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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的城址与中原早期文明(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10:51:00  admin  点击:1104

综上所述,中原地区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于五帝或与五帝时代关系密切的古城,为我们探索中原早期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关于文明的形成及其文化载体,历来就有多种说法。摩尔根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16];恩格斯主张,“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7];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18];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不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这三项标准是:1有高墙围绕的城市,2文字,3复杂的礼仪中心[19];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以及巨型建筑[20];夏鼐先生说,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三个要素”[21];安志敏先生说:“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22]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形成最重要的标志。刘庆柱先生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从考古学研究讲,最早‘国家’的物化形式或载体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如‘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等。上述种种物化形式或载体,如‘文字’、‘金属器’、‘礼器’、‘王陵’等很难界定,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23],“它是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社会与经济管理中心。它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等”[24]。考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应以五帝时代的城址为切入点。

在考古发现的五帝时代城址中,公认为尧、舜之都平阳所在的陶寺,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里程碑。陶寺城址同中原地区其他早期城址相比,它将版筑城垣规整形态与更大的空间相结合,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中国早期都邑城址的规模似乎是在陶寺城址突破了200万平方米的大关。已经发现的其他早期城址内,有的可以确定贵族居住区,但缺乏明显的边界,而陶寺城址内功能区划不仅明显,而且各功能区之间有明显的空白地带,仿佛起着隔离带的作用。如早期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内东南、中期大城内东北,西边以大南沟为界与下层贵族区分开,南边以早期小城城垣Q10为界,形成真正的宫殿区,面积约67万平方米。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可能被设置在中期大城西南角(今沟西村至宋村一带),距宫殿区约1300米远;中期大型普通居址被安置在中期城址西北角(今中梁村)一带,距宫殿区约800米远。将宫殿区明确地同其他功能区隔离开来,把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限制在远离宫殿区的城角,既便于集中管理,又体现空间的控制权力,这表明陶寺城址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把持着高水平的空间控制权。当城址规模巨大时,城内的路网系统就显得十分必要,是城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障。根据地质专家分析判断,纵贯陶寺早期城址南北的大南沟—南沟、纵贯中期城址的赵王沟—中梁沟在当时很可能是大路,这两条南北大道分别是陶寺早、中期城址的中轴线。陶寺中期城址将中期王级贵族墓地和观象授时祭祀台等祭祀遗存用城墙围在城南的小城内,形成特定的“鬼神区”,开了后世陵园、寝庙围城的先河,从物化形式上提升了鬼神区在城址功能区划中的地位。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左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大坑或长方形大坑为主。陶寺城址内由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是实现储藏贡赋、实行再分配、备战备荒等国家行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应为国家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何弩先生明确指出:“陶寺城址在聚落形态方面出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是史前城址发展的顶峰,乃夏商都城模式的初始,是中国早期城市化一道重要的门槛,我们认为陶寺城址已具备早期城市的雏形。”[25]

除陶寺城址外,被认为是祝融之都的古城寨城址,也跨过了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门槛。古城寨城址内东北部发现的由一号房址和四号房址所组成的宫殿建筑群,在早期城市中是极其罕见的。“宫殿基址的发现,不仅为商代宫殿区位于城东北的布局开了先例,也为夏代二里头宫殿基址的来源提供了依据,使古城寨城址成为夏文化发展和建筑艺术传承的桥梁……从其性质看,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直接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所以城中要营建宫庙之类的建筑,成为文明过程中最容易观察到的物化载体。有无这些建筑也是都邑与村寨的重要区别之一。”[26]

五帝时代后期,中原地区自然灾害严重,发生了长时间的洪水泛滥。《尚书·尧典》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云:“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淮南子·本经训》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通志》云:“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孟庄、王城岗等城址相继发现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痕迹。洪水控制体系的建立与中原早期文明的关系极其密切。为了从事治水等大型公共工程,需要建立中央权力机构。尧、舜时期,共工、鲧、禹在治水过程中,动员了大量劳动力从事公共工程建设,使跨宗族地域的早期国家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并形成与防治洪水有关的早期城市。

五帝时代的筑城高潮,发端于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西山城址除城垣外,还环绕着两道城壕,建立起多重防御体系,这在早期城邑中是少见的;城垣的建造,采用了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表现出其建筑技术的进步;西城门北侧城垣上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有面积百余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在房址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凡此种种,表明黄帝时代的西山城址已经不是带围墙的原始村落。许顺湛先生主张这是一处权力中心,认为“必是有熊国国都”[27];杨肇清先生认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的发现,将中国始建城市的年代提前到距今5300年”[28];任式楠、吴耀利先生也说:“郑州西山仰韶晚期遗址为研究城市起源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29]从西山城址的发现,到陶寺古城的兴起,经历了黄帝至尧舜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从其规模和功能规划等方面考察,西山城址显得更加原始一些,不过从城市起源发展的历程考察,西山城址似可划入“雏形城市”之列。

除上述诸城址外,还有五帝之一帝喾的都城尚未找到。今本《竹书纪年》说:“帝喾高辛氏元年,帝即位,都亳。”《尚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传:“契父帝喾,都亳。”《史记·五帝本纪》载:“至高辛即帝位。”《集解》引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水经注·谷水》引皇甫谧曰:“帝喾作都于亳。”《水经注·河水》又说:“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尸乡亭位于汉魏故城东,尸乡亭东为偃师尸乡沟商城,帝喾所都之亳大约就在这一带。不过,目前尚未发现与此时代相当的城址。

五帝时代,除发现黄帝、颛顼、尧、舜、共工、鲧的城邑外,有的城址内也出土过文字与铜器,并找到了大型祭祀遗址,有关文明的诸要素均已具备。以郑州西山城址为标志,中原地区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站在当今已有的考古成果上回眸,中华民族已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

注释:

1]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页。

2]《史记·五帝本纪》。

3]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4]张玉石:《史前遗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形成》,《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5][27]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国文物报》19951112日。

6][7]张相梅:《帝丘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3期,200412月。

8a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28日。b《山西襄汾陶寺城发现大型史前观象祭祀与宫殿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220日。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3月。

9]小牛:《山西襄汾陶寺发现尧时代古城》,《大河报》200066日。

10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109页。c袁广阔:《龙山夏商周三叠城——辉县孟庄遗址》,《启封中原文明——20世纪河南考古大发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

12]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42页。

14]方燕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大型城址》,《中国文物报》2005128日。

15a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79页。b方燕明:《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16]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第12页。

1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18]柴尔德:《远古文化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131168页。

19]转引自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97年第5期。

20]张光直:《古代中国及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21]夏鼐:《中国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22]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23][24]刘庆柱:《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形成》,《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25]何弩:《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93日。

26]蔡全法:《新密古城寨城址在文明探源研究中的地位》,《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28]杨肇清:《谈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仰韶文化古城及其重要意义》,《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29]任式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

(《中州学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