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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一）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0:37:00 admin 点击：2894 |
尧舜禅让的时代契机与历史真实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线索 钱耀鹏 尧舜禅让故事自古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及至五四运动以来，尧舜禅让故事仍是古史论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传统禅让说与篡夺说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一)选举说，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中的酋长选举制度(郭沫若)，或认为是古代一种王位选举制之粉饰(钱穆)；(二)争夺说，认为虞、夏间揖让之实乃是争夺(蒙文通)；(三)儒墨创造宣传说，认为尧舜禅让之说源于墨家，是儒墨两家宣传之结果(顾颉刚)［1］；(四)神话说，认为尧舜是神话中的上帝，故尧舜禅让传说当是由神话转化而来的(杨宽)［2］。此后，又有学者提出尧舜禹时代正处于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认为禅让与篡夺并存正是“传贤”制向“传子”制过渡阶段的真实反映［3］。或认为尧舜禅让故事并不存在，尧舜及禹当分别代表先后主盟中原的几个早期城市国家［4］。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从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研究等几个方面，就尧舜禅让传说的可信性、时代契机、社会背景及其历史真实诸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先秦诸家尧舜禅让观的矛盾统一 追根溯源，我们曾就先秦各家的尧舜禅让观做过一番考察［5］，发现儒、墨、法、道诸家对尧舜禅让事件的态度虽不尽一致，甚或截然相反，但在他们相互矛盾的异说中却也隐含着不少共同之处，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儒、墨两家都以尧舜为圣德之人，只不过基于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同，故而对尧舜禅让传说的解释也明显有别。儒家的禅让观中清楚地贯穿着天命思想，主张“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是故“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荀子虽在《正论篇》中把尧舜禅让传说斥之为世俗之说、虚妄浅陋之言，实则是承孟子反对现实社会中“好名”之辈迭起效仿，在克服儒家理论与现实社会矛盾的同时把天命思想隐晦化而已［6］，目的当在避免政治宣传上的误导作用。因而儒家的尧舜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天命禅让说”。墨家的禅让观则极富尚贤和尚同之政治思想，以“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等为据，主张“选举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不仅如此，墨家还把禅让制付诸实施，其首领“巨子”之承继便严格按照禅让制进行。故墨家的禅让观或可称之为“尚贤禅让说”。 法家和道家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子在其《说疑篇》中言道：“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等语。这些便是“篡夺说”及近人争夺说立论的主要根据。显然，韩非子所言着重在批评舜禹逼上弑君有失为臣之道，同时也有否定尧舜禅让故事之意。道家对禅让说的批评则不同于法家，以盛赞许由等人在尧、舜欲让天下时坚辞不受的方式来批评和反对禅让之举(《庄子·逍遥游》)。在道家看来，君王让天下不仅无可称颂，甚至还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有失为君之道。言外之意，不仅臣子不该受之于天下，君王亦不该让天下于人，一切当顺其自然。法、道两家所以反对禅让说，其目的显而易见。《韩非子·忠孝篇》云：“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乱臣，有曲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庄子·庚桑楚》亦云：“尊贤授能，先善与利，自古尧舜以然。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可见他们顾及的关键就是担心后人效仿，以致天下永无可治，贻害千秋。比起儒家来，法、道两家更加注意并试图克服政治宣传的负面效应。 儒、墨两家对尧舜禅让故事的态度无需赘言。道家虽是禅让说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并未否定尧舜禅让故事。道家或以为尧舜及禹的人格修为不及许由等人而不屑言及，却也在盛赞许由等人的同时又证实了尧舜及禹间的禅让承继关系。法家和《竹书纪年》都以篡夺观念来解释尧舜及禹的承继关系，究竟是事实还是推理，暂置不议，且看韩非子本人对自己的尧舜观有无信心。韩非子还曾在《五蠹篇》中言及尧和禹，但却如此而论：“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这里，韩非子把尧舜禹之时的生存环境描述得苦不堪言，虽尊为王者，却连囚徒、臣虏者的生活境况都不如。所以，对于当时的王者来说，让天下实乃是一件“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的好事，可以借此脱离苦海。这显然与其“逼上弑君以求其利”的说法相悖，进而说明韩非子本人对“逼上弑君”的篡夺观点也缺乏必要的证据和信心，同时似又承认了尧舜禅让故事确曾发生过。另据《帝王世纪》记载：“尧初封唐……及为天子居平阳。”即尧原本曾都平阳，何有“舜囚尧于平阳”，又何需舜“放尧于平阳”。篡夺说似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难以令人完全信服。 无论怎样理解，看来先秦时期人们还是普遍承认尧舜禅让这一古史传说事件的，唯各家的态度和解释不同而已［7］。其中儒、法、道三家的尧舜观念似乎存在着一种递变关系，即他们都充分注意到政治宣传的误导作用和负面效应，并试图通过对禅让说的批判以及对尧舜禹继承关系的具体阐释来加以克服。尤其是道家以盛赞许由等人坚辞不受的方式批评尧舜让天下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韩非子左遮右掩、破绽迭出的尴尬局面。又韩非子在批评儒墨两家的尧舜观时还透露出另一则重要信息，即“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显学篇》)。既言取舍，则必有所依，且证据所出当在孔子以前。因此，尧舜禅让这一传说事件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无法彻底否定之。 