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舜帝文化

梁绍辉

集中反映在《虞书》五篇中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头。它以无比丰富的内涵、深刻缜密的思想和经久不衰的人文魄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国远古文化的博大精深，反映出中华文明的流长源远，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强伟大。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歌颂舜的德化和治功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据此对自舜以后的传承关系作了梳理。他说：“斯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虽然如此，但《虞书》五篇所写的以及韩愈梳理的，并非全是舜文化，而是以舜帝命名，统括了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文化的集结体。那么舜文化的自身又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的内涵，大约形成于哪个时代，以及如何探求它的历史轨迹，如何看待研究它的历史价值呢?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点粗浅的探讨。��

一、舜文化的基本内涵��

舜文化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一个突出环节，而中国的远古文化是从原始农业发端的，故舜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原始农业文化。��

所谓本质是原始农业文化，是因为舜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虽从原始农业发源，但并不限于原始农业，还包括了由原始农业派生出来的其他有关文化现象，概括起来，就是生产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方面的文化。生产形态方面除原始农业而外还包括了与原始农业同时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其他生产门类，即原始手工业和原始商业。我国历史典籍中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墨子》一书的有关记载。《墨子·尚贤下》说：“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贩于常阳。”从《墨子》的这段记载看，舜帝当时并不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以农为主，辅之以渔猎、制陶，并兼营着短途贩运。舜帝的生产活动决不是他个人的单独行为，而是一个时代社会生产情况的代表和标志，说明舜帝时代已经进入了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和原始商业并行的社会，尽管它们还很不成熟，甚至仅仅是一种萌芽。��

随着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和原始商业的出现和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既有对自然认识的观念，也有对人的自身即人类社会认识的观念，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舜文化的另一个方面：观念形态文化。根据典籍的记载，舜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是从原始农业作物的种植开始的。由于农业生产受着农事季节的严格制约，人们只有在准确掌握季节变化的条件下才能保证预期的收成，所以伴随原始农业的发展在科技文化方面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后世称之为历法之学的知识。《虞书·尧典》(郑玄云“舜之美事在于尧时”，故《尧典》所记实为舜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和是最先从事历法之学的专业人员。限于当时的条件，要靠肉眼对日月星辰位移变化的观察得出时令季节的更换，是一件十分不易的艰巨工作，所以除羲和总管外又分命羲仲等四人分管四季。《尧典》接着又说：“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羲仲是负责春季的，具体任务是通过观察掌握好仲春(春分)来到的准确时间。仲春的标志是“日中星鸟”，即南方的朱鸟七宿在同一天全部出现。因为春天是伴随着东风送暖而来的，为了更早地把握春的信息，特命羲仲住到东方边陲一个叫旸谷的地方。其他夏、秋、冬三季情况也大体如此，只是具体观察的星象不一，得出的结论不同罢了。随着时间的发展，分驻四方专管四时季节的专业人员兼管着地方事务，史称“四岳”。孔颖达疏释说：“四人各职一时，兼职方岳，以有四岳，故用四人。”而这“四岳”就是后世封疆大吏的开始。于是农事季节的观念扩而成了政治组织的观念，当然这是多少年后的事。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原始农业随着时间的发展如何不断深化自己的文化内涵，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内涵的延伸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尧典》、《舜典》是战国时人的作品，多根据当时人们的认识推及古人，许多东西不足为据，但舜时既有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自然也就有了与农业相关的生产知识的积累，虽然还不能成为科技，但称作一种科技文化的萌芽是不算为过的。��

舜文化的观念形态另一个至为重要的表现是与原始农业密切相关的伦理道德，这是因为原始农业生产的相对稳定和反映在人际关系上矛盾的相对缓和而形成的。舜文化的伦理道德表现出一种由小到大波浪式扩充发展的泛爱思想。《虞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九族内部人员的和睦亲善，是这种道德表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逐步扩大，于是就达到了“协和万邦”的境地。��

