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阅读：横看成岭侧成峰

 ——《始得西山宴游记》教研札记

陈仕 龙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永州  425000）

[摘  要]：《始得西山宴游记》在柳宗元游记创作和中国文学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西山”是具有多元蕴含的文化符号，也是精心建构的艺术具象，从不同角度研读，有新的发现和体悟，形成魅力阅读。

[关键词]：柳宗元；  西山；  魅力；  教研

网络调查数据统计表明，柳宗元是当代读者最青睐的古代作家之一，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百位作家”排名中，居第七位。柳宗元的文学作品大都写于贬所永州，“永州八记”是其标志性作品。其中《始得西山宴游记》（以下简称《始得》篇）是发轫篇，也是历来诸多文学选本和当下各类语文教材中入选最多的一篇。作为永州本土的一名语文教师，出于对家乡文化、对柳子作品的特殊情结和理解，将《始得》篇作为乡土教材来教研，在每届新生大学语文课程中必讲，而每次教学都是新的：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每一次教学都是一次魅力阅读。

魅力之一：“西山”的身世位置高度和文学史座标“特异”之谜

用“不识‘西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形容当下大多数永州人对“西山”的认识，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西山”是柳宗元登临“西山”并写下《始得西山宴游记》后才有的含有文化内涵的地名，柳宗元享有理所当然的域名“注册权”。关于“西山”的地理位置、座标和海拔高度，尚未见有文字明确记载。在永州城西，潇水（古籍多称湘水）西岸，有一带状连绵起伏的丘岭：“南起朝阳岩，北接黄茅岭，长亘数里。”染溪（今愚溪）自西南向东奔突而出，注入潇水将其“切”为南北两段，各有高端，形成南北对峙状。元和四年（809）九月二十八日，柳宗元登临其一高端，写下著名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因为位于潇水西岸，柳宗元在《始得》篇中将其登临的高端名之曰“西山”。

至于柳宗元登临所记的是哪座“西山”，学者们多有分歧，大致有三：一指今愚溪之南的高端“粮子岭”，一指今柳宗元纪念馆背倚的圆顶高端“护珠庵”，一指“自朝阳岩起，至黄茅岭北，长亘数里，皆西山”（《大清一统志》卷二八二）。永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实地勘察、考证，根据《始得》篇中所记游踪和登临时的山形地势特征与所见实地特征，专家们大多认同第二种说法，即“西山”指今柳宗元纪念馆背倚的圆形高端——护珠庵。其实，早在1436年，徐霞客自永州城大西门渡口过潇水，对柳宗元的游踪进行实地考察后便认定，柳宗元宴游的“西山”“今之护珠庵者是”，“又闻护珠庵之间有柳子崖，旧刻诗篇甚多，则是山之为西山无疑。”（《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由此可见，学者们的结论是持之有据的。

《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文学史座标是明确的。“永州八记”是文学史定论的山水游记散文文体成熟的标志性作品，代表唐代乃至中国古代游记散文的最高水准，而《始得》篇是“永州八记”的发轫篇，领衔其他诸篇，其文学史座标意义是公认的。

由于柳宗元对推动山水游记散文文体发展与成熟所做的创造性贡献，以及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诗文所达到的同时代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艺术水平，将柳宗元山水游记创作推向了时代最高峰，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永州八记”是奠定柳氏在文学史崇高地位的标志性作品，《始得》篇是“八记”领衔篇，标志着成熟的文体意义上的游记散文的诞生。《始得》篇一出便一发不可收拾，直接催生了其他诸“记”和山水诗的诞生，这才有了中国山水游记的蔚然大观。从这个意义而言，《始得》篇在文学发展史和文体发展史中的座标点意义就不言而喻和无毋用置疑了。由此观之，“西山”不仅仅指哪座具体的山头，而是永州文化的具象符号，它承载着永州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内涵，成为了永州文化的代表性概念。

