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搜索
|
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0:45:00 admin 点击：2359 |
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 何驽 陶寺遗址是一个面积为3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遗址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78—1987年，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而确立了陶寺文化。1999—2001年，在陶寺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已经确定，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2002—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山西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城址进一步进行了发掘。在陶寺中期城址内东北部，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并于近期取得了宫殿区和祭祀区大型建筑等方面的重大发现，对于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有了突破性进展。 陶寺城址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 2000—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发掘钻探中发现陶寺城址。城址位于陶寺村、中梁村、宋村、东坡沟村和沟西村之间，在陶寺遗址中心区域之上。其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城址内发现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城墙。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总体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 北面的城墙有三道。东面城墙一道，南面墙有两道。但建筑方法不太相同，即使同一道城墙的不同地段的建筑方法也有差异；有的墙体用夹板逐层填土夯筑而成，用此法做成的墙体夯层夯窝清晰；有的墙体内侧或下部夯筑而成，外侧或上部则用稠泥掺碎石粒拍打增补，有的质地极为坚硬，但不见夯层夯窝；有的墙体内外两侧使用夹板筑起夯土挡土墙，然后在挡土墙之间填土踩踏夯砸而成墙芯。 城址的各道墙体均被陶寺文化晚期地层、灰坑所叠压或打破。有的墙体还被中期灰坑打破，但有的墙体又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地层、灰坑、房址。从而推断出是城址年代属于陶寺文化中期。根据当时遗物分析，有的城墙建筑年代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墙体，考古工作者推测大城内有小城或大型建筑群围墙的可能。2002—2003年，在中期城址内的东北部，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证实了当时的推断。 陶寺城址在黄河流域乃至全国同时的城址中都是最大的一座，它结构布局较为复杂，说明已进入城址发展的较高阶段。 发现陶寺遗址早中期的宫殿区 从发掘情况看，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之间，城市结构发生了变化，中期城址大规模外扩，总面积是早期城址的5倍，城墙代替了早期城址的城圈子。中期王级大贵族墓地与早期王级大贵族墓地不在同一区域，而单独包围在中期小城鬼神区里。 考古工作者在陶寺早期城址的中南部，发现了约5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在清理宫殿核心建筑区天然生土台基地北部边缘，清理出北出入口，其主要建筑遗存由夯土台阶和夯土小桥头墩组成，台阶顶部系用12块大小不等的夯土版块垒砌建成，台阶表面残留“之”字形坡道，保留着较好的踩踏路面，从沟底盘桓上至台阶顶部，可进入核心建筑区。 在陶寺文化中期，这个夯土台阶被宫殿建筑垃圾所填埋，形成坡道，有一条路面，说明宫殿核心建筑区北口在此时继续发挥着出入口的作用，只是将夯土台阶改为建筑垃圾垫土坡道，但是建筑垃圾堆积表明，中期的统治者将早期的宫殿以及核心建筑区北口的夯土台阶一并摧毁废弃，另行修建中期的宫殿。 此外，在清理夯土台阶之上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从而推断出，陶寺城址中早期的宫殿区都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晚期时，宫殿区被从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同时还显现出很强烈的暴力色彩。一条陶寺晚期的垃圾沟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五层散乱人骨，最小个体数总计约32个，以颅骨为多，骨盆和肢骨较少，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刃劈琢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就有6个之多。说明陶寺晚期的宫殿区已经不在这里。 发现中期王级贵族大墓 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中、小型墓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只有小墓。 清理的中期大墓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在墓葬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留着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墓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 随葬品反映出中期大贵族的丧葬礼制大为改观，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不再起用，成套木器以及石特磬等礼器群也销声匿迹，改而崇尚玉器，彩绘陶器包括折肩罐、圆肩盖罐、双耳罐、大圈足盆、深腹盆、簋等，漆器包括豆、箱、标杆、钺柄等，它们有可能组成陶寺中期新的礼器群。