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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学说的历史演化及其原因（节选）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0:43:00 admin 点击：1673 |
禅让学说的历史演化及其原因（节选） 郑杰文 “禅让伪造说”与“禅让实有说”孰是孰非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将禅让史实与禅让学说区分开来。其一，就“禅让”这种朝代更替形式的发生来说，上古原始民主政治时代确曾实行过民主选举制，在部落联盟时代也确曾发生过以军事实力为依据的酋长推举制，这已被当代史学界所公认，上述“禅让实有说”中的社会学解释和政治学解释均不能谓其误。其二，禅让事件发生之后，禅让学说依据时代政治形势的需要几经变化发展，出现异说，引发了后代的论争。所以，只有仔细考察禅让学说的历史演化，才能对以上论证做出正确评判。 禅让天命说 顾颉刚先生考证《尧曰》章晚出的三条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以得孔子真传而自居的孟子曾说：“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在那个论辩訾病甚为激烈的时代，孟子此言必有所本，不至凭空伪造孔子语而被论敌抓住把柄。依此，“《尧曰》章晚出说”并不可信，孔子确应像孟子转述的那样说过“尧舜禅让”之类的话，孔子确信古有“禅让天下”之举。这一点，我们在《论语》中也可找到某些佐证。由上引《论语·为政》言可见，孔子清楚地知道王朝是更替的、夏商周都不能永远占有天命；那么王朝更替方式又是什么呢？孔子反对战争，曾因卫灵公问战阵而离卫（《论语·卫灵公》），曾赞南宫适反羿等武夫尚战（《论语·宪问》），赞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同上），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论语·泰伯》），这都明确地表现出孔子反对战争争夺，反对以“革命”手段改朝换代的态度；孔子又大赞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德”（同上），明确地表现出孔子赞成以“让”来改朝换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证成孔子无禅让说，谓泰伯“让天下”为“礼让”而不是“禅让”。但我们说“礼让”也好，“禅让”也好，都是按照旧有承继观念应当自己继位，而按照另外的信念把天下让给别人，其实质是一样的；孔子反对“革命”、赞成“让天下”是无疑的。出于这种观念，孔子才盛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美舜、禹也，言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孔子才盛赞“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曹睿《葬汉献帝诏》曰“仲尼盛赞尧舜巍巍荡荡之功者，以为禅代乃大圣之懿事也”（《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由上可说，孔子是赞成“让天下”的，孔子确实像孟子所言那样说过“尧舜禅让”之类的话，《尧曰》章载尧舜禅让之言不当晚出。 又，在孔子那里，天命观念还是相当浓烈的。除了“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天命禅让观念外，由《论语》所载看，孔子论述过“文运天命”的观念，论述过“盛世天命”的观念；孔子的学生也在孔子影响下形成了“圣人天命”的观念，形成了“富贵天命”的观念。这种种天命观念，都来源于原始宗教之“国神教”阶段的天帝崇拜，来源于夏末殷初以来的“天命人主”学说。所以我们说，孔子确有“天命禅让”观念。 战国时期确曾流传着“禅让实有”与“实无禅让”两种矛盾说法。 战国人对于禅让事件和禅让学说的矛盾记载，首先与彼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由上述典籍所载看，春秋以前关于禅让无异说，因彼时“天命人主”的意识还未崩溃，天子的共主地位尚能被承认，时人的革命意识尚不浓，故臆想中改革时政的方式仅止于“授贤任能”的禅让。至战国时期，人神易位，天子位同小侯、大夫凭权势夺国。与此社会政治形势相应，和平过渡以改朝换代的禅让学说被怀疑，崇尚武力的革命学说兴盛，因而出现了“逼位禅让说”。相互矛盾的“禅让说”的出现，不过是为适应现实社会政治形势变化的不同需要而已。 