通过研读我们发现，“永州八记”是有机整体：篇篇勾连，前呼后应，浑然一体。犹如一永州山水丹青，《始得》篇是扉页，是总体长轴，是永州全景图：画面雄浑、辽远、壮阔。其余诸记以及有永州第九记之称的《黄溪记》乃是“全景图”提纲挈领下徐徐展开的永州分景图：一潭，一丘，一渠，一涧，一渴，一山，一溪，无不有机关连，神形兼备，钟灵毓秀，富有诗情画意。这种创造性的总体构架，也是前无古人的，犹如一个架构绝妙的古典建筑群：雕栏画栋，钩心斗角，前呼后应，浑然一体，极具匠心。

魅力之二：穿越历史时空的思想者的无声对话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这里的“神思”，既指作家艺术构思时神力所达到的悠远境界，更指作家思想的触角凭借灵感与联想，穿越时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白居易句），回应历史和对话未来。“西山”是与柳宗元置足高点的东山对峙的城西高点。从作者在《始得》篇中描绘攀援时的艰难足见其峻，以登临后所见景物之远、之小，所见境界之广、之阔，反衬 “西山”之高：“尺寸千里”、“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凡数州之壤，皆在袵席之下。”数年之后的元和七年，柳宗元携友（崔策）旧地重游，再次登临“西山”，写下山水诗《与崔策登西山》。虽是再次登临，柳宗元的感觉仍是那样新奇，惊叹之词连连呼出：“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廻穿两仪际，高出万象表。”诗与文互衬互现，句句极具夸张，笔笔写的真实：真实的感受，真实的心态。作者是有意夸张：借登西山所见之景造境，尽其夸张之能事，极言“西山”之高。因为唯有“西山”“廻穿两仪际，高出万象表”，方能见“尺寸千里”、“外与天际，四望如一”壮阔、渺远之景；唯有壮阔、渺远之境，方能驰骋渺远壮阔之神思，承载巨大的情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是写实；柳宗元登“西山”而小洞庭，是蓄意夸张。造境骋怀，为寄托和驰骋神思铺垫张本。那么柳子此刻在借景造境骋什么“怀”呢？笔者以为柳宗元是在运用逆向思维，反弹琵琶，借“乐”（阔）境抒忧（幽）情，渲泄被强抑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与巨大的孤独之感。几乎写于同一时间的七绝《江雪》虽异曲，却有同工之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万”、“千”、“孤”、“独”的淤积，在现实中找不到理解，得不到慰藉，无处排遣，只得将思维和目光投向自然，指向远方——历史和未来。然而,借景借酒浇愁，是麻醉，是一种暂时的解脱，缘后而来的则是更为巨大的孤独与痛苦。柳宗元在《与崔策登西山》诗中直白了这种心境：“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柳宗元目光远大，哲思深邃，才情飞扬，贬谪前是年轻有为的朝廷重臣，踌躇满志的改革家，怀揣“辅时及物”、复兴大唐的政治理想。“永贞”革新失败，他被贬远州，去国离乡，身心创痛累累。逆境中，他身上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双面性：坚守与脆弱，既不愿屈节，放弃对政治理想的守望；又不堪孤独痛苦逆境的折磨。他没有欧阳修“六个一”似的洒脱，也没有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式的烂漫，更没有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玄都道士何处去，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桀骜与勇气。《始得》篇中有多处意味深长的话，是解开柳子心扉，洞察柳子心曲的钥匙和关键，值得玩味。开篇第一句便直白了本次郊游的心态，也是自贬谪至生命终结都无法改变的心境：“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为了摆脱这种窘境与困扰，他“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廻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趋同。觉而起，起而归。”甚至“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至“苍然暮色，至无所见，犹不欲归。”这应该是常事。这样醒复醉，醉复醒，冀醉而不复醒而不得。难道这仅仅是心理上的无意识？抑或仅仅理解为异地思乡，对乡梓、京都、亲朋、昔日权力的眷顾？笔者认为，更多的是虚实相生的“白日梦”——重温政治理想之梦。一边是刻骨铭心的入“梦”，一边是残酷现实的破“梦”，巨大的反差，他无法承受，只得选择遁迹山水，叩问历史，寄语未来。当“辅时及物”的政治理想之梦破灭后，他长期饱受冷置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一直在坚守和巨大孤独的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日益淤积于心。这种遭际，这种心境与孤独之感无独有偶，与自己心仪和崇拜的偶像屈原相似相通。“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元好问《中州集·读柳诗》）。屈原被罢黜逐出都门，理想破灭，得不到理解。他行吟泽畔，吟《离骚》，向《天问》，最后面向楚国，怀沙汩罗。留下千古之“问”——《天问》。冥冥之中，巨人之间，仿佛心灵感应，思想相通。柳宗元贬永期间写下著名哲学论著《天对》，以回答屈原前无古人以期来者的《天问》，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思想对话。陈子昂亦是柳子厚心仪的偶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隔着巨大的时空间距，巨子的心竟然那样的互通共鸣。

