当时有一种古史系统将颛顼、帝喾、尧、舜看做黄帝子孙，五帝同属于虞代；“唐”和“陶唐”本来和“尧”没有关系，尧与陶唐发生关系是出于禅让学说要将尧、舜分为两家、两代的需要，因此连称“唐虞”的文献皆属晚出。这些观点有些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如童氏认为连称“唐虞”的文献为晚出，甚至是“汉初人伪造先秦之书”，郭店简《唐虞之道》的出土证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75］；有些看法显然是非常片面的，成立的可能也非常小，如认为“虞”作为朝代名是墨家创造，显然颇为牵强，虞夏商周四代系统是战国时代的普遍古史观，这种系统是哪家哪派发明本来是很难说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去加以追究。陈泳超先生认为童氏之所以要坐实墨家的发明权，主要是“古史辨派的学人不信《左传》、《国语》早于《墨子》之故”，并指出“便是在《墨子》中……亦明言‘子胡不尚考乎商周虞夏之记’（秉按，语见《墨子·非命下》）。既然当时已有关于四代事迹的文字记载（所谓“记”），可证虞代之存于时人心中，当更早于墨子时代”［76］。这些批评显然是很正确的。虽然童氏此文有诸多不可信据的观点，但是童氏提出尧舜同属于虞代等看法，则是非常有见地的。我们在下文会依据出土文献详细讨论童氏这些观点的价值。 童氏还曾著《“尧舜禅让”说起源的另一推测》一文，对学者所提出的五种关于尧舜禅让传说起源的看法进行总结批判（即孔子托古改制说、篡夺文饰说、氏族社会王位选举制说、墨家托古改制说、神话演变说），并提出了“尧、舜禅让传说由于田氏代齐，托祖篡位而造说”的假定［77］。据童氏此文，此说是受顾颉刚《忍少斋笔记》“姜齐系于炎帝，其后为田齐所灭，故炎帝之传说不振。田齐为陈裔，陈为颛顼之族，为帝舜之后，故颛顼与帝舜的故事乃大发达”等观点的启发而提出。但这种说法同墨家托古改制说一样，对禅让说所谓起源问题所作的推测都是片面的。这些说法没有考虑到战国时代禅让说风行一时，“儒、墨等家都大讲禅让说”的背景，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追究禅让说的起源问题［78］。童氏此说比起禅让传说起于墨家的说法更为狭隘，其影响远不及墨家托古改制说。 关于尧舜禅让的传说，裘锡圭先生在依据《唐虞之道》评论顾颉刚先生对禅让说起源的看法时的一段话说得很好： 其实尧舜禅让这个广泛流传的上古传说，绝不可能是战国时代的某一学派所创造出来的。先秦诸子只不过是按照各自的观点来解释这一传说，利用它为自己的学说服务而已。他们对尧舜禅让的细节也许会有所捏造，但绝不可能凭空捏造出这样一个传说来。［79］ 本书下文依据出土文献解决了文献记载的尧舜传说中的一些问题，也说明战国时代各个学派对尧舜禅让传说的基本元素有着相当的共识；尧舜禅让传说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社会君长推选制的史影，因此这一传说决不是某一家派所捏造的。 二、《尧舜传说研究》评介 近年对尧舜传说作出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当推陈泳超先生的《尧舜传说研究》一书。此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作者在《前言》中概括了他研究尧舜传说的旨趣： 从研究视域上看，本研究也有纯历史的研究，如第一章（秉按，第一章为《尧舜传说的古史状况》）；也有破译神话传说的尝试，如第五章（秉按，第五章为《尧舜传说主体之外的传说例释——舜与音乐的传说》），但是根本上无意于重塑上古史，同时认为破译神话传说只能是某项材料积聚至一定时机后的自然流露，大多数话题是无须或无可破译的。因此，本研究乃从文献记载开始，对更古的“真相”没有特别的兴趣，而研究的下限延伸至今，这显然不当归入上古史或神话研究的行列，所以本书以“传说”为一以贯之的主导概念指称尧舜事迹……在当前比较热烈的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讨论面前，本研究在传说的层面上基本不受太大影响，笔者只是出于对学术发展的兴趣，在争取吸收其相关成果的同时，可以相对超然地保持密切关注的姿态。［80］ 作者也交代，他的研究思路大体也是遵循了顾颉刚研究古史的方法，即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总结的四条：（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但对于胡适、顾颉刚等人古史传说研究中总结的规律“难以脱去‘进化论’的色彩”“保持高度的警惕”［81］。 此书确实很充分地，并且用批判的态度吸收了古史辨派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是十分可贵的。