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柳宗元的“愚”

赵卫平

（冷水滩区政协文史办 永州 425000）

虽是“职业写手”，却始终未写“自己的东西”，平生不敢随意为文。直到这两年，当组织上让我“致仕”以后，才开始“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章。”第一，在永州生活了二十年，不明不白做了一回“潇湘人”，很想弄明白“潇湘”究竟是怎么回事。研究的结果，发现“文学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一篇《愚溪诗序》的“文学潇水”，居然在其人之后，变成了“地理潇水”，并且从此历数千年而不改。

因此对柳宗元的文章发生兴趣。

原来柳宗元的永州“山水游记”，竟然也是“以愚为纲”，令人“满目潇然”。今年夏天，开始与女儿共同研究“关于柳宗元山水文的愚美之维”自选课题，当于明年3月底提交论文（我女儿的毕业论文，按规定要写三万字）。我没有正规地读多少书，女儿上大学后，我开始“陪读”，由“父女关系”变成“同学关系”。女儿在校学现代文学理论，我居家查字典学柳子文章。读柳文，是从“碑志”读起。这部分最容易读，从中读出柳子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的结论。读书上进，渴望功名，并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在于，柳家的家风，是崇尚刚直之道。在君主专制社会，行直道，往往会导致个人悲剧。我认为，陈毅将军所言“恃正气，尚刚直；观遗扎，有劲骨”（《过海口，游诸公祠》），就是柳宗元所说的“愚”，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数琼岛，远来谪宦，飘蓬逐客。苏轼胡铨传雅什，赵公三李标名节。古今来众口说琼山，多人杰。”（同上）我在海南十六年，永州二十年，这两个地方，都是唐宋时代流放“不同政见者”的南荒之地。海南有苏公祠和五公祠，永州有柳子庙和寓贤祠，这些地方都是“我的大学”学堂。不过柳宗元“获罪”，在于“疑似”，而不在愚。《愚溪诗序》之愚，更多是指一种“生存困境”。如果说“文有二道”，那么世间之愚也有二道：一为愚者（直人）之愚，一为智者（巧人）之愚。柳宗元的人生愚道，实际上是外愚内智。“虽王朝封建，不无优劣。逆境应知非不幸，南迁每助生花笔。到而今纪念有祠堂，伴明月。”（同上）

我认为，柳宗元在永州十年的生存策略，主要体现在一个“顺”字上，他的“独钓寒江雪”，并没有多少“反抗朝庭”意味。柳宗元所憎恨的是那些“推波助澜”的“诬谤者”。他在永州所做的一切，首要目的都在于“脱罪”。唐宪宗是中唐时代一个有作为的君主，柳宗元不能“为时所用”，正在于难脱“疑似之罪”，所以是“明时罪人”，居昧昧而未有穷期，在这一点上，他与刘禹锡还是“有所不同”的。刘禹锡虽贬朗州，却依然可以达观自信，因为同坐王叔文党，他毕竟没有“疑似之罪”，而柳宗元却首当其冲。所以，柳宗元身在永州，必须不断为宪宗朝歌功颂德，用手中之笔，旗帜鲜明地与之“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作为“宣传工作”的从业者——“职业写手”，我深有同感。疑似之罪，无可辩说，听之忍之则已。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题中的“宴”字，大有“求安则安”的“安定”之意。当代学者，称“西山宴游”相当于今日之“野外游宴”，其实是“很不对”的。宴游作为“安定之游”，是一种高级文士学者的“内美修养”（成君子之心），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我记得文革时大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中一个重要命题，就是“驯服工具论”。或言共产党员的修养，其目的之一，就在于使自己无条件地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奉行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遵守组织纪律，反对自由主义。王田葵教授《瞧着皇上的脸色：柳宗元的精神症候》一文明言：“柳宗元错了，他不可能明白，‘自由’不可能属于‘蓄臣’。”然后引用余秋雨《柳侯祠》的一段话，直至“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王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超常的压力，柳宗元始终保持一个蓄臣的平和心态，不激不厉”，“始终瞧着皇上的脸色，说着蓄臣的语言”。柳宗元的文学表现，是“他失去自由的痛苦的忧患意识和生命体验。”“表现出对历史宿命的抵抗，这是柳宗元悲剧的崇高美”。并且体现在：一是以愚反讽自我“其于世无用”；二是个体的失意，忧患在山水之乐中得到了抚慰。乘物而游心，从而在自我主体中肯定了自己。因此，在王先生和余秋雨笔下，柳宗元的文化人格具有两重性。

我认为，柳宗元的“愚溪之愚”，是标识一种“愚美境界”，虽遭“疑似之罪”，却不改“直道愚美”——即刚直者的愚道之美。吴同和先生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文中所言“忤当道”三字极是。“当道者”即柳子所言“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的“巧智者”。柳宗元的“疑似之罪”，就是这些巧智者构拟出来的昧昧之罪。说到底，柳宗元的悲剧，在于刚直之道与伪巧之道的历史性较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刚直受制于伪巧”的历史必然，而不是其他。

柳宗元虽然“执着于愚”，但又主张“以柔辅愚”，“圆其外而方其中”。所以，在柳宗元的“人格之美”理念中，愚是纲，是维，而柔是网、是目。

夏卫平先生《论柳宗元的愚性》认为，“要读懂柳宗元，从读解他的愚性开始，不失为一条途径。”“‘愚’应该是柳宗元对自已一生最精炼的概括，是柳宗元的性格最准确的形容，是他失败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渗透到骨髓又升华出来的一种人格描述。”我以为此言极是。“愚”是柳宗元为人处世的“根定义”。正如夏先生所言，是“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固守的精神和文化的家园”，而“研究柳子的愚性，可以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崇高、伟大和具体”。他还提出，“柳子愚性早已沉淀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因此，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再深入研究柳子文章中体现的这种“愚性之美”，研究“这一个”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问题。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系统分析当中，构建根定义的目的，是用来定义问题和系统，即决定什么系统要进一步研究。对于系统分析员来讲，准确了解他面对的人类活动系统和要处理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根定义是系统的本质特征的准确描述。每种描述由一种具体观点导出。为了保证每个根定义结构良好，可以检查它的6个特征。其中“变换”是根定义的核心，即一个变换过程，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过程。基中“观点”，则是根定义的“假设”，因为每个根定义都来源于观察现实的一种特定观点。关于描述根定义的6个特征，基中一个或几个元素可能被省略，但这种省略应当有充分的理由。夏卫平先生关于柳宗元“愚性之美”的有关描述，仅仅是提出问题，而未解决问题。他的论文“叙述”，是平面化的，单一性的，关于事物本质的概念性描述。而我们却需要构拟柳宗元“愚美”文化性格的“演化流程”和“问题情景”。因为根定义最重要的作用，是用来澄清“问题情景”。

根据复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从混沌到有序，自组织是一个“涌现”情境。描述柳宗元人生悲剧（愚美之维）的关节点，就在于他是如何蒙受“疑似”之罪这个关键问题。

事实上，王田葵和余秋雨先生都将这一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关于柳诗“自由”的“个人独立”理念化推导，也是站不信脚的。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过这一问题。杜牧《登九峰楼寄张祜》：“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由柳宗元诗：“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可知，杜诗首联应作“角声孤起夕阳楼，百感衷来不自由”。两首诗的“不自由”（情感不受约束），其实都是指“感慨上心，不由自主”的“感念涌现”意义，与个人的“自由人格”与“独立人格”是两回事。王田葵先生要借诗“说事明理”，大可以另择有力论据。我想，王田葵先生只不过是对柳诗句意稍稍有些疏忽，也算不上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