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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0:34:00 admin 点击：6056 |
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 王社教 朱士光 尧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为五帝之一。相传尧曾定都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尧都平阳的传说，反映了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应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本文试就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有关尧都平阳的传说 关于尧，我国古史中记载甚多，但大致在东汉以前，对于尧都确地的记载却很少。司马迁作《史记·五帝本纪》，详述五帝事迹，但对尧都所在，并未提及；班固作《汉书·地理志》，对古代都城地点注解甚详，而于尧都地址，亦未曾指出。东汉以前与尧都相关的仅有的一条记载，也被认为是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而不在平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观乐，闻奏唐诗，因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汉书·地理志》太原郡下云：“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尧都平阳说大约出现于东汉后期，《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下颜师古注引应劭说：“尧都也，在平河之阳。”以后虽然尚有唐县、永安、涿鹿城等地诸说［1］，但以平阳说最为流行，占据主导地位。如晋皇甫谧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2］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云：“平阳，侯国，有铁，尧都此。”［3］《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4］《太平寰宇记》云：“晋为平阳郡，今理临汾县……尧舜所都平阳之地。”［5］《大明一统志》云：“平阳府……尧都平阳，即此，以其地在平水之阳，故名。”［6］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云：“尧都平阳，今山西平阳府临汾县。”［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平阳府，《禹贡》冀州地，即尧舜之都所谓平阳也”，“临汾县附郭，古平阳也，相传即尧所都”［8］等等。 尧都平阳说虽后出，但却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占据主导地位，是因其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对此，顾炎武有比较详细的论述。顾氏在《日知录》中说：“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而公都绛，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而灭虢、灭焦，则跨大河之南。至惠公败韩之后，秦征河东，则内及解梁。狄取狐厨，涉汾，而晋境稍蹙。文公始启南阳，得今之怀庆。襄公败秦于殽，自此惠公赂秦之地复为晋有，而以河西为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属于晋。文公作三行以御狄，襄公败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绛和戎之谋，以货易土。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洛阴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为祁氏之邑，晋阳为赵氏之邑矣。若成公灭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顷公灭肥、灭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9］顾氏从晋国疆土开拓的进程来驳唐侯之封不可能北至太原，而应在山西翼城，颇有道理。 二、尧都平阳的内涵 都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是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通常具有一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的性质和作用。但在我国古代，对于都城的理解却比较简单。《释名》云：“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则载：“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也就是说，只要是古代帝王居住过的地方，或者有宗庙和先王庙的城邑都可称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尧都平阳自然是很正常的。但尧都平阳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此。 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这时，部落组织已渐失往日的意义，早期的国家正在形成。根据《大戴礼记·帝系》及《纪年》、《山海经》、《世本》、《史记》等书的记载，尧、舜、禹皆是黄帝的后裔，其谱系如下［10］： 古史中这种三代同源的记载，在近代颇受学者的怀疑，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李学勤先生认为：“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渺的东西。”［11］确实如此，这样严密的谱系不是凭空就能杜撰出来的，应该有其历史方面的背景。 从古史传说来看，自从黄帝于阪泉之野大战炎帝、于涿鹿之野大战蚩尤，诸侯咸尊其为天子之后，虽然经历过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但天下一直是黄帝族的天下，天子之位一直是世袭的。黄帝之后为高阳（即颛顼），高阳之后为高辛（即喾），高辛之后为放勋（即尧），放勋之后为重华（即舜），重华之后为禹。这种王位继承的办法与夏、商、周三代的王位世袭制有相似之处。《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名，以章明德。”这种王位继承制表明自黄帝之后，部落组织已经逐渐演变为早期的国家。李学勤先生指出：“《本纪》所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尚有部落时代的遗风，而设官置监，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蚁），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又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2］这一论点不仅于文献记载得到说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也给予有力的证实。 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分布广泛，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有发现，虽然因地区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和早期国家。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众多龙山时代文化遗址中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面积达300万平方米，那里的墓葬非常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比例大约是1∶10∶90。其中以甲种大墓墓主人的地位最高。这类大墓使用木棺，棺内撒朱砂。随葬品数量多而精美，可达一二百件，其中有龙盘、鼍鼓、特磬、“土鼓”、玉钺等象征特权的成套礼器。而小墓的死者则几乎一无所有。从甲种大墓的墓地布局和排列看，“虽然无法确定其世次，但墓位排列情况以及随葬品的细微变化，都显示出它们的埋葬时间早晚不同，死者似乎是同一家族中的几辈人。同时，他们又都是部落中执掌大权的显贵”，由此可知，“当时部落首领已经实行世袭制”［13］。也就是说，这些甲种大墓的墓主人已经不是部落组织的首领了，而是阶级社会早期国家的统治者。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址也反映了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如1977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1979—1980年发现的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虽然都很小，但前者城内有大片夯土墓址和用殉人奠基的情况，后者有当时少见的全部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炼铜遗迹和复式地下排水管道等。严文明先生认为这两处城址“似乎不是一般的军事城堡，倒有些像是贵族居住的小型统治中心”［14］。有可能陶寺是古史传说中像陶唐这样的大邦国的政治中心，而王城岗和平粮台则是臣属于这些大邦国的诸侯国的政治中心。无论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差别，都表明这时已出现了早期意义上的国家和统治中心。因此，古史中传说的尧都平阳，已称得上是真正的首都了。 三、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 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中心，她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部落组织的中心地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尧都平阳的传说向人们昭示着其所在的今晋西南地区才是华夏传统文明的直接起源地。 