比如在研究尧舜谱系的发展的问题上，作者指出： 综合此时期的尧舜世系来看，首先，当时人关怀的热点在上古，故只为尧舜的前代下工夫，而尧舜之后，鲜有述及，似不甚关心；其次，此时将尧舜世系皆上归于黄帝，不单尧舜如此，帝颛顼、帝喾亦均黄帝之后，因此，被推为正宗的“五帝”乃一脉相承。非但如此，连夏、商、周三代始祖亦均出此一脉。这样一来，历来盛传的五帝三王，就变成同一血源了。这正是大一统国家建立前后的文人创举，乃此时期整划上古谱系的动机与目的。但是，这整划工作做得并不太高明，许多疏忽是致命的，即以与本文尧舜有关的问题举例来看：据《夏本纪》，禹为颛顼之孙，与尧算同辈，长舜四辈，何以反继舜禅而有天下？再对照“有虞谱2”与“尧谱1”，尧亦长舜四辈，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后序》就指出：“至于舜取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至如此。”……由此更可反证秦汉间的整划世系乃出于文人臆造，未必有可靠的根据。［82］ 可见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对于时下“走出疑古时代”的热烈讨论，“本研究在传说的层面上基本不受太大影响”的宗旨是得到贯彻的。作者研究尧舜的传说，涉及了尧舜世系的问题，从中看出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整合痕迹，得出了和古史辨派学者基本相同的结论，值得研究古史传说的人重视。 除此之外，本书的其他章节对尧舜传说也多有精彩的阐发（在上文讨论古史辨派学者贡献时，就曾引及此书的一些意见）。例如作者在《前言》中特别提到的作为“破译神话传说的尝试”的第五章，在“有虞世职的传说”一节中，作者肯定了清人汪中《述学》补遗《瞽瞍说》的相关论述，并为之作了补充论证，认为“瞽瞍”是有虞氏世代相守之职，是乐官名，其本质职务是“以音律省土风”［8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子羔》简1云：“……曰：有虞氏之乐正瞽瞍之子也。”［84］舜父瞽瞍的职官确为有虞氏“乐正”，说明作者认为以“瞽瞍”称舜父，“留有乐官传说的痕迹”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陈泳超先生认为“传说中瞽瞍为乐官名，有虞氏亦世代多任此官”，则是有问题的。从《子羔》简文看，舜父瞽瞍只是为“有虞氏”担任“乐正”，并不是整个有虞氏都是世掌乐官之职的。这个问题和对舜与有虞氏关系的认识不足有关（参看下文）。另外，此章的第二节为“舜弹五弦歌《南风》的传说”，作者详细讨论了舜和音乐、《南风》之诗的关系，以及这些传说的产生背景等问题。这些也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探讨。我们在《子羔》中考释了一条简文，证明舜与诗歌的密切关系，参看本章附录的第一条。 此书的一大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新出土的材料来研究尧舜传说，当然这和作者写作时楚地出土文献尚未大量发表有关。不过有一些问题似乎还是可以避免。比如第二章在讨论儒家关于“亲”与“贤”同等对待思想时，已经注意到了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的材料［85］。但在第一章讨论“以‘唐’命朝”的问题时，却信从古史辨派学者的旧说，认为《论语·泰伯》、《孟子·万章上》、《管子·法法》、《庄子·缮性》等战国文献是“附入”、“伪托”，否定唐虞连称文献的可信，而完全忽略了《唐虞之道》连称“唐虞”的事实［86］，以至得出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结论。这是比较可惜的。 三、学者对文献记载有虞氏世系的研究及相关问题 上举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的第一章第二节《尧舜的世系》，从世系流传的角度研究了尧舜传说，得出如下结论： 虞舜一支从上古历经虞夏商周，俱有代表人物出现，其世系断续相属……所以虞舜的真实性在当时人心目中是有相当保证的。反观尧，除去秦汉间整划谱系运动中冒出的那一些不明来历的人物外，在先秦大多数时间里，除了有一个不肖子名丹朱外，人们对其世系茫然无知……［87］ 所谓“秦汉间整划谱系运动”显然是受古史辨派观念影响，把大一统帝王世系的形成时代定得过晚，其余的意见都是相当符合实际的。关于尧的世系问题比较简单，本书下文会随文讨论，请读者参看。舜所属的有虞氏的世系比较复杂，我们先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综述。根据陈泳超先生的整理，有虞氏的谱系依据不同的文献，可分为三种： （1）颛顼…→幕…→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据《左传》、《国语》、《史记·陈杞世家》等） （2）黄帝→昌意→高阳（颛顼）→穷蝉→敬康→句芒（望）→（桥）牛→瞽叟→舜（据《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 （3）颛顼→幕→穷蝉→敬康→乔牛→瞽瞍→舜（刘耽《吕梁碑》） 陈先生指出，对照（1）（2）两种谱系可以发现“在春秋时作为虞氏族之祖先的‘虞幕’”不见于第（2）种谱系，并认为“其中缘由不得而知”，而上举第（3）种谱系“似斟酌前二谱之修正稿”（但其中没有“句芒”）［88］。 