上述变化暗示陶寺早中期之间，尽管陶寺城址继续作为王都聚落而存在，但是陶寺文化统治集团(家族)有所变化。 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发现可能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 在陶寺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发现一座大型建筑。从发掘部分的情况看，该建筑始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晚期被平毁。目前揭露出来基址共有三道夯土挡土墙，推测原来可能共有三层台基。 最外圈夯土挡土墙呈月牙状贴于台基的正东，挡土墙圆弧距圆心半径25米，挡土墙内侧填人工花土成为第一层即下层台基，宽约35米。附属于下层台基的遗迹还有东阶，路沟以及路面，东南角门等。第一层台基东壁和东阶第二级台阶东立面上有一些插板的槽痕。 中圈即第二道夯土挡土墙呈大半圆环形，距圆心半径22米，清理部分所见由16块夯土版块与正东部的生土半月台组成。中圈挡土墙内侧填土黄褐色花土，构成第二层即中层台基。中层台基附有东侧生土半月台和南侧看台等两个建筑。生土半月台位于中层台基正东，与下层台基挡土墙凸出部分以及东阶均在台基正东向中轴线上，系挖基坑时有意留下的一块半月形黄生土芯。其南北两端被中圈夯土挡土墙顶住。生土半月台因其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土质土色，有可能具有祭祀功能。内圈夯土挡土墙呈大半环形，半径约12米，也即第三层(上层)台基的半径，清理部分所见由16块夯土板块接缝拼成圆弧。上层台基生土芯半径8米。 上层台基夯土挡土墙与生土台芯之间有一道由11个夯土柱组成的半圆形柱列，圆形半径105米。揭露部分夯土柱自东北方起始，向东南至第十一夯土柱止。第十一夯土柱西壁又与一道夯土墙相连，继续向西延伸。夯土柱之间有10道缝，宽015～02米，极个别宽03米，间隙填充人工花土。这10道缝中心延长线(也即视线)方向角在74～1395度之间，每两个缝之间的夹角为7～8度，是圆弧75度等分的结果。自北起第6缝，方向角1095度，此缝可看到崇山主峰塔儿山。自北起第9缝，宽025米，方向角132度，中心延长线与东南山尖峰相连，经2003年12月21日和22日实地模拟观测为冬至日出点。自北起第8缝，宽02米，视线方向角125度。2004年1月21日实地模拟观测为大寒日出点。据此我们推测，上层台基夯土柱缝的主要功能之一可能是观象授时。 陶寺城址中期小城祭祀区内的这座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最大的陶寺文化单体建筑，原为三层台基。其建筑形状奇特，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可能集观测与祭祀功能于一体，建筑规模宏大，气势宏伟，大基坑地基处理工程浩大，下层台基东边包木板等，这些都是陶寺文化前所未有的，也是其他史前文化中罕见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上层台基夯土柱有观象授时功能不误，那么它将使我们得以管窥陶寺文化的天文学知识系统，则可证实《尚书·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可将观象授时的考古实证上推到距今4100年，这将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尧舜禹所谓的“禅让”是一个真实的史话 近年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在城址的布局探索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从“城市结构”的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由“王权”所独占和管理的仓储建筑等，应当是“王都”级都邑所应当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陶寺城址已经发掘出了陶寺早期和中期的“王级”贵族大墓，与上述标志性建筑相匹配，再结合陶寺早期和中期的城垣，使陶寺城址作为“王级”都邑的“城市结构”更加完整。陶寺中期城址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是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其形制规整，城内布局规划明确，等级差别森严，这些都是史前城址中所罕见的。陶寺城址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化程度呼之欲出。 陶寺城址作为“王都”聚落形态特征日益彰显，也随着我们悟到陶寺晚期扁壶朱书“文尧”二字的新认识，《水经注》有关“尧都平阳”（即今山西临汾一带的古称）这一文献记载的历史真实性愈发值得重视。《水经注·汾水》云：“又南过平阳县东。……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晋立平阳郡治此矣。水侧有尧庙，前有碑。（《魏土地记》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应劭提出“尧舜并都之”，如果陶寺早期确为尧都，结合陶寺城址统治集团早中期之间的变化，能否暗示着尧舜间所谓的“禅让”是一个真实的史话？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探索。由此看来，陶寺城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引导我们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具有历史学意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陶寺晚期，陶寺城址不再作为都邑聚落，扰大墓，毁宫殿，废城垣，砍头惨杀等一系列野蛮残酷的行为遗迹突显出来，手工业者侵占了原来的宫殿区，但是陶寺文化中期与晚期之间并未出现文化上的质变，因而无法确定由外族入侵所引发的大动荡，于是陶寺文化晚期陶寺城址在功能性质和政治地位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何在？这是否正意味着突破血缘关系的阶级矛盾所引起的暴力冲突和“政治报复”行为呢？假如陶寺文化晚期席卷陶寺遗址的疾风骤雨确系尖锐的阶级对立所导致，那么陶寺文化的国家社会形态便显露出冰山一角，它将是中国早于二里头文化夏王朝的最早国家。 （《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