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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系新研（节选）（一）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04:00 admin 点击：2471 |
帝系新研（节选） 郭永秉 绪 言 一、学术史的简要回顾和本书的写作目的 本书主要利用近年来发表的战国时代的楚简材料以及其他出土古文字资料，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对传说时代（本书所说的“传说时代”主要指的是夏代之前［1］）的古帝王系统问题作一初步的研究。 关心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人或许都知道，李学勤先生1992年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演讲的内容刊载在当年的《中国文化》第7期）。1995年，李先生又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论，收入以《走出疑古时代》为题的论文集中。此后，借助“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在此应该指出，“走出疑古”口号的提出其实并非肇始于此。只要回顾一下民国学术史，就可以知道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和顾颉刚在学术思想上发生分歧的时候，胡适就曾明确表示了他不同于古史辨派的态度。据顾颉刚回忆： 到了一九二九年，我从广州中山大学脱离出来，那时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我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2］ 顾氏接着在文中评价胡适的《说儒》是“为了‘信古’而造出来的一篇大谎话”。撇开一些导致胡顾二人关系不和的人事因素，我们可以从胡适在其他方面的论著看出他纠正古史辨派失误的学术用心［3］。周予同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对“转变时期的中国新史学”作了系统的考察。在冯友兰、钱穆等人意见的基础上，周先生把“超儒教史观派”的学者区分为“疑古派”、“考古派”和“释古派”，他对于“疑古派”的评价比较中肯： “疑古派”在中国史学史上自有其不可一笔抹煞的业绩，他们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这在中国学术演进史上是不能不与以特书的。至于他们的史料限于记载的书本，他们的研究方法仍不免带有主观的成见，他们的研究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以及若干部文学著作，因之他们的成绩不免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4］ 裘锡圭先生近年曾以出土文献的研究结论为标尺，对以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为代表的古典学第一次重建中存在的问题作出评断，以此评价“走出疑古时代”的积极意义： 在疑古思潮笼罩下的古史和古典学的重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在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中，学者们在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上，一方面廓清了传统古典学的不少错误观念；一方面又“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原注：《走出疑古时代》9页），为古典学和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裘先生在此文末尾指出： 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能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5］ 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指的“轻率信古”，侧重点还是批评某些学者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置之不理或轻易加以否定的不正常现象。而裘先生对于“走出疑古时代”本身所带来的消极作用的反思，则是在他2003年所撰的《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一文中系统提出的。此文通过新出土的四种先秦古文献，从禹的传说、各族同源的古帝王世系以及禅让传说等三个方面，对古史辨派关于古史传说的一些意见进行了检验（关于这次检验的方法、过程与结论，在这里不作详细讨论，请参看本书正文相关部分的介绍）。虽然此文通篇没有提到“走出疑古时代”，但在这篇长文的“结语”部分，裘先生说了如下一段话： 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兴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清末民初的反封建思潮和新传入的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挣脱传统经学和史学的束缚，主张凭自己的理性对古代典籍和古史传说的真伪和时代作全面的深入的考辨。这种精神是非常好的。至于他们对具体问题的见解，当然是有得有失的，需要我们批判地加以接受。 根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献来看，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和时代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是失多于得的。而他们在古史传说方面的见解，从我们上面所作的讨论来看，则可以说是得多于失的。至少可以说，他们考辨古史的成绩大大超过了考辨古籍的成绩。［6］ 他高度评价了古史辨派在古史传说研究上的成绩，并引上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批评当时新史学家们“爱驰骋幻想，对于神话传说之被信史化了的也往往无批判地视为信史”等话，认为“这些话对于今天的古史学界，仍然极有现实意义”。可以看出，对于目前古史学界将已由古史辨派学者作了系统批判的古史传说材料视为信史，并用以研究上古历史的现象，裘先生抱有极大的担忧。 事实上，古史学界能够作这种客观反思的学者并不很少。