其次，古代禅让矛盾传说的深层原因，更在于上古两种文化系统的不同影响。 战国时期的禅让贤德说 “禅让贤德说”已为战国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了。 由孔子及其前的“禅让天命说”，到战国时期的“禅让贤德说”的转化，与彼时社会主导思潮的变化紧密相联。春秋战国之世，民本思潮逐渐替代了天命观念，禅让学说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孔子那里，论及禅让，还援引“天之历数”等古老观念，对这一古老传说延续着原始宗教化解释的话，那么到了孟子口中，已将禅让成功的原因解释为“天予之”、“民予之”，表现出由原始宗教化解释向社会政治化解释的转移；到了墨家学派口中，已经完全没有了“天命禅让”观念，而把禅让与贤人政治联系起来，给禅让以纯粹的社会政治化解释。《唐虞之道》的作者，在“禅让尚贤说”的基础上，更增加了“禅让尚德说”的内容，扩大了禅让社会政治化解释内涵。此一发展变化，说明了至迟在《唐虞之道》写成的战国中后期之前，解释禅让这一古老历史事件的禅让学说，己经发展到了以尚德、尚贤为主要解释内容的社会政治化解释阶段。而庄周学派对禅让传说的改造，也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本派的人生道德标准，对儒墨宣扬的禅让贤德政治理想进行嘲弄。所以说，无论是赞扬尧舜禅让传说的儒家和墨家也好，还是嘲弄尧舜禅让的庄周道家也好，抑或信从尧舜禅让传说而实施禅让或意欲禅让的燕、魏执政者也好，从他们的学说或理念上都可看出，在战国时期流传的确实是“禅让贤德说”，而不再是“禅让天命说”了，这时的禅让学说确实已发展到以民本思潮为理念基础的“禅让贤德说”阶段了。 西汉后期的禅让德运说 在这次“禅让说”流行大潮中，提出与“禅让天命说”和“禅让贤德说”相异理论的是刘向、刘歆父子。《汉书·郊祀志赞》有云：“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刘氏父子谓始受命称帝之包羲氏为木德，谓其所见最后一家受命称帝的刘氏为火德而不是汉人争论已久的水德或土德，从而像邹衍那样将五行德运与历史王朝更替联系起来，提出了大异于前代“禅让天命说”和“禅让贤德说”的改朝换代新学说。只可惜刘氏父子此一学说久佚，我们难窥其原貌。但《汉书·郊祀志赞》载刘氏父子此一学说的理论框架，与《汉书·律历志》载《世经》所言帝王德运更迭系统相吻合，使我们可依《世经》所载，来讨论《汉书·郊祀志赞》所说的刘氏父子这一久佚的禅让学说。《世经》言太昊帝为木德；炎帝以火承木，为火德；火生土，黄帝为土德；土生金，少昊为金德；金生水，颛顼帝为水德；水生木，帝喾为木德；木生火，唐尧为火德；火生土，虞舜为土德；土生金，夏禹为金德；金生水，商汤为水德；水生木，周武为木德；木生火，汉高祖得火德。“太昊帝”即“包羲氏”，又作伏羲氏。 由《世经》所推刘氏父子的禅让学说，既异于眭弘所继承的孔子的“禅让天命说”，亦异于盖宽饶所继承的墨子等人的“禅让贤德说”，是一种在新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新禅让学说。其言“帝出乎震”，谓始受命之帝包羲氏为木德。震卦位属东方，东方属木，可见这是将五行、五方与帝德、帝运相结合的一套帝王德运终始循环学说，故我们将它称为“禅让德运说”。 禅让学说和革命学说是在上古不同文化系统之主导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是适应不同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发展演化的社会政治学说。在能够以和平方式改朝换代时，禅让学说便兴盛并发展；在不得不以革命手段改朝换代时，革命学说便兴盛，而否定禅让的舆论便兴起。所以，分辨自唐代出现的，二十世纪日趋激烈的关于禅让有无的争论，首先应将禅让事件的有无与禅让学说的发展区分开来，明白禅让是上古时代曾推崇过的改朝换代方式之一，是以父系氏族社会中原始民主政治时代的民主选举制和部落联盟时代的酋长推举制为基础的，在山川守文化催生下出现的美好传说；而禅让学说则是在古禅让传说基础上，适应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依据社会主导思潮的变化而发展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它经历了“禅让天命说”、“禅让贤德说”、“禅让德运说”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化。 禅让学说三阶段的历史演化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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