近年罗琨先生发表的《“有虞氏”谱系探析》一文则没有像陈先生这样区分不同文献中的有虞世系。罗先生将上举这些文献全部打通后梳理出一个完整的有虞氏世系，所做的工作有点类似陈先生所说的《吕梁碑》的“修正”工作［89］。这样处理其实并没有很好解决为什么虞幕不见于《帝系》等文献的疑问。 其实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帝系》、《五帝本纪》所记有虞世系和较早的文献《左传》、《国语》的区别，前引陈泳超书没有引及。顾氏在上世纪40年代末编定的笔记《浪口村随笔》中专门有《虞幕》一条讨论这个问题（此条后来没有收入60年代出版的《史林杂识初编》，但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有与此条意见非常相近的论述，详下文），他指出《帝系》、《五帝本纪》的相关记载“文字略有异同，似无何问题可言”，“然证之以《左传》与《国语》而不能无疑”： 《左传》昭八年记晋史赵之言曰：“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郑众、杜预作注，并云：“幕，舜之先。”（郑《注》见《史记·陈杞世家》集解）史赵谓颛顼、瞽瞍间有幕之一代，而按以《帝系》，殊未能容。《鲁语》上记展禽之言曰：“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是幕之于虞，犹杼之于夏，微之于商，高圉之于周，虽非始基之君，亦是中兴令主。《郑语》载史伯之言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此文所举禹、契、弃为夏、商、周之首一王，似幕亦以为虞之首一王。虽与《鲁语》意义似有不同，而幕在虞代功德之丰隆与其地位之重要则大可见。幕在舜前，一望可知。而贾逵、韦昭作《国语注》，坚守《帝系》之说，于《鲁》、《郑》两语均云：“幕，舜后虞思也。”（贾《注》亦见《史记·陈杞世家》集解）期其不相扞格。虞思，见《左传》哀元年，夏少康时之虞君也。洵如其言，则虞幕子孙章显于世者复为谁乎？“自幕至于瞽瞍”之语又将如何而解之乎？ 且史迁记虞系，于《五帝本纪》虽全采《帝系》，而于《陈杞世家》楚灵王灭陈下，亦录《左氏》之文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迁本作史者而非考史者，上古之事至纷乱，殊未易折衷至当，故但存同异，不为弥缝，盖其慎也。贾逵、韦昭乃不了此！［90］ 可见从西汉的司马迁、东汉的贾逵到三国的韦昭都在有虞世系的问题上有不太明确甚至是误解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两种不同系统的有虞世系使得“虞幕”的位置难以安排。根据《左传》、《国语》等文献，虞幕当是远早于舜（甚至有可能是虞代首王）的君主；而根据《帝系》、《五帝本纪》等文献，则根本没有虞幕此人的地位。贾逵、韦昭等人大概注意到不能不给享有大名的虞幕安排一个位置，就把他随意当作夏代的虞思，却又导致不能调和与《左传》等书的矛盾。顾氏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对《左传》孔颖达《疏》谓“亦不知幕于牛以前是谁名字之异也”的说法同样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孔氏生得迟了一点，还不敢像战国、秦、汉间人的胆大，直断曰‘穷蝉（或敬康等）曰幕’，而只说‘不知是谁名字之异’。即此可知，许多伪古史的构成，有的固是有意造伪，有的却并不是要造伪，只想把两种不同的材料解释得相同，因而伪史就陆续出来了”［91］。顾氏认为关于有虞氏的世系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材料来源的看法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我们认为，从上引顾文根据《鲁语》、《郑语》所指出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肯定，幕的确是战国古史传说有虞氏一位有重要作为的先王，甚至很有可能和禹、契、后稷三王一样，就是虞的始祖［92］。这就是说，幕是一位曾经在位的有虞氏先祖。而我们知道，《史记·五帝本纪》明确地说： 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司马迁言之凿凿，看来应该是有所根据的。这就是说，《帝系》所记从穷蝉至舜的六世其实不是有虞的在位君主，而是平民。这和虞幕的崇高地位是不相符合的。所以虞幕和《帝系》、《五帝本纪》的有虞世系确实存在格格不入的矛盾。虞幕在这种世系中并不出现，大概确有其内在原因。