魅力之三：独具创新的另类表达

柳宗元与韩愈同是古文运动的旗手，唐代散文创作的“双子星座”，并称“韩柳”。如同韩愈有奇文《毛颖传》一样，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在艺术结构构建和感情传递的话语方式上，自主创新，匠心独运，堪称中国古代游记散文创作中的一篇奇文。

1．巧用对举映衬，举重若轻。柳宗元在《始得》篇中描写西山，可谓匠心独运，写法十分新颖。开篇先虚写西山：写游西山先写未游西山，以写未游西山来写游西山，让读者未游西山而心中先有西山。写西山之“怪特”，先写“未知西山之怪特”，让读者未游西山而先知西山有“怪特”，从而突出了西山之“怪特”，为篇中叙写登临所见之“怪特”设伏笔。这种以此衬彼，以虚衬实的新奇写法，收到了举重若轻的效果。清人孙琮云对此有精到点评：“篇中欲写今日始见西山，先写昔日未见西山；欲写昔日未见西山，先写昔得见诸山。”“昔日见尽诸山，独不见西山，则今日得见，更为大快也。”（《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三记）

2．运用视点转移、视角切换、移步换景手法，展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立体西山，给人以亲临其境的现场感。先是立足东山高点法华西亭，用平角写远望中的西山，总写视觉和感觉中的西山整体特征之“怪异”。再写攀援之艰，突出西山山形地势之“异”，后写登临后所见之奇、之异、之趣及游兴。最后由景及人，由记游至记兴，在达到最高处欣赏最美景色的同时，也将记游推向情感的高峰。“你在桥上看风景，你也就成了别人窗口的风景。”登临后所记都是西山以外四野远近风景，对西山不着一字，貌似游离西山，却笔笔衬托西山。因为登临西山所见的四围奇异风景，构成了西山独特的风景，就是西山奇异一景。这种以视点、视角切换，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写景，以此衬彼，以虚衬实的表现方法，其思维之异，手法之奇，史无前例，堪称一绝。

3．以“乐”显忧，曲径通幽。阅读者常把《始得》篇中所展示的视域当做乐境，认为是柳宗元“恒惴慄”的心态一次难得的释放与解脱。笔者认为恰恰相反，这是“惴慄”心曲的一次另类表达。以乐境显忧情，借蓄意营造阔大境界以抒发巨大的忧虑与孤独，是压抑已久的情感巨大释放。这种表达，柳宗元并非第一次。《江雪》诗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所营造的巨大寂寥的境界就是一例。这种写法，并非柳宗元首创，屈原的《天问》、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是典型。较为另类的是，柳宗元是以乐衬忧，以乐境显忧情。巨人的心是相通的。纵隔千余年时空距离，柳宗元与先哲们的思想情感仍然在历史的天空产生了强烈共鸣。

