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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史迹考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0:34:00 admin 点击：2628 |
五帝史迹考 ——兼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产生 巩文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早期历史多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下来的众多的古史传说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反映。在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史料中固然有许多后人衍义、附会的成分，但其中也并不完全是后人的假想，如何正确对待这些史料，以还其真实面目，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号称五帝，关于他们的传说史迹构成了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核心。这些传说史料散见于各种古代典籍之中，虽零星散乱，但我们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进行仔细的考察和认真的分析，便可发现一虽不详尽具体，但仍清晰可见的古代历史画面，本文试图整理、分析五帝的传说史迹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过程作一初步探索。 有关五帝的传说史迹，主要见诸《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3篇，此外，在其他一些先秦史籍，如《国语》、《左传》及先秦诸子的部分篇章中也有记载。在分析、研究这些传说史料时，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决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他们处于文明时代之先，生活于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时期，他们应是一个氏族部落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的象征。其次，史籍中所记载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被描述得如同后世的君主一般，这是后人衍义、附会的结果。因此，我们在整理传说时代的史料时，必须摆脱这种束缚，以还其历史的真实面目。其三，散见于诸多典籍之中的传说史料中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因此我们在治理传说时代史料时必须仔细分析、认真推敲。一般说来《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尚书》可信程度相对较高，《国语》、《左传》等先秦史籍的可信性也较高，先秦诸子的诸篇及先秦以后诸典籍中的记载，只有经过慎重分析方可使用。在明确以上三点后，本文对传说时代的五帝史迹加以分析整理，并略述己见。 一 黄帝号轩辕氏，被后代尊为“人文始祖”，《国语·晋语四》内说：“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少典氏与有氏的世系，族居已不可考，姬水之所在现在也不能明了，至于姜水，《水经注·渭水》说“岐水之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据考，姜水当为今美水，发源于岐山脚下，南北流向，流至浪店与西来之伟水汇合后继续东流，经武功折流入渭水。由姜水所在我们可断定，炎帝族的最初活动区域当在今关中西部渭水流域一带。姬水的地望虽不可考，但既然黄帝族与炎帝族的关系如此密切，为同一祖系的两个分支（二者可能为同一部落内分化出来的两个氏族部落），二者相距当不会太远。《水经注·渭水》中记载“黄帝居陈，在陈仓”，其地在今宝鸡市东，那么，我们大致可以认定，黄帝族的最初活动区域可能在今关中平原地区或与之不远。 此后，随黄帝、炎帝族势力的逐渐强大，他们开始向东迁移以扩大其活动区域。据徐旭生先生考证黄帝族的迁徙路线大体偏北，顺北洛水南下，至今朝邑、大荔一带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及太行山向东北方向扩展，炎帝族的迁徙路线是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迁移［2］，在迁徙过程中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激烈冲突，据《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德其志。”熊、罴、貔、貅、、虎，可能为黄帝族在迁徙过程中收抚的氏族部落，他们居北，与游牧民族关系密切，骁勇善战，由于他们的加盟，冲突最后以黄帝族的胜利而结束。通过这次战争，以黄、炎为中心的华夏部落联盟集团初步形成，黄帝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在解决了部落联盟之内的冲突后，黄帝族又与强大的东夷集团的蚩尤相遇并发生了激烈冲突，《史记·五帝本纪》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在击退蚩尤之后，黄帝族在中原地区的根基得以巩固，势力也更为壮大。 从这些文献资料来看，从黄帝时期起，中国古代社会便进入一历史大动荡时期。首先黄帝战败炎帝取得了部落首领的地位，然后在与东进中所遭遇到的蚩尤发生的冲突中，又击退了蚩尤，并使得东夷集团加入华夏部落联盟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一重要组成部分，《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天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当时氏族部落之间兼并战争仍十分频繁，《史记·五帝本纪》接下来又讲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他“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在不断兼并战争中，黄帝使自己的部落联盟首领地位日益巩固，使部落联盟的势力日益壮大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中心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部落，并在各部落之间开始组成部落联盟，此时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较以前的原始社会氏族首领已有很大变化，他已成为一军事首领，这时的战争和以前的部落冲突也大不相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剩余劳动增加，私有制日益发展壮大，寻求财富的欲望和动机日益膨胀，致使各氏族部落不断向外扩展活动区域以寻求财富的更大来源。