有读者可能要问，《左传·昭公八年》“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却明显又是把幕和瞽瞍排在一个世系当中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左传·昭公八年》的这段话是讲因舜之后封于遂，故遂能够世守舜之德，强调舜德对于国祀存亡的重要性［93］。而瞽瞍为舜父的说法应该起得相当早（详下文），强调舜德，连带而谈及瞽瞍是很好理解的。我们不能根据《昭公八年》的记载进而否认虞幕和有虞世系中其他人物（诸如穷蝉、敬康等人）的差别。 因此在我们看来，古史传说中舜以前的有虞世系很可能如顾颉刚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样，应分为两个系统叙述，一个是有虞氏的君王世系（颛顼…→幕…→舜），另一个则是舜的先祖世系（穷蝉→敬康→句芒→牛→瞽叟→舜）。显然，有虞氏的君王世系很不完整，虞幕之后和舜之前的世系几乎淹没不闻，这和舜先祖世系的完整形成鲜明对比。我认为形成这种对比的原因主要应该是，舜在大一统帝王世系中是五帝之一，这一类帝王世系都是以“某产某”（父生子）的形式排列的家谱系统；而由于战国以来古史传说系统都编造了受尧禅让而登位的舜及其家族皆为平民的讲法（《子羔》简7说舜是“受命之民”，是“人子”［94］，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一点是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最早指出的，参见裘锡圭《新出土文献与古史传说》），所以显然不能随便把既有的有虞氏君王的世系排在舜之前，而要为舜的家族单独造出一个可以为人所信赖的，并直接上溯到颛顼乃至黄帝的世系，这也就是我们在《帝系》、《五帝德》、《五帝本纪》等文献中看到的从“穷蝉”到“舜”的这一系列名字。 在先秦文献中，瞽瞍（叟）为舜父的传说相当普遍［95］，应当有着比较早的来源。但除了《帝系》等宣扬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文献外，穷蝉至牛诸人则几乎不见于其他古书记载（“敬康”子“句芒（望）”与为木正的少昊氏子“句芒”似并无实质联系，也不排除是把少昊氏子“句芒”随意拉来凑数的可能）。因此这一套名字除了瞽瞍的来历比较可靠以外，可能多数是为了大一统帝王世系而附会出来的。舜为平民，因有贤德而受禅即位本来就是编造出来的传说，在此基础上附会的舜平民家族的世系无疑应当是更晚才出现的。这是构建大一统帝王世系时，对“零碎的世代传说的总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96］。 因此，在各族同出一源的大一统帝王世系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后，有虞氏另外一个系统的世系（君王世系）不为人重视并逐步遭淘汰的命运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们的地位远比“皆微为庶人”的舜的家族成员要高，但对于构建一个以五帝系统为核心的大一统帝王世系而言，这些人却远不如穷蝉以下诸人来得重要，因此《帝系》、《五帝本纪》等文献出现虞幕失载的结果大概不是偶然的。后人对这一矛盾所作的种种弥缝大致都是没有意识到其中根本的问题所在。 我们在上博简《容成氏》中考释了一位属于有虞氏的古帝王“有虞迵”（详下），而且他就是尧舜之前的一位有虞氏统治者。虽然根据简文所述，此人是受他人禅让而统治天下，显然体现了禅让学说下叙述历史的特征，但此人本身应该有当时古史传说的根据，而决不会是为宣扬禅让学说而凭空造出来的人物，我们认为据此足以说明有虞氏君王的系统确实是有残缺的［97］。 第二节上博简《容成氏》的“有虞迵”和虞代传说的研究 一、学者对《容成氏》相关简文的编连成果 由李零先生整理的上博简《容成氏》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发表后不久，陈剑先生就感到“原书的整理在竹简拼合与编连方面存在问题，致使不少本来文意清楚的地方变得含混不清，全文的叙事脉络也变得很混乱”，因此在简帛网上发表了《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下简称《小议》）一文［98］，对竹简的拼合编连等问题作了重新的研究。陈先生同年12月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南方文明研讨会”上发表《上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吸取了学者此前的研究成果，从《容成氏》“所记载的古史传说的角度”对简文作了简明扼要的资料性质的介绍。此文在简文编连一些细节问题上的看法已较《小议》一文有所变化。下面就根据后来发表的这篇文章的意见引录陈剑先生对相关简文的编连和释读（释文凡中间空一行的表示前后简文是否连读不能肯定）： □氏之有天下，厚爱而薄敛焉，身力以劳百姓。