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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都邑考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0:44:00 admin 点击：2621 |
五帝时代都邑考 曹桂岑 一、五帝时代的提出 在文明探源中，把五帝时代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是非常正确的。在古文献中，对夏代以前的历史谱系“五帝时代”已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本纪》的主要内容，列为本纪的第一篇，“五帝时代”之名也源于此，“五帝时代”在时间上包括黄帝至舜。《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的魏书，纪年也始于黄帝，记述黄帝至夏代以前有五帝七主，每人都有在位年代。这个时期的排序基本与《史记·五帝本纪》相同，所以，夏代以前应该有一个“五帝时代”。“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中的一个时代。《史记》、《竹书纪年》、《世本》、《大戴礼》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帝王世纪》中的五帝是：少昊（即玄嚣）、颛顼、帝喾、帝挚、尧、舜，而把黄帝列入“三皇”，而“三皇”中的黄帝，也早于五帝中的少昊、颛顼等。所以，五帝时代应该是五帝七主，即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舜。 关于颛顼、帝喾、尧、舜与黄帝的关系，文献中也有记载。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史记·三代世表》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竹书纪年》载：“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已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蜀国春秋》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枢，是为阿女所谓淖生也，生颛顼。”帝喾高辛氏是黄帝的玄孙，《五帝本纪》曰：“颛顼崩，元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尧是帝喾的儿子，《史记·三代世表》曰：“黄帝生玄嚣，玄嚣生极，极生帝俈（喾），帝俈生尧。”舜是颛顼的后代，《史记·三代世表》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牛，牛生瞽叟，瞽叟生舜。” 在文献中把夏、商、周三代的始祖也上溯至黄帝，关于夏代，《史记·三代世表》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史记·夏本纪》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即把夏禹的始祖追溯到黄帝；《竹书纪年》曰：“帝颛顼高阳氏，三十年帝产伯鲧，居天穆之阳。”关于商代：“黄帝生玄嚣，玄嚣生极，极生帝俈（喾），帝俈生契，是为商祖。”《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关于周代：“黄帝生玄嚣，玄嚣生极，极生帝俈（喾），帝俈生后稷，是为周祖。”在文献中，把黄帝作为五帝的始祖，夏、商、周三代的始祖。 我们从《史记·周本纪》中也能知道五帝的存在，周武王伐纣以后大封诸侯：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黄帝之后于祝（东海郡祝其县），帝尧之后于蓟（燕国有蓟县），帝舜之后于陈（陈州宛丘县），大禹之后于杞（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应该说，在西周初年，周武王承认有神农、黄帝、尧、舜的存在，并尊称这些人是圣人，否则，焉能封其后人乎。所以，中国古史中夏代以前应该有个“五帝时代”。对于这段历史早在西周时已经为世人所承认。关于文献记载的中国古史中的五帝的谱系，西汉以前早已形成，一直沿袭下来不变。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承认。 二、关于五帝时代的年代 关于五帝时代距今多少年的问题，是解开五帝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献记载少，要搞清有很大难度，但又不能不搞。搞一个基本年代框架是可能的。关于“五帝时代”的具体年代，在文献记载中概括起来有五说： 1388年说：关于黄帝、颛顼、帝喾三个人的在位年代，《史记·五帝本纪》仅记其名，没有具体的在位时间，只能从皇甫谧的注释中知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从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五帝时代的时间应是五帝在位年限之和，即黄帝100年，加上颛顼78年，帝喾70年，帝挚在位年代不详，未计在内，尧98年，舜42年。 2400年说：战国时期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记载为五帝七主，多了少昊和帝挚：黄帝在位“一百年”；少昊在位年代不详，未计在内；颛顼“七十八年”；帝喾“六十三年”；帝挚“九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 3483年说：《帝王世纪》记载的五帝时代则是483年。黄帝“在位百年”；少昊“在位百年”；颛顼“七十八年”；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尧“即位九十八年”；“尧崩，三年丧毕，舜年八十一岁，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即真”；“舜年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九十五岁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可知舜在位二十三年。 4489年说：此说源于《资治通鉴外纪》，黄帝原注在位百年或云一百一十年；少昊（青阳）在位八十四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或云九十一年；帝喾在位七十五年或云六十三年（注：按干支纪年当为七十年）；帝挚在位九年（黄帝至帝挚三百四十一年；少昊至帝挚四君二百四十一年）；尧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四十二年。根据《中华通史》的记载，黄帝（元年）始建甲子之年（公元前2697年），并依此往后作了推断；自黄帝（元年）始建甲子之年，一甲子为六十年，第二甲子为黄帝六十一年，第三甲子为少昊二十一年，第四甲子为少昊八十一年，第五甲子为颛顼五十七年，第六甲子为帝喾三十九年，第七甲子为唐尧二十一年，第八甲子为唐尧八十一年，第九甲子为虞舜三十九年，黄帝至舜为489年。 51520年说：源于《春秋命历序》：黄帝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年或云十八代。少昊传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颛顼传九世三百五十年或云八世五百四十八年。帝喾传十世四百年。帝挚在位九年。 从上述关于“五帝时代”年代的五说看，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是二说： 1《春秋命历序》说，“五帝时代”有1520年，年代最长，但比较笼统，没有细排出诸王的序列。 2《竹书纪年》、《史记》五帝七主说，即前四说，年代比较接近。 关于“五帝时代”的时间，因上述二说而导致不同的推测，依《春秋命历序》1520年说，“五帝时代”距今4070～5600年，因之，有的学者推断，“五帝时代”的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依《竹书纪年》、《史记》、《资治通鉴外纪》388～489年说，距今4070～4560年，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 在诸多说法中，以《竹书纪年》、《史记》、《帝王世纪》、《资治通鉴外纪》等书的说法比较接近，此年限比较可信。因为《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史书，《史记》是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大作，司马迁治学态度严谨，当时参考的文献也多，《帝王世纪》对五帝七主记载较详细，《资治通鉴外纪》成书于南宋，引用史料多而全，因此，这些都是我们解开古史中“五帝时代”之谜的重要文献资料。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结题，禹之受禅为王的大体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我们可以认为“五帝时代”的时间，当在距今4070～4560年之间。 三、五帝文化与考古文化的关系 经过新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考古文化序列已经基本搞清，黄河中游的考古文化序列是：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000年）→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龙山文化（距今4900～4100年）；黄河下游的考古文化序列是：后李文化（距今8400～7700年）→北辛文化（距今7300～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长江中游的考古文化序列是：大溪文化（距今6000～53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4600年）→石家河文化即湖北龙山文化（距今4900～4100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诸种文化中，从考古测年、分布地域和相互关系看，有几种考古文化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即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从考古文化的测年看，在中原地区主要是龙山文化，其碳十四测定年代（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4100～4900年，其中距今4600～4900年为龙山早期，主要分布在豫西和豫中地区；距今4100～4600年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则遍布河南全省，又分为王湾、后岗、三里桥、王油坊、郝家台、下王岗六个类型。在黄河下游，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以泰山周围地区为中心，东达黄河之滨，北抵渤海南岸，南及苏皖北部，西至河南东部，有些遗迹在黄河以南的许昌、平顶山、驻马店、信阳、南阳、郑州、洛阳等地也有发现，但其在河南主要分布中心在颍、涡河流域，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其后演变为山东龙山文化。在长江中游则是屈家岭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西至川东，南逾长江至湖南北部，东达鄂东及江西修水一带，北抵河南的西南部，距今5300～4600年。这三种文化在中原碰撞，这一变化和碰撞，决非偶然。所以，我们在寻找五帝文化时，只有在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去寻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分布在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至距今4600年前后突然消失，屈家岭文化演变为石家河文化（又称湖北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演变为山东龙山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即石家河文化），均属龙山文化，不过地域不同，器形稍带地域性特点，这一变化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陶器变成了黑陶和灰陶，文化统一为龙山文化，只不过在纹饰和器形上有地域性的区别，即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这一大的变化，应该与国家的统一有关，是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相吻合。所以我认为：五帝时代的考古文化就是龙山文化。 四、提高对都邑考古的认识 城的产生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社会经济条件。当一座城址出现的时候，必须具备足已满足它发展要求的一系列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村一旦变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墙壁防守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之一。城的主要职能，开始是军事防御和政治中心，后逐渐发展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化、经济、交通中心。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黄帝“始主城邑以居”，“为五城十二楼”，也就是说，黄帝时已经出现城、五帝时均有建都的记载，因之，寻找古城应是一个重点。目前，我们有责任把黄帝至舜的这段历史搞清楚。要搞清这段历史，在使用文献时要去伪存真，利用文献提供的线索，伴之以考古发掘，把这一段的年代框架搞出来。要想解决“五帝时代”的考古文化问题，必须从考古上找到五帝时代的都邑。为什么至今尚未在考古文化上确定“五帝时代”是哪种考古文化呢？考古界也受疑古思想的影响，认为文献不可靠，究其原因是没有把寻找“五帝时代”的都邑考古作为学术重点进行攻关。以探索夏文化为例，从徐旭生先生的豫西考古调查开始，首先在夏人活动的地点开始调查，即从寻找夏代的都城入手，才有二里头、王城岗的发掘，在考古文化中终于找到了夏文化。人们在认识上也是由浅到深，其变化是：“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一期是夏文化”、“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二里头一、二、三期是夏文化”、“二里头一、二、三、四期是夏文化（包括二里头四期前段是夏文化说）”、“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和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等。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终把尸乡沟商城定为夏商的分界线，学术界终于在夏文化的认识上有了基本的共识，即“二里头一、二、三、四期是夏文化（包括二里头四期前段是夏文化说）”。至于夏文化的上限，则放在龙山文化晚期，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结论。在对待夏以前的历史谱系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因为尚未确定哪种考古文化是五帝文化，就武断地否定文献记载的五帝文化的存在。如果我们也像寻找夏文化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把寻找“五帝时代”的都邑列入考古课题，纳入规划，把文献与考古结合起来，我相信，经过考古，“五帝时代”文化的年代框架是能够建立起来的。 五、关于五帝时代的都邑 文献和考古为“五帝时代”都邑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便于在探源中寻找，兹将文献记载的都邑撰述于下： 1关于黄帝的都邑有“轩辕丘”（河南新郑），“涿鹿”。 关于“轩辕丘”，据《竹书纪年》记黄帝“居有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丘。”关于有熊、轩辕丘的地望，一些文献也有记载。《广舆记》说：“轩辕丘新郑，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因名。”《帝王世纪》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云：“（新郑）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已明确指出，“有熊”、“轩辕丘”在新郑。因为黄帝为有熊国的国君，故有熊应为国名，轩辕丘是都城名，位于新郑的西北，新发现的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古城址可能是轩辕丘。古城寨城址位于溱水东岸的台地上，面积176500平方米，古城寨城址平面呈长方形，方向349度，北墙地下基础长500米，基础宽426～534米，地上墙底宽12～22米，顶宽15～5米，墙长460米，高7～165米；南墙地下基础长500米，基础宽426～626米，地上墙底宽94～40米，顶宽1～7米，墙长460米，墙高5～15米；东墙地下基础长353米，基础宽854～102米，地上墙底宽36～40米，墙长345米，墙高138～15米；西墙复原长度370米。城内有龙山文化的大型夯土基址。这一考古发现，其意义非常重大，根据《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3］的研究结果：古城寨的龙山文化遗存分为四期五段，以ⅢT1H4为代表的龙山文化第一期，其陶罐、缸、鼎等器物与禹州瓦店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器物相近似，当为龙山文化早期。ⅢT1H4被压于南城墙之下，证明城墙上限不会到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二期，从前段和后段的主要器类的特征看，相当于登封王城岗第三期，如果说第二期是古城寨城址和宫殿，廊庑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那么第二期后段则应该是它的使用年代。龙山文化三期，相当于登封王城岗第四期，ⅢT1⑨、ⅣT20H156等都打破或叠压城墙基址和宫殿、廊庑建筑基址，它代表了这些遗存的废圮年代。龙山文化第四期，相当于登封王城岗第五期，该期不仅对城墙墙基和宫殿、廊庑建筑基址继续造成了破坏，而且其器物特征演变已接近新密新砦期。为新砦期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从考古的地层叠压和出土文物看，城墙的叠压关系，以南墙基探沟T1为例，T1北部夯土墙基上有叠压九层：一层是耕土，二至三层是近代扰土，四层是清代层，五层是汉代层，六层是殷墟文化，七层是二里岗文化，八层是二里头文化，九层是龙山文化，九层下是龙山时代的夯土墙基。墙基的南部压有一龙山文化早期的灰坑（H4），中部压有两座龙山文化早期的瓮棺葬（W1、W2），可能是建墙的奠基，龙山文化时期用人作建筑的奠基，多有发现。北部是仰韶文化的房基，再下是生土。该深沟总深63米。在北面墙基下还有处理地基用夯土层层夯打出地面的灰坑（H8）。从叠压关系看，城墙晚于仰韶文化晚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早期，就南墙T1⑨龙山时代晚期层打破并叠压墙基，古城寨是一座建于龙山文化早中期之际的古城无疑。古城寨是河南省境内发现的面积最大，保留最好，意义最为重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之一，应是黄帝的轩辕丘。 关于黄帝之都“涿鹿”的地望问题，说法不一，有六说，即解州说、扶沟说、修武说、巩义说、彭城说、涿鹿说，难以统一。 一曰解州说。据《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惟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据《清一统志》载：“解州东南二里许有蚩尤村，州西二十五里有浊泽，一名涿泽。”解州治所即今山西运城县西南解州镇。“则黄帝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者，其地望应在此”。 二曰扶沟说。柏杨《中国人史纲》谓：“姬轩辕决定先发制人，他首先突击神农部落，在阪泉（河南扶沟）郊野的战役中，把神农部落击溃，俘虏了敌人全部人口和牛羊。” 三曰修武说。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涿鹿或称浊鹿，“盖今修武之浊鹿也”。《元和郡县志》：“浊鹿城在修武东北二十三里，山阳公所居。”修武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关于浊鹿，据《元和郡县制》卷十六载：“浊鹿故城，在县界东北二十三里。魏文帝受禅，封汉帝为山阳公，居河内山阳之浊鹿城，即此城也。”该城位于今修武县东北12公里五里源乡的李固村南，现存城垣南北长约300米，东西长为100米，最高处7米。另外，李固村北还发现有李固龙山文化遗址，面积24万平方米，高出附近地面2米多。修武县五里源乡的李固村南有汉代的浊鹿城，李固村北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大，很有可能是古之涿鹿城。 四曰彭城说。《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世本》：“涿鹿在彭城南。”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市。 五曰巩义说。三国时魏人应劭《灵河赋》云：“资灵川之遐源，出昆仑之神丘，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于中州。”这个“阪泉”是指洛水与河水在巩义市交汇的洛汭地区。再说涿鹿，古代涿与浊通，盖即水名。古代巩义市境内有两条浊水，一条是黄劭河，另一条叫黄水。《水经注·洛水》：“（洛水）又东，浊水注之，即古黄水也。”根据有的学者考证，“所谓涿鹿，其实就是浊陆，即两条浊河边的陆地”［4］。 六曰冀州说。《述异记》卷上：“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尸子》卷下：“黄帝斩蚩尤于中冀。” 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关于涿鹿，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关于阪泉，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谧曰：“在上谷。”另据《括地志》载：“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南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汉涿郡治所在今河北涿县，汉上谷郡及唐妫州怀戎县治所在今河北涿鹿县西。 以上六说中以解州说、修武说、冀州说影响最大。 2关于颛顼的都城，《竹书纪年》曰：“居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汉书·地理志》曰：“东郡濮阳故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曰：“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杜预注：“辟狄难也，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帝颛顼之墟，故曰帝丘。”所以，亦说颛顼“居濮”，帝丘的位置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关于帝丘的具体位置，《大明一统志》曰：“颛顼城在开州城东二十五里。”所以，帝丘的所在地应是位于濮阳县城东南8公里五星乡高城村北侧的高城龙山文化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 3关于帝喾的都城，《竹书纪年》曰：“居亳。”亳在何地，《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水经注》曰：“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尸乡亭位于汉魏故城东，尸乡亭东才是尸乡沟商城。经考古发掘，尸乡沟商城是商代前期的都城，而帝喾之亳也在偃师境内，近年来发现的几方唐代墓志，安邑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公元867年），“归葬于河南府偃师县薄邑乡薄台里之先茔”。提到唐代偃师尚有薄邑乡薄台里，古时薄与亳同音，而此地在尸乡沟商城西北的杏园，距尸乡亭不远，这一发现可能对寻找更早的亳是一条重要线索。 4关于尧的都城平阳，《帝王世纪》曰：“尧都平阳。”根据《括地志》记载：“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平阳在“今晋州所治平阳故城是也”。 5关于舜的都城蒲坂，据《括地志》曰：“蒲坂，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坂故城是也。”蒲坂在山西南部。 在五帝时代的都邑考古调查中，对文献记载的地点往往有几说，如涿鹿六说，怎么办？对文献记载的地点不要轻易否定，因为古人因为水患、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原因而迁徙，而地名则随之搬迁，如商人的“亳”，就有南亳、西亳等数个；楚之“丹阳”、“郢”，也有几个地方。因之，对文献记载的地点，要逐个进行调查，不要轻易否定，如果在上述记载的“轩辕丘”、“涿鹿”、“高阳”、“帝丘”、“亳”、“平阳”、“蒲坂”等地方发现古文化遗址，再进一步找城，这对寻找五帝文化的都邑是有益的，在考古文化上应放宽一些，把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考虑在内，凡是都邑地层中发现有这些考古文化的遗迹、遗物，应引起重视，确定发掘时，把发掘的重点放在寻找城址、宫殿上。 以上意见有不当之处，望诸位学者指正。 注释： ［1］李卫、解冰：《夏商周断代成果重大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2日。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 ［3］a蔡全法、马俊才等：《龙山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21日。b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4］张维华：《黄帝故里与中华第一故都——新郑》，见《黄帝故里新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5］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50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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