最近我们就看到了一篇系统反思李学勤先生“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等命题和形成“走出疑古时代”理论之关系的文章［7］。作者引用了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中肯定《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帝系》对古史研究价值的四段话，并指出： 通过前引李先生的议论和吴锐的评析，应该不难发现李先生的“释古”和郭沫若以“疑古”为基础的“古代研究”的异趣。郭、李究竟孰是孰非，非本文评述范畴，在此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即李先生之所以在郭沫若之后力倡“走出疑古”而不觉得“简单”多余，根本原因是两人对古书及其中所载古史可信性的估价及与此相关联的对于疑古思潮的估价大为不同，而吴锐先生关于李先生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之论，看来也是合乎事实的。［8］ 上文已经指出，其实胡适早在20年代末就已经产生纠正疑古学者弊病的思想，笔者认为李先生在胡适等学者之后仍旧力倡“走出疑古”，除了意在用新出土的材料来纠正古史辨派在古书辨伪等问题上的偏失之外，的确具有上引文中所概括的李先生所提倡的“走出疑古”的意图，也就是说，李先生所提倡的“走出疑古时代”核心思想就是对《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等文献在上古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的肯定。 正因为对以这两篇文献为代表的古帝王世系持有不同的态度，所以在上古历史的写法上，目前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如张光直先生在《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一文中曾说： 传统的上古史，就是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中国人所写的上古史，根据经书，尤其是《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和几本子书，把上古史系统化，排成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这样一个顺序。这个顺序，从东汉到民国初年基本没有变化。民国初年“古史辨”这个学派，从资料和方法论两端夹攻传统的古史系统，使知识分子对它产生极端的怀疑。 …… 传统的中国史学的先秦部分，自五四运动以来，便早已失去了它的权威性。这以后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学者，获得了一些新的资料和工具，其中主要是田野考古学与古文字学。［9］ 虽然张先生此文也怀疑传世文献“也可能包括早到龙山时代的传说”，但毕竟他认为传世文献只能作为“三代历史的基本材料”，这跟全盘、系统地肯定《五帝德》、《帝系》的史料价值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样由张光直先生撰写的《剑桥先秦史》第一章把“五帝”放在“The Legendary Kings”（传说中的帝王）一节中加以篇幅不长的介绍，且并未提及《帝系》记载的帝王世系，可见国外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对这类帝王世系的基本态度［10］。 而国内不少学者近年来对《五帝德》、《帝系》所代表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态度却和国外学者的看法大不一样。杨冬荃《周代家谱研究》对《大戴礼记·帝系》曾作过研究，作者认为： 作为系统记述我国古代统治集团血缘世系的《大戴礼记·帝系篇》，包含着颇为丰富的中国古史信息：一，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是黄帝的子孙，他们的禅位，不过是同族内从兄弟或叔侄之间的交替，究其实质，当时仍不过是家庭统治，统治权始终没有落到别的族团手中。二，启是夏的开创者，契是商的先祖，后稷是周的先祖，此三人同为黄帝的子孙，尤其是契和后稷还是同父兄弟，那么，夏、商、周三代统治权的更迭，也不过是统治权由同一家族间的一支转给另一支而已，仍然没有落入别的族团手中，因此，广而言之，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仍然是泛家族统治，商、周的革命不过是实现了统治权在家族内的转移。 作者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认为： 既然《春秋》、《国语》对《帝系》有所发明，则《帝系》作于《春秋》、《国语》二书之前应无疑问。《春秋》、《国语》皆相传出于春秋末期的左丘明之手，那么，《帝系》至少应是春秋末期以前的作品。其编纂者应是当时的史官。［11］ 看来杨先生相信“《大戴礼记·帝系篇》包含着颇为丰富的中国古史信息”的原因，就是从《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中看出了《帝系》著作年代当早于春秋末期。可惜杨先生对司马迁此话的理解显然是靠不住的。司马贞《史记索隐》在“予观”一句下解释说： 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国语》古书博加考验，益以发明《五帝德》等说甚章著也。 所以《春秋》、《国语》“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并非《五帝德》、《帝系》的著作年代早于《春秋》、《国语》的证据。杨氏的文章发表于1991年，比李学勤先生正式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略早，应该说并非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产物，但从中可以略窥“走出疑古”在部分学者心目中的思想基础及其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在原因。而到了最近，某些学者已经直接将《五帝德》等所记载的五帝系统看作信史，如有一篇讨论“六经”内容、流传等问题的文章，其第一节的标题居然是“五帝三代以来流传的历史文化典籍是孔子整理‘六经’的‘天时’基础”，作者认为： 六经中确实保存了有关五帝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其内容丰富全面，二是因为其真实可靠。因此，研究中国上古文明史，应当充分重视六经资料。 …… 我们发现，六经原是五帝至夏、商、西周以来华夏各族祖先自己记录的历史文化典籍，又经大学问家、思想家孔子的整理修订，因而显得更加完善有条理。［12］ 没有任何可靠史料记载的所谓“五帝时代”，已经俨然和三代并列，成为信史。