35B □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无殇4死者。上下贵贱，各得其（所）。四海之外宾，四海之内贞（庭）。禽兽朝，鱼鳖献，又（有）吴（无）迵（通）。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5年而（图2）终［99］。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戋而旹=（赛？），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6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于是乎方圆千里，于是乎板正立，四向禾（和？），怀以来天下之民。7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而治乱不共（？）。故曰：贤及□43 陈先生指出，“第3简之后，从35B开始，应是讲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具体是谁则难以推断。简文说他‘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似乎他也是先被另一帝王举为辅佐以‘匡天下之政’，而后再被禅让、授以帝位而‘王天下’的，跟尧、舜之事相类”。我们在第二章的讨论中会详细谈到，陈先生将简35B的“□氏”放到尧舜之前，作为一位远古帝王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位“□氏”究竟是谁，由于简文残损，很难确知。 陈先生对简文进行整理之后，归纳出尧舜以前的帝王系统是：尧以前古帝王→尧由贱而为天子→舜贤，尧让舜。对于这个系统，学者多表示赞同。 二、学者对《容成氏》简31、32编连的各种意见及其问题 《容成氏》简31、32一般认为可以连读，简文如下（按照我们的释读引录，一些不直接涉及简文编连的改释随文注明）： 孝，（始）［100］方为三俈，救圣（听？）之纪：东方为三俈，西方为三俈，南方为三俈，北方为三俈，以躗于溪谷，济于广川，高山升，蓁林31入，奴〈？安？—焉〉［101］以行政。于是乎始爵而行禄，以壤（让）［102］于又=吴=迵=曰德速蓑（衰）32 《容成氏》的这两支简的位置是整篇编连当中很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文意难懂（如“三俈”、“德速衰”的所指），难以从中确知是哪一位帝王的作为；第二就是简文残泐比较严重，有个别字不太好确认。“又=吴=迵=”三字及重文号，各家皆从李零先生释读为“来（？）亦=迵=”，下文会详细说明改释的理由。 陈剑先生《小议》把这两支简连读，排在禹的一段中，紧接简21读。在《上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中，他基本还是保持了原来的看法，但也指出“其中简21与简31相连处的‘制孝辰（？）’难以讲通……今简序仍暂依旧文之说，但分成几段释写，表明其不一定能连读”［103］，较前说为谨慎。关于简文的“德速衰”，陈先生认为： 此处简文难以理解，但“曰德速蓑（衰）”可能跟《孟子·万章上》所谓的“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有关。万章所叙是以“不传于贤而传于子”为禹之德衰，《汉书·刑法志》则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又《庄子·天地》：“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简文前文言尧之前“不赏不罚，不刑不杀”，尧时“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励于民”，而禹“始爵而行禄”，禹之“德衰”或即指此而言，跟《庄子·天地》文相类。［104］ 这就是把“德速衰”和“禹”联系，作为将这两支简当归入“禹”的部分的理由。白于蓝先生根据大多数先秦秦汉文献记载的禹的作为，认为“‘禹’之‘德’并未衰”，并指出： 在《孟子》这段话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认为禹之德衰，是因为大家认为禹“不传于贤而传于子”。但是上引《容成氏》中明言：“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可见，本篇作者原本就认为禹并未传子，而是先后让位于皋陶和益。所以，若依万章的说法，则可反推本篇作者并不认为“禹”之德衰。另外，从《容成氏》全篇内容来看，除了简32之外，对“禹”竟无一字是贬义的，也暗示出简32所记内容应该不是讲述“禹”的。［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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