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氏族社会开始分化瓦解，部落联盟开始结成并日益加强，部落联盟是氏族社会里上层建筑体系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它使原始社会开始走向其反面，迈出了使其瓦解的第一步，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到来。 二 颛顼，即高阳氏，他是继黄帝之后的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颛顼在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时，进一步加强了与东夷集团的关系。《山海经·大荒东经》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帝王世纪》曰“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少昊为东夷集团的一著名代表，这些记载似表明颛顼时的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的部落联盟已十分巩固。 颛顼时期，战争较黄帝时期大为减少，见诸记载的仅有与共工氏的小小争斗。《淮南子·天文训》曰：“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淮南子·兵略训》曰：“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 诸多传说史料中所见的颛顼极富传奇色彩，神通广大。《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帝颛顼高阳者……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此外，还说他能“乘龙以至四海”，《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对颛顼也有相同的描述。由这些记载我们可知颛顼在同鬼神、宗教的关系方面有特别的性质。 颛顼之所以名列五帝之中，最主要的事迹是他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关于这一问题，在《国语·楚语下》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它说到在颛顼担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前，九黎乱德，民和神混杂，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人人都可以通神，即“至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主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这样给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无有要质，而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于是“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这样使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活秩序又重新恢复了正常。 对此，可以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依赖大自然而生存，生产生活知识非常低下，对强大的自然力量和陌生的自然环境感到无法驾驭，于是他们就幻想在自然界的背后隐藏着许多超自然的力量，早期的原始宗教就是由这种幻想而产生出来的。当时人们都希望能够掌握，了解这些超自然力量，于是就利用各种方式试图与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发生联系。在原始社会的早期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宗教人员，这时“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应是早期原始巫术流行的普遍形式，并不是由于“少皞之衰”、“九黎乱德”而造成的。 但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的颛顼时期，社会范围日益扩大，氏族之间结成部落，又进而联合成部落联盟，这时的生产力也日益发达，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社会秩序问题也逐渐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在这时就造成“无有要质……莫尽其气”的混乱局面，于是颛顼就使南正重掌管神事，火正黎司民事，即人们对天有什么要求就对火正黎去说，火正黎再告诉南正重，由南正重向天请求，这样使一般人断绝了与神的联系，此后沟通天地，进行神事活动的权力就被少数人所独有，专门从事宗教事务的人员——巫师便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三 继颛顼之后，出任华夏集团部落联盟首领的是帝喾，此即《史记·五帝本纪》中所云“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史记·五帝本纪》中对帝喾的记载十分缺乏，多是些空泛的誉美之辞。 此外，在诸多史籍中，有关于帝喾的传说记载也十分缺乏，以至于后世最善于附会衍义的学者罗泌在其《路史·国名记·丙》中对帝喾也不得不说“帝喾之治于天，其迹之闻于后代者初无赫赫之功”，又说：“喾之政惟仁柔无苛而已。”由此足见关于帝喾的传说史料之贫乏。 从关于帝喾传说的寥寥数言中，我们推测在帝喾时期，似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一较为平稳的发展时期。在历经黄帝时期长年的部落间冲突、兼并战争，颛顼时期的宗教改革，上层建筑得以整肃之后，以华夏集团和东夷为主体的部落联盟日益扩大、巩固，并逐步走向正轨，因此在帝喾时期便“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3］。在经过这一相对平稳的历史发展时期之后，生产力水平更加提高，生产关系也开始变得日益复杂，私有制的扩大化和阶级矛盾也更为突出，中国古代社会向文明时代愈走愈近了。 四 帝尧名放勋，在帝喾之后挚曾代为帝，但他很快便被放勋取代，是为帝尧。此即《史记·五帝本纪》中所云：“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帝尧之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与南方苗蛮集团长时期的战争冲突的开始。