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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历史源头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5:02:00 admin 点击：1589 |
论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历史源头 及黄帝时代的国家性质 梁绍辉 吕芳文 周亚平 我们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历史源头究竟在哪里?我们认为应该从尧舜时代算起。尧舜时代的社会性质从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部落联盟，有的说是早期国家，还有的甚至否认它的存在。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禅让的问题。我们知道，禅让是一种权力传承的方式。权力的传承有多种方式，有禅让式，有选举式，有世袭式，有更替式。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世袭式，但其中的改朝换代则是更替式。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当代的进步社会是选举式。禅让式是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常用的一种方式，屡见于各种文献，但成为事实的只尧舜两代。 关于尧舜的禅让，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尧典》是这样记载的：“帝曰：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就是：“尧帝说：你们四位，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能用心辅助我。现在我想让位了，你们中谁能接替我的位置?”四岳相传是帝尧的四位辅佐大臣，听了尧的这番话当即表示：“否德，忝帝位。”就是说他们感到很惭愧，德行不够，不敢继承帝位。四岳既然不行，就只有推荐别人了。于是大家推荐了舜。《尧典》记载他们的对话说： “‘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 ‘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这段对话翻译成现代语是这样：“四岳回答说：‘在下民中有个贫苦的光棍，叫虞舜。’尧说：‘是，我也听说过。这人怎么样?’四岳回答： ‘他是一个瞎老头的儿子。瞎老头很不清白，他老婆又十分凶狠。虞舜有个弟弟叫象，特别傲慢而不讲道理。而舜却能使家庭和谐，极尽孝道，不陷父母兄弟于不义。’尧说：‘我要好好试试他。’”说来也怪，尧竟用自己的两个女儿下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德行和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通过考察，尧认为合格，于是将权力逐步移交。几十年后，舜同样让位于禹，只是没有采取特殊的考察方式。 这样的记载，是否可信呢?如果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应该是可信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易洛魁人的例子说：“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正式就职……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利，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这里和《尚书·尧典》的记载有同有异，相同的是氏族中的酋长(《尚书》则称为帝)的权力规定。他们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统治手段全在于自己的行为道德。不同的地方是酋长(帝)所产生的方式，也就是权力传承的方式。在易洛魁人那里是选举的方式，而在中国古代则是禅让的方式。但无论禅让的方式或选举的方式，赋予被选举人的唯一权力就是父亲般的、纯粹的道德对人们的影响和亲和力。这种制度产生的效果如何呢?我们先看舜帝的治理情况。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述说：“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这大概就是古来最为先哲们所向往的大同之世了。这种大同之世的具体情况《礼记·礼运》中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婚)，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的这段描述，把当时的社会风貌写得十分美好，以致许多地方我们今天还无法做到。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乌托邦思想呢?让我们来看看科学的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对易洛魁人长期考察所得的资料写道：“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惯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他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1651年前后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被征服者在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的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对照上面所引《礼记·礼运》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两段话，我们看到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和谐社会，都是大同之世，只是详略不同，表述形式不同。如写人与人的关系，《礼记·礼运》较详：“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恩格斯只说：“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这历来的习俗自然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良好习俗，否则就无法“把一切调整好”。写社会福利，《礼记·礼运》也比较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恩格斯只说：“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知道他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这里的唯一区别就是对战争的理解。恩格斯是据摩尔根的实况调查写的，实际生活中的氏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免不了发生一定规模的战争，尽管它的结局是相当文明的。而《礼记·礼运》是追记加想象的，以为战争在当时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谋闭而不兴”。 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有两处地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一是“被白种人称赞的野蛮人”。这里的“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和“被白种人称赞的野蛮人”在概念上属同义语。从逻辑上说，“野蛮人”是未被腐化的，而非野蛮人则是被腐化了的。换句话说，未被腐化的叫野蛮人，而已被腐化了的才是文明人。为什么未被腐化的是野蛮人而腐化了的又是文明人呢?原因在于这里的腐化与否是指人的道德而言，而文明与否则是指生产力的发展而言。野蛮人与文明人的概念都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来自摩尔根对人类发展史的分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概括摩尔根的分期情况说：“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物生产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可知摩尔根划分人类发展阶段的标准完全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是我们无法知道摩尔根为什么要把人类“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这样一个奠定人类发展的重要阶段称为野蛮时期。这个被称作“野蛮时代”的阶段，虽然物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但却是人类思想道德最为光辉灿烂的阶段。关于这点，我们只要读一读上面提到的《礼记·礼运》篇便足以令人神往。但这还不够，因为《礼运》篇毕竟是后人对远古情况的追述。我们更应该很好地研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高度评价和赞美野蛮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他在谈到野蛮时代向文明时期过渡时怀着对前者的赞美和对后者的憎恨写道：“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卑劣的贪欲是导致氏族社会解体的根本原因，更是奠定文明时代的基石。