我们并不清楚（作者在文中也没有交代），到底六经中哪些记录，可以确切证明就是从黄帝、颛顼、帝喾时流传下来的“珍贵资料”。且不说当时是否确有文字可以记载这些“珍贵资料”并且流传，众所周知，就是这些人本身是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还都是问题。因此上述这些论调和李学勤先生在某些场合下提出的“区分史实与传说，并从传说中揭示出史实的素地”、“对于传世文献应以更严格审慎的态度进行整理研究”的倡议显然并不完全一致，这种“轻率信古”的做法，是李学勤先生也反对的“预设的‘信’”［13］。 本书将以新出土的楚地战国文献为材料，对战国时代古帝王系统的形成过程进行讨论，由此考察《帝系》各族同出一源的世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希望可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历史作适当的清理，为“古典学第二次重建”中的古史传说研究部分做一些基础性的材料整理工作。笔者同意裘锡圭先生的态度，在古史传说研究中需要很好地继承古史辨派的成果。因此，本书在史料的批判、甄别上，会大量吸纳古史辨派学者已有的成果；对于他们的不少结论，也会基于本书的研究，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方法上，笔者同意古史辨派学者将古史传说作为“传说”的研究宗旨。王国维先生曾在《古史新证·总论》一开头指出：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14］ 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看法。我们从不否认在古史传说中往往会有史实的“素地”，但是反对将一切古史传说材料不加辨别地拿来用作上古历史研究的可靠材料。在任何情况下，对古史传说材料的批判、甄别工作都是必要的；要把对古史传说本身的研究，和利用古史传说中某些有价值的材料研究上古历史这两件不同层次上的工作非常清楚地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彻底避免对古史辨派学者取得的既有成果无原则的攻击和抛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古史传说的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中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15］。 二、楚简情况概述 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大量西汉早期和战国时代抄写的古书不断出土。裘锡圭先生指出：这些材料的发现“为古典学提供了一大批极为宝贵的新资料”［16］。而这其中，战国时代楚地出土的竹书更是对我们研究战国时代的思想、历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除了楚竹书以外，楚地出土的其他性质的竹简文字资料（如文书、遣册、卜筮祭祷简文等）也是我们研究相关问题的重要材料。杨宽先生《战国史》（增订本）在介绍“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时，曾特别列出“考古发现的新史料”和“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两节，提示学者对出土文献引起重视。但由于当时材料的局限，作者只概述了湖南、湖北战国楚墓遣册中有关楚国封君的材料，而着重介绍的还是一些发现年代比较久远的出土文献［17］。现在只要我们去翻阅一下李零先生整理的《简帛分域编（1901—2003）》，就不能不对目前简帛出土文献的数量大为惊叹。以战国时代楚国疆域的主要地区——湖北、湖南、河南三省来说［18］，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战国时代楚国（包括曾国）的竹简（及帛书）就至少有十八批［19］。加上李零先生所统计的“流散简牒”——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竹简1200枚）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楚简10枚），目前所知的楚简就有逾万枚。 本书在这里使用了“楚简”一词。关于“楚简”的定义，也应该在此作一交代。冯胜君先生曾在其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考察，他提出了两个问题：1楚地出土的战国简，能否都称为“楚简”；2楚人所抄写的竹简能否都称为“楚简”。对于第一个问题，冯先生根据李家浩先生指出的“江陵望山1号楚墓曾出土越王勾践剑，江陵马山砖瓦厂5号楚墓曾出土吴王夫差矛”的现象，认为“在原则上我们也不能把出土于楚地的战国简一概称为‘楚简’”［20］。对于第二个问题，冯先生认为虽然目前所见的所谓“楚简”都是楚人抄写，但是“上博《缁衣》以及郭店《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等篇虽然都是楚人抄写的，但它们与典型楚文字相比，在文字形体和用字习惯方面都存在大量显著差异”，对于这类“包含较多他系文字因素的竹书，比较稳妥的界定似应为‘具有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21］。 冯先生对“楚简”概念的澄清是正确的。这让我们注意到，虽然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竹简可以被笼统地称为“楚简”，但这些文献在抄写时的底本很有可能并非楚国的本子；从现在的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看，有不少被大多数学者称为“楚简”的文献，其实是从齐鲁系底本辗转抄录的。除了楚简所使用的文字的国别特征以外，从作品本身所述内容的特点、作品反映的语言特征等角度，都可以看出楚竹书中有许多都不是楚国本地的作品。因此本书接受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目前所见的楚竹书虽然都是由楚人抄写，但这些竹书除了少数篇可以确定为楚国作品外，大多都应该是来自其他诸侯国的作品。对于这一点，有学者曾经作过讨论。陈伟先生曾对楚简中的典籍文献的著作地进行过讨论，他认为： 目前所见楚墓出土的竹简，大致分作三类：丧葬记录、官私文书和典籍。前两种基本都是楚人所写，典籍简的情形则比较复杂。 …… 在上博简一至三册中，我们也未能看到确乎属于楚人的作品。上博楚竹书第四册的出版，使这一状况得到改变。其中《昭王毁室》等三篇带有比较明显的出自楚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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