过去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又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说，认为中华文明发祥地可分为四大区域，即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和辽河流域文化区［15］。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史前文化虽然是多元的，但他们的发展并不平衡，许多地区的史前文化后来都衰落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融合周边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起来的，黄河流域应是华夏传统文明的“直根”，是华夏文明的真正起源地；更具体地说，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应在包括尧都平阳在内的今晋西南地区。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自传说中的黄帝始，至今没有断缺。黄帝之后为帝颛顼，颛顼之后为帝喾。帝喾之后为陶唐，陶唐之后为虞舜，虞舜之后为夏禹，夏禹之后依次是夏、商、西周、东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一脉相承。由此可知，黄帝、尧、舜、禹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直接源头，而黄帝、尧、舜、禹的活动中心便在今山西西南部一带。《左传·襄公六年》载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杜预注：“灭亡，谓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孔颖达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夏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16］。三者皆在今晋西南地区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由此再往前推，黄帝的活动也是以晋西南地区为中心而开展的。《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又云：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对于阪泉和涿鹿，古今均有不同解释，李元庆先生从地名学和民俗学角度，并结合有关古地理和炎、黄、蚩尤活动地域的记载，推断就在晋南河东盐池附近的解镇（今运城市解州镇）一带地区［17］，于理为允。 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已被几十年来晋西南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所证明。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晋西南地区的远古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文化发展水平内涵丰富，在同类文化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早在距今180万年前，晋西南地区就有了原始人类的繁衍生息，成为我国先民最早开发的中心地区。根据有关统计，目前我国共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近200处，而山西地区就有157处，它们主要分布于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的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另有少数遗址零星分布于漳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有位于芮城县风陵渡镇以北的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遗址中所展现的文化内涵表明她们在同类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也表现出相同的分布特点，其中位于临汾盆地南端襄汾县丁村附近的丁村文化和位于山西垣曲、沁水、阳城一带的下川文化都被誉为是同类文化的典型。丁村文化延续时代久远，是一个包括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在内的丁村遗址群，其石器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征，表明文化的主人已开始由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下川文化则表明这种过渡已经完成，“下川遗址的发现，表明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已经成熟。下川遗址的细石器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旧石器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山西地区的文化遗层发现较少，显示出此一期间山西地区的文化曾一度衰落，但晋西南地区的文化却绵延未绝，迄今山西地区所发现的前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共有3处，其中有两处位于晋西南地区，分别是翼城县枣园遗址和闻喜县坡头遗址，另外一处为晋东南地区的武乡县牛鼻子湾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后，随着仰韶温暖期的到来，晋西南地区的自然优势充分体现，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址急剧增多，共发现约1000余处，其中分布最密集，内容最丰富的首推晋西南地区的临汾和运城盆地。在这众多的文化遗址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前面所提到的陶寺文化和与之毗邻，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东下冯文化［18］。由此可知，晋西南地区的远古文化不仅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未曾间断，而且文化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给予晋西南地区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以极高的评价，明确地称之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指出：“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19］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尧都平阳虽然仅仅是历史传说，目前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已间接表明尧都平阳并非空穴来风，纯属杜撰，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帝尧时代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演化，尧都平阳已不完全是部落组织对其中心居地的选择，实际上已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或政权首都的性质。尧都平阳的传说表明，包括今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华夏文明是以今晋西南地区的远古文化为内核，不断吸收、融合周边其他类型的文化而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 注释： ［1］《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说：“所谓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史记正义·五帝本纪》谓：“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唐县、永安、涿鹿城分别当今河北唐县、山西翟县和河北涿鹿县。《帝王世纪》则将上述诸说予以综合，谓：“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二》引）。 ［2］《史记集解·五帝本纪》引。 ［3］《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河东郡》。 ［4］《史记正义·五帝本纪》引。 ［5］《太平寰宇记》卷四三《河东道·晋州》。 ［6］《大明一统志》卷二○《平阳府》。 ［7］《历代宅京记》卷一《总序上》。 ［8］《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一《山西三·平阳府》。 ［9］《日知录》卷三一《晋国》。 ［10］据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四篇《〈帝系〉传说与蜀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12］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一篇《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15］《我国考古界根据新发现探索：中华文明发祥地有四大区域》，《光明日报》1986年9月23日。 ［1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图35～36，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6～140页。 ［18］参见《山西考古四十年》和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山西文物》1986年第1期。 ［19］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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