二、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时代契机 一般认为，尧舜禹所处的五帝时代，约当公元前第三千纪。有关他们的事迹基本都发生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前文化开始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相互作用和发展格局。公元前第三千纪以前，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尤其在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中期(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获得了空前发展，势力急剧膨胀，其分布范围向南推进到豫西南和鄂西北一带，向东达到豫东地区甚至影响到黄河下游的鲁西南地区，向北及于内蒙古中南部，向西则发展演变为马家窑文化［7］。在其发展过程中，仰韶文化明显对中原地区以外的同期文化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或曰崧泽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都发现有类似庙底沟类型的圆点、弧边三角等代表性彩陶纹样。正是在这种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中，周邻文化无疑都受到了仰韶文化急剧扩展的强烈刺激和推动，使之必须在对抗与发展中求得生存。事实上，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约公元前3500一前2400年间)，中原地区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都明显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中，大汶口文化发展的证据之一就是其分布区域西移，河南平顶山市、偃师、商水、郸城等地屡屡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等，表明它曾一度波及豫中地区［8］。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发展也有北上之势，豫西南和鄂西北这些原为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在仰韶文化晚期以来则已归属屈家岭文化的势力范围。其后，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都分别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虽还不便简单地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就优于中原龙山文化，但至少可以认为其文化成就丝毫也不比中原地区逊色。诚如学者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所有的区域文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9］。当然，这种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可能是对等的和一成不变的，其中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周邻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作用明显开始增大，有别于仰韶文化早中期。不仅如此，仰韶文化之后，可能基于气候变迁因素影响而使北方地区也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格局。根据若干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有学者把全新世以来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气候期，即前仰韶升温期(约当公元前8000—前5000年)、仰韶最暖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000年)、龙山降温期(约当公元前3000—前2000年)［10］。另据研究，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气候可能也在向温干方向发展［11］。这似可说明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整个北方地区的气候逐渐变得寒冷干旱。龙山时代以前，以关中地区为中心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在渭水流域获得迅速发展和扩张，并也在庙底沟类型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而仰韶文化的这一发展趋势似乎与该地区气候条件的日渐好转不无关系。但到了龙山时代，渭水流域的气温在不断下降并向干凉方向发展，气候特点有显寒冷干旱。这一气候变化势必会直接影响北方地区客观存在着的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接壤地带。长城虽与战争有关，但对于经济生产活动来说，长城沿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气候敏感区。随着气候条件变化，或适于农耕，或适于游牧，所以历史时期的长城也常被视为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大致分界线。泾水上游的陇东镇原一带即有长城分布［12］，说明这里可能也属于气候敏感区。 据考古调查研究，主要分布在陇东镇原一带、以红陶为显著特征之一的常山下层类龙山时代早期遗存东渐至关中西部的长武、千阳、宝鸡一带［13］。而与常山下层类遗存或不无关系、红陶也是其显著特征之一的双庵类龙山时代晚期遗存进而东及陕西武功县境内的漆水河一带，几乎占据了渭水中游约三分之二的区域。这种情况当已说明，不仅前一时期由陕西关中向四周扩展的文化态势不再，相反还形成了由泾渭水上游向关中地区东渐的文化发展新态势，进而迫使渭水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向东或东南方向退缩。豫西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或归于王湾类型)中包含有较多的客省庄文化(主要分布于渭水中下游地区)因素，甚或被划归到客省庄文化的范畴［14］，当是这一发展趋势加速造成的客观结果。同样也就是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套一带的一系列文化因素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重新组合，碰击出陶寺类型文化遗存这支文明的火花［15］。另据文献记载，传说中陶唐氏最初的活动区域可能在太行山北麓的唐县一带。《帝王世纪》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可见陶唐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向南推进的。