魅力之四：复杂多元的隐喻和象征

从接受美学视角解读《始得西山宴游记》，我们发现，这是一座“富矿”，是多元象征和隐喻的具象体，每一次不同角度的教学研读都会有新的发现与体悟。从审美接受角度而言，一个文学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完成，应包括文本构建——信息输入，文本解读——信息接受两个阶段。这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完整过程。从文体学视角而言，文本的构建完毕，作者的任务便告完成；从接受美学视角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阅读主体对文本的解读和接受，即信息的识记、重现与演绎。大凡优秀的作品，带给受众的应该是魅力阅读。魅力源于文本“具象”（或曰信息）的多元内涵。由于文字语言这一信息媒介对信息的重现具有较大弹性空间和模糊性特征，阅读主体的信息接受在文本信息的导向与暗示下进行个性化信息重现的同时，也在依据个体生命历程的经验与个性化的体悟，对信息进行演绎和适度二次创作。由此观之，一个优秀的文本输出的信息呈三重建构：①经意诉求（即作者在文本中的基本表达）；②不经意诉求（即作者无意识流露的、受众实际接受到的衍生表达）；③演绎诉求（即在上述基础上，受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悟主动参与而产生的新的信息）。大凡优秀的作品都具有这一特质。所以，每次解读都会是新的，都是魅力阅读。

《始得西山宴游记》就是这样的经典。刘禹锡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今已颠覆为：山不在高，有文化则名。没有文化内蕴的山，也许有奇异或清峻的外壳，但承载的却是空洞、贫脊与荒凉。有厚重文化内蕴的山才有灵魂，才有灵性。位于永州城西的“西山”，应该是这样一座名山。在柳宗元未登临，《始得》篇面世之前，她“养在深闺人不识”，虽具有“特异”的外貌，但被造物主弃置于荒郊野外，不为人赏识，默默承受冷落与孤独。“春风潇湘无限意，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宗元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却横遭打击，贬谪远州，承受着生命不堪承受的折磨：闲置、冷落、孤独。想有为，能有为，而不让有所为，这是对生命、生命价值及生命意义建构的无情嘲弄与践踏。这种倒错和不公平，使柳宗元与“西山”分别在社会和造物主安排的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中相逢了。命运惊人的相似，巧合又走到了一起，柳宗元从“西山”鉴照出了自己，找到了“知音”，并将自己融入了其中，受众自然从“西山”中读出了柳宗元的品性、情感、思维、思想和遭际。

柳宗元虽为无神论者，但自幼在佛学浓重的环境中成长，贬永后又开始与重巽等佛界人士交往、交流，佛理禅机的渗透也是情理之中的，前因后果，渊缘相报，这些佛教因素我们不敢说柳宗元完全没有。“八司马事件”中，八位政治盟友同时被贬远州，柳宗元在元和四年秋至元和七年写下有机相连的“永州八记”，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那就是我们从“西山”中读出了多种复杂元素：坚守、期待、伤痛、孤独，甚至有几分遁世。

“西山”是哲学和文学理念的形象表达。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也是唐代杰出哲学家，更是文学哲学兼融、理论建构和创作实绩相得益彰，且成就蜚然的大家。柳宗元的“元气一元论”哲学观和“文有二道”、“比兴者流”的文学理念都在《始得》篇中，借“西山”具象体得以生动诠释和形象表达。笔者在《柳宗元山水文多元内蕴探因》文中有专门阐述，在此不拟展开。

然而，柳宗元到底是不平凡的。逆境中，他不会一味舔舐伤口自我呻吟，更不会一任孤独压抑而窒息。他用哲学的高度构建平台，借文学的翅膀超越现实，实现“神与物游”，去守望他的政治梦想。这个“高台”就是“西山”。想不到的是，他再次被捉弄，“梦”再次被无情击碎。十年后，他被贬得更远，最后“梦”断任所，“西山”也许成了他最后栖梦的地方。

[参考文献]

高  文.柳宗元选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陈仕龙.形骸与灵魂[J].柳宗元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