九族内部又有亲疏之别，所谓“亲者愈亲，疏者自疏”，而舜本人就是亲亲的最好模样。《虞书·尧典》以四岳的口气介绍舜的亲亲表现说：“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福�不格奸。”真是天造地设，全家四口，除舜本人外，父亲、后母、弟弟，都是不堪救药的自私而又愚昧之徒，而舜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完美地表现出了对父母孝顺和对弟弟友爱的亲亲之道。关于这点，孟子在回答他学生万章的提问中解释得最为清楚。值得注意的是舜文化的亲亲观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所谓积极，是因为它不是被动而是主动的，不是单动而是互动的，即便如舜父之顽，舜母之嚚，舜弟之舛傲无礼，因为舜的“克谐以孝，三恶终不得为奸”。这就是孝、友的力量，也就是亲亲积极意义之所在。��

九族之内讲亲，九族之外自然是和了。舜是怎样使周围百姓相处以和的呢?《韩非子·难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舜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他人，用自己的技艺指导他人，使争畔、争坻者相让，苦器之不成者不苦，这自然是一种无比高尚的精神，一种达到至治的强大力量，所以孔子说：“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加之孔孟的大力提倡，以及后世儒家的推崇和发挥，于是舜文化的伦理观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源头和框架。��

二、舜文化形成的大体年代和主要地域��

舜文化是继炎帝文化之后出现的比炎帝时期更为成熟的原始农业文化，其形成的具体时间虽然无法确定，但我们可以从相关资料提供的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特点中推定它的大体年代。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自然条件方面的特点：��

《虞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这则文字记的是帝尧向四岳布置紧急举用治理洪水能人的问题，可知当时是洪水肆虐的年代。据近代科学家研究考证，人类历史上这场曾经毁灭了不少民族和地区的特大洪水大致发生在公元前一万五千至前八千年间，其原因是由于冰河期末尾的大量冰雪融化造成的。由于冰原向温暖的低纬度地带移动，所以“在沿北纬30°一线的民族几乎都在各自先民的记忆里保存着有关洪水的详尽的历史”(詹姆士·伯烈斯特《神秘北纬30°》)。《尧典》的记载虽然不算详尽，但也透露了尧舜同样处在洪水时代的信息。按洪水发生在公元前一万五千至前八千年这样一个数据，如取其中间值，则尧舜时代约在前一万一千年左右；取其最低值，也在公元前八千年。由此可以推断，舜文化的形成至少在距今一万年以前。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水本身是发生在低纬度地区的故事，与高纬度地区是无缘的。��

再从社会特点考察。尧舜时代的最大特点是禅让制度，关于这点，我国的典籍记载甚详，这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关于我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珍贵资料。《虞书·尧典》记载尧的禅让说：“‘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尧想让位，四岳都感到自己才德不足，不敢接受，于是推荐了当时还是单身一人的虞舜。舜接替尧为帝，数十年后又像尧一样将帝位禅让给禹。《虞书·大禹谟》记载说：“禹再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中国历史上的禅让虽然先后仅尧舜两例，但仅此两例其社会性质却已经十分清楚了，实质上它是漫长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浓缩。这里的帝也并非国家出现后集大权于一身的皇帝，而是一个部族的首领，最多也不过是“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其所以称帝，只是因为后世皇帝的尊荣而推及上古的一种尊号。��

选举禅让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长期实行的制度，在中国到底延续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礼记·礼运》篇有关道治与礼治的一段话，似可看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和公私两种所有制交替的说明。《礼运篇》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从上面两则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道之行”说的是选举禅让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大道既隐”说的是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之后的私有制社会。按照传统的说法，私有制的“天下为家”是由夏禹开始的。据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考证的结果，确定夏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距今4072年。如按司马迁的《史记》“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则尧舜的禅让制度距今也不过4100年左右了。这是不合实际的，因为依上面引文舜与禹之间不是两个人的交替，而是两种制度的交替，而由原始共产主义的选举禅让到“大人世及”的私有世袭是一种随着生产发展而产生的并不自觉的习惯改变，是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形成的。所以，从舜到禹的这段历史，是需要认真考证研究的历史，是一段需要着力填补的空白历史。��

与由舜到禹相类似，还有一个由黄帝到尧舜的历史问题。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排列，黄帝之后经颛顼、帝喾、帝尧传到舜，而黄帝是典型的“以贤智勇、以功为己”全靠武力征夺的国家首领。《五帝本纪》写黄帝的事迹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这样的国家既经出现怎么还可能有后来尧舜的禅让呢?有鉴于这样一些混乱现象，所以胡适曾经向他的学生顾颉刚提出：“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不失先见之明，“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采取文献资料与地下文物相互参照印证的办法拉长了东周至夏的历史的。为了得到比较接近于事实本身的认识，我们也必须采取同样的办法来拉长从夏至舜的历史，具体作法就是用有关舜帝的文献资料与相关出土文物参照印证。��

为了准确利用地下出土文物资料，首先必须大体确定舜的活动范围。舜帝生前究竟在哪些地方活动，说法不一，但死后的归葬地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后来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的：“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即今湖南永州市，汉时为零陵郡，舜陵就在永州市宁远县湾井区九疑山。舜葬九疑山不仅见于《史记》，先秦及汉初其他典籍也多有记载，先于司马迁的有《礼记·檀弓》“舜葬九疑苍梧之野”；《山海经》“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后于司马迁的则有刘向、班固、王充、张华、皇甫谧、郭璞、郦道元诸家，无不以舜帝死葬苍梧为是。��

舜葬九疑不仅有诸多典籍记载，而且有秦汉以后有关舜帝的祭礼资料相印证。唐代著名思想家元结在他任道州刺史时曾向朝廷奏报说：“谨按地图，舜陵在九疑之中，舜庙在大阳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大阳溪今不知何处。秦汉以来，置庙山中，年代浸远，祠宇不存。”(《宁远县志·元结舜唐状》)元结说的“古老”很难确定它的具体年代，但至少在秦汉之前。至于秦汉时期所建的舜庙、祠宇虽然已经不存，但据考古家们最近的考证发现，秦汉舜庙遗址就在距今舜陵二公里的玉琯岩。通过简单挖掘，已经能清楚地见到当年庙基，而散失于当地的秦汉砖瓦更是俯首可拾。其位置、方向又与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地图的标志完全一致，而长沙马王堆墓主轪侯利苍死于公元前186年，早于《史记》作者司马迁的出生约半个世纪。据此，不仅证明元结关于舜陵的奏报是可信的，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司马迁《史记》关于舜帝归葬九疑的记载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舜墓所在之地不等于舜帝当年活动之地，但也不能说不是活动之地。如果按照前面提到的古代洪水在北纬30°一线地区发生的观点，则舜帝的全部故事都应该发生在他的墓葬周围，因为永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北纬30°低线。更令人鼓舞的是，来自永州的考古报告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就在距舜陵不远的道县寿雁镇玉蟾岩，出土了大量极富考古价值的远古文物，计有打制石器近千件，其中以与原始农业有关的锄形器最具特色；有各种植物果核40多种，而以猕猴桃、野葡萄、梅等可食果核最为丰富；有各类哺乳动物骨骼残骸28种，并伴有大量鱼鳖骨骼和螺壳堆积物。据科学测定，这些遗存至少在一万年以上。最为难得的是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栽培稻谷和原始陶片，据测定，时间大约在距今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年之间。这个时间段又与前面提到的洪水为害的时间惊人地接近，而玉蟾岩出土文物的内容又与舜帝当年耕、陶、渔的作业惊人地对应。这些似乎都不能看作偶然的巧合。��

类似玉蟾岩的古先民居住洞穴在永州并非仅此一例，在道县就发现了六处。至于新旧石器和古陶片，在宁远、道县、江永、江华等县更是随处可见。而江永至今还生长着成片野生稻，似在为人类栽培水稻在此诞生作着历史的见证。更有意思的是，农耕文化的开创者炎帝神农氏的墓葬就在距宁远不远的今湖南炎陵县，与舜陵隔着耒水，遥相对望。而有关舜帝的传说，在永州一带到处流行，有根有底，有些还颇具史料价值。如舜帝在九疑山三分石升天的传说，就是《虞书·舜典》“陟方乃死”一语的最好注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舜文化的形成大体在距今一万至一万二千年左右，而其主要活动地则在今湖南的永州境内。当然，这些还仅仅是初步的考证与推论，最后的结论自然要在通过更大规模的发掘和严格的科学测定之后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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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舜文化的历史意义��

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5页)因为历史是人和动物所必有的，所以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然更有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习惯上称作“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上下五千年”反映的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因为它没有从中华文明源头说起，所以是一部被压缩了的历史，一部在传承关系上本末倒置、纵横错位的历史，一部不完整的历史。��

五千年之说归根结底来自《史记》，因为《史记》以黄帝开篇，而黄帝的历史至今不到五千年，举其成数，故称“上下五千年”。司马迁写《史记》虽从黄帝开篇，却并没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从黄帝开始。在司马迁的笔下，中国古史的开端人物不是黄帝，而是炎帝。《五帝本纪》开篇在简介了黄帝的姓氏、出身之后紧接着溯其源流说：“辕轩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弱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就无异于告诉我们：这时神农之世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了，以黄帝开端的国家正式形成了。接下去司马迁用重笔写了黄帝如何发展经济，笼络人心，训练军队，最后战胜炎帝各部落，建立政权。��

在这里，“神农氏世衰”的世衰一词也有明确的解释。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黄帝之前的炎帝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传之久远的世系。被称作“神农氏”的世系究竟有多长，说法不一，有说八世的(《帝王世纪》)，有说十六世的(《路史》)，有说七十世的(《尸子》)。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世，因为古代氏族社会是一个无比漫长的历史阶段。司马迁写《史记》从黄帝开篇，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国家的正式形成为起点，而并不是说民族文明史的开端。所以，“上下五千年”之说，既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司马迁的原本思想。��

司马迁虽然有治史的开创之功，把中国古史的源头追溯到了炎帝，但同时也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这就是建立了同样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实际的一元论历史观，把中华民族的历史说成是黄帝一家一族的历史，人为地为黄帝编造家谱，把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远古部族首领统统收编为黄帝的子孙，随心所欲地为他们编年排辈，以致前后颠倒，世系错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将躬行选举禅让、明显属于氏族社会部族首领的帝尧收编为黄帝曾孙，又把连司马迁自己也说不清来历的舜挂靠在连接五世“皆微为庶人”的穷蝉名下，作为黄帝的七世孙。这都是不足信的明证。��

根据近年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至少是一万年，或者一万二千年。但这个一万年或一万二千年历史的坐标是什么，找不到恰当的历史事件。考虑到我国最早的一部典籍《尚书》以主要记舜帝事迹的《虞书》开篇，而舜陵周边地区远古文化的遗存又如此丰富久远，是否可以用舜帝文化作为历史坐标，而它的证据就是以道县玉蟾岩为代表的出土文物。其所以以舜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起点，是因为舜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维系的农、工、商三大产业的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观念形态，即以人工栽培稻为标志的原始农业，以古陶碎片为代表的原始手工业，以市、贩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商业，以及以舜帝本身的精神和品格为代表的伦理道德。��

人类历史毕竟不同于动物历史，不可能从自身的起源说起。任何民族历史的起源实质上都是该民族文明史的起源，因为离开了标志一个民族发展的文明很难确定该民族自己的源头，正如恩格斯所说：“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1页)当然，既是文明史就有个对“文明”衡量的标准问题。我们不反对他人制定任何关于文明的衡量标准。但我们认定农、工、商三大产业的最早开端就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因为有了三大产业才有可能孳生和发展各类、各级文明，而诸如系统文字、青铜器、城市、神庙等等，都是在三大产业形成以后的漫长时间才出现的阶段性文化现象。我们说的“文明”指的是开端的文化，而不是在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产生的文化；也就是民族文化之源而不是民族文化之流，因为只有源才能真正说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研究舜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已有的古文献资料和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通过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运用各种科学手段，确定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实际开端年代，还历史以本来面貌。�オ�

（《求索》增刊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