苗蛮集团为我国古代部族三大集团之一，生息于南方长江中游两岸及江西地区，他们见诸典籍之中已很早，伏羲女娲似为其先祖，至帝尧时期他们发展成为一拥有众多部属、种姓和分支的强大势力，他们主要包括见诸于史籍的头、兜、三苗、苗民、羽民、毛民等诸多氏族部落，在这些氏族部落之间由于种种利害关系形成一庞大的、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部落联盟。他们以咄咄逼人的阵势向北方蚕食发展。 此时，地处北方，以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为主体的北方部落联盟的势力也日益强大，《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帝尧时期“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由此可见在经过长时期的苦心经营之后，在帝尧时期，北方部落联盟已十分强盛，但随着部落联盟势力日益强大，其内部阶级分化也不断加剧，私有制的逐步发展导致向外寻求财富和奴隶的欲望和动机也日益膨胀，这时部落联盟内部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对外，此时与南方苗蛮集团之间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正是部落联盟这种内外矛盾的冲突及相互作用，加之南方苗蛮集团的不断北侵揭开了从尧时开始，经舜一直到禹时才告以结束的南北大战。 这次战争的直接起因与宗教方面的冲突有很大关系，《尚书·吕刑》中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不同原始氏族之间因宗教方面的差异引起摩擦以至战争冲突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左传·成公四年》中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这种情形在现存的一些原始民族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苗民“弗用灵”即弗用北方之灵，这就给北方部落联盟以发动战争的口实，但战争的真正原因应是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苗蛮部落联盟对生存空间的争夺和对财富掠夺的强烈欲望。 尧时的北方部落联盟已十分强大，所以他敢于首先发难进攻苗蛮集团，拉开了战争的帷幕。《吕氏春秋·君览》中载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子·兵略训》同），《国语·楚语下》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六韬》则明确指出“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论衡·儒增篇》亦说“尧伐丹水”。史籍中屡言的丹水即今之丹江，为汉水支流，源于陕西商县家岭山，在湖北境内入汉水。丹江河谷自古以来就为联系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本系苗蛮集团的势力范围，是北方部落联盟与苗蛮集团的争夺要点。尧时，进攻苗蛮集团的进军路线很可能就是顺丹江直下，进入丹江流域，在夺取丹江流域之后并深入到江淮荆州一带［4］。《战国策·秦策》“克伐兜”（《荀子·议兵》亦有同文）；《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豨，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皆有道里”。畴华、凶水、洞庭、桑林应为南方水名或地名。居于此地的南方苗蛮集团的一部分在经过这次打击后似臣服于北方部落联盟，战事的最后以尧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些战争中东夷集团的部落联盟首领羿也参与其中，并立下赫赫战绩。 在取得战争的胜利后，尧对苗蛮集团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尚书·尧典》中说“窜三苗于三危”，《孟子·万章上篇》说尧“杀三苗于三危”。三危在西北地区。尧在对苗蛮集团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又开始大规模地窜迁苗蛮，即将南方苗蛮集团的一部分迁到西北方的三危，以分散他的人民，消除对北方部落联盟的潜在威胁。 在尧时通过北方部落联盟对南方苗蛮集团的战争，使得部落联盟更加扩大，并引起了双方部落联盟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在新的范围内一些新的共同利益逐渐形成，同时一些新的利害冲突也在逐步产生，战争使得原始的氏族制度日益走向其反面。 五 继尧之后，出任北方部落联盟首领的是舜，《史记·五帝本纪》曰“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舜在继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并未立即对苗蛮集团用兵。他在出任之始首先加强内政改革，重用八元、八恺，即《史记 ·五帝本纪》中所谓“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外，他还重用皋陶、大禹等，对伯益、四岳之权稍夺之。舜在加强部落联盟内政改革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流放四凶族，《史记·五帝本纪》曰“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舜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同时这些事件也表明在经过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之后，部落联盟内部的各种分化日益扩大，部落联盟内部的权利之争也愈演愈烈，原始的氏族权力机关逐步蜕化、变质，已堕落成为部落贵族们的议事机关。 舜在出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初，因为行内务而无暇外图，故暂时对苗蛮集团实行威慑与怀柔并行政策，这大约就是古史传说中舜舞于有苗事件的真相。《史记·赵世家》中曰“昔舜舞于有苗”（《战国策·赵策二》同）；《淮南子·齐俗训》中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兵偃政，执干戚而舞之”；《论政训》中载“有舜执干戚而服有苗”；《韩非子·五蠹》中曰“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上化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在史前时期，原始氏族部落常以隆重的集体舞蹈模拟战争，以演兵阵，协调阵法，磨砺斗志，鼓舞士气。舜舞于有苗应与此相同，它具有威胁恫吓与操练备战的双重意义。 此后不久，在各个方面的时机成熟之后，舜立即反守为攻大举讨伐三苗。《荀子·议兵》中曰“舜伐有苗”；《论衡·儒增篇》中“舜征有苗”；《