最后，恩格斯引用摩尔根对文明时代评断的一段话，作为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束语：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他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力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的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力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摩尔根是美国人，他的全名是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通过对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长期的深入考察，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使社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必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他的学说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并被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没有恩格斯这部划时代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伟大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摩尔根从现实古代氏族社会生活中实际考察得来的材料和我国古代史书的记载，其基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确实曾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像美洲本土氏族易洛魁人一样的原始共产制的氏族阶段。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千百年来孜孜不息的祖述尧舜的根基也正在这里，这就是公正和谐的大同之世的理想和实践。 我国是最早对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风貌有文字记载的国家之一，又是最早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之一，更是首先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我们要在构建高于古代氏族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构建同样高于古代氏族社会的精神文明，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思想道德文明。为此，我们要努力探索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崩溃之后，新的更高级的共产制到来之前，如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的今天运用原始共产制某些思想道德的理论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司马迁的《史记》是从黄帝开篇的，而黄帝是通过武力争夺才取得政权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说明黄帝发动的战争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规模也是巨大的，与恩格斯列举的易洛魁人的战争大有区别。至于战争之后，就更不一样了。《史记》写道：“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显然是一个流动性的庞大的武装集团，四处征伐。每征服一个地方则派大监监守，纯粹是一种军事占领，与易洛魁人的战争结局完全两样。这就说明，黄帝时代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军事国家了。再加上黄帝传位于其孙颛顼，颛顼传黄帝曾孙帝喾，已经形成了权力世袭制。关于这点，《礼记·礼运》也有记载。《礼运》紧接“是谓大同”之后写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袭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禹、汤、文、武、周公由此其选也。”这简直是一幅氏族社会瓦解、国家出现的写实图。在这里， “大道”已经没有了，天下为公的原则换成了天下为家的信条，“不独亲其亲”成了“各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成了“各子其子”，选举禅让不复存在，大人世袭成了理所当然的规矩。对内以权力统治，对外靠军事征服。只是时间上推迟了，不是在黄帝时代，而是在夏禹、商汤时期。是不是《礼运》的作者有意推迟呢?也不是，因为在司马迁以前根本就没有人系统地提过黄帝。 《礼运》的记述和数千年以后恩格斯的论述又完全是一致的。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国家的产生时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我们古人用语向来简洁，对氏族社会(即大同之世)向国家的过渡又缺乏具体的材料，但恩格斯分析的这些理由和含义都可以在《礼运》的“大人世袭以为礼”一语中找到，至少可以找到其中的轮廓。而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说的“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更是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出现了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和国家必将产生的情景。现在的问题是，黄帝既然结束了氏族社会，开创了国家，并且已进行了一传再传的世袭制后，居然又在尧、舜时代恢复了氏族制。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置尧舜的氏族社会于先，还是按《史记》的观点置黄帝于先呢? 与此相联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祖先，还是多个祖先呢？也就是说，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代代相承的血缘关系呢?或者本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氏族首领？按照前者的解释，是同出一元的关系，而按照后者的解释，则是多元一体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经严厉批驳了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的观点。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道：“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甚至起初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所谓“非这样做不可”，就是非打破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的观念不可。既然氏族尚且并非起源一个共同的祖先，十多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更不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了。从这个观点出发，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号称五帝的彼此之间究竟该是何种关系?联系到有关帝舜的诸多史料，联系到永州的最新考古资料，我们对帝舜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这就值得研究和思考了。 还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这里的“一切典型的时期”自然是指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时期，但对“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应当如何理解呢?文明的概括至少不应当理解为文明的起源，因为早在国家之前人类文明就已经存在，而且相当程度地发展了。特别是人的思想品德，已经发展到了人类历史的高峰。联系到我国历史的实际，也就是说，早在黄帝以前中华文明已经相当程度地成熟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认定中华文明的起源呢?它的标志性人物和标志性事件又在哪里呢?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和考证。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史学课题，更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然而又是一个有价值、有前途的任务。只要我们有认真严肃的精神，有敢于突破的勇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广泛深入地加以考证，用心细致地进行研究，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是能出成果的，是能够成功的。 （《舜文化论文集》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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