这些事实当能说明龙山时代的气候变化曾一度导致了北方气候敏感区农业文化的南退，迫使北方地区的农业民族重新调整对生存空间的占有和利用。 龙山时代北方地区的这一气候变化可能还引发了另一重大历史事件，即大禹治水。徐旭生先生曾对洪水及大禹治水传说作过详细考证，认为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千纪后期［16］。表面上，黄河流域的洪水传说发生在比较寒冷干旱的龙山时代，似乎有些费解，其实不然。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黄河自青藏高原流出，在河南西部高地以上地段，因落差大而流速快，加之高山或高原之束缚，不能成患。及于河南东部，忽入平原，河床猝然变宽，流速减慢，致使在流经黄土高原地带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开始沉淀。而且，流速愈慢，泥沙沉淀愈快，致使河床不断抬高。发生在1996年的“96·8”洪水虽然洪峰流量不大，但在河南境内沿程大多却表现出历史最高水平［17］，即应是近些年来黄河下游地段的断流现象造成河滩河床沙化以及泥沙沉淀等因素作用下而致使河床迅速抬高的结果。同样，龙山时代北方地区气候变得寒冷干旱，雨量减少，必然会导致旱季河水流量较之往年同期有所减小，下游流速更慢，河滩部分沙化，在泥沙大量沉淀和风力搬运作用下而使河床很快抬高。一旦河水流量较平日有所增加，便有河水改道、洪水成灾的危险存在。据《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滕文公下》又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告子下》又释：“水逆行谓之洚水。”再依鲧、禹治水的传说来看，尧之时确曾发生过洪水，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灾及之中国当指中原及附近地区。孟子或谓之“横流”，或谓之“逆行”，同时又以“泛滥”一词来形容。许慎《说文》中释洚为“水不遵道”，此说可能更为确切。因为“逆”不仅有相反之意，亦有违背常规的含义，故“逆行”与“横流”当为同意。即尧之时的洪水很可能是指黄河在下游地段屡屡改道，河水泛滥成灾。河水泛滥期间，该地区的居民自然要全部或部分地逃离黄泛区以求生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中原及附近地区居民对生存空间占有和利用的平衡状态。 三、尧舜禅让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 在大致与五帝时代相当的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2000年之间)，我国各地特别是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诸考古学文化间相互作用新格局形成的同时，各考古学文化也都相继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夯筑或石砌城址的普遍存在。 防御与战争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龙山时代城址的普遍存在亦当是战争加剧的重要证据之一。虽说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已经把我国夯筑城址的出现时间提早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20］，河南郑州西山遗址中也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的夯筑城址［21］，但城址的普及似乎还是在稍后的龙山时代才初步得以完成。在已发现的40余座龙山时代城址中，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近30座，包括河南、山东及内蒙古黄河前套地区；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也有10余座，包括湖北、湖南及成都平原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亦发现有良渚文化的夯筑台城［22］。这些城址面积大小不等，从数千、数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都有。除黄河前套及其附近地区的石砌山城大多面积较小、军事性质较为突出外，其余城址中相当一部分应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日常住地。仅从防御角度来看，这些夯筑城址外围多有壕沟存在，尤其长江流域夯筑城址外围的壕沟一般都与附近河流相通，其防御性能显然很强，远非以前出现并大量存在的环壕聚落［23］所能比。所以就防御设施的功能而言，夯筑或石砌城址的优越性和严密性是不言而喻的，说明龙山时代的战争可能已经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此外，还屡屡发现有其他一些与战争有关的证据，其中主要包括武器、战死者或战俘墓葬与乱葬坑等。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当时用于战争的武器明显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手持武器和远射武器(包括投掷武器)。手持武器主要是石制斧钺。斧钺在龙山时代以前即已流行，此时更加普遍，且数量大增，并出现了少量石矛(或系投掷用)。远射武器主要是弓箭。龙山时代以前的箭头多为骨制，此时则多为石制，且磨制精细，结构合理，形式多样，有的甚至与商周时期铜镞的形态十分相似。其中手持武器大量存在的意义非同一般，可能体现着战争方式与战争结果的某些重大变化。如南非祖鲁族人的战法原本是采用远隔战的作战方式，即战斗中是从远处来投掷投枪的，但后来被誉为非洲之“拿破仑”的大指挥官查卡(或译作恰卡)却导用手持短矛以取代过去的远投方法，他的士兵们采用密集队形，以这种手持武器发动攻击，在战斗中大显威力，从而征服了南非的广大区域［24］。显然，这一武器使用方法的改变，不仅使战争中武器需求量减少，而且也使每次战斗都能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直至最后取得根本性胜利。所以，通过手持武器的大量存在可以推测，龙山时代的作战方式及战争结果较之以往可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都不可低估。而与战争结果有关的遗迹也不罕见。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时代的二座房屋基址内各发现三具人头骨，除去表面钙质结构后即可清楚地看见每具人头骨上都有若干长条状斧砍痕迹，并被剥去了头皮［25］。这一发现亦可进一步证实斧钺确是史前时代的主要手持武器。仰韶文化时期少见的乱葬坑，此时则较为普遍，甚至是随处可见。我们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多种死因存在的可能性，但如果不是对战死者或战俘处死后的一种处理方式，便很难理解和解释这种乱葬现象。而且，在许多龙山时代的建筑基址下面，还经常发现有与奠基仪式有关的人祭现象，这些用于祭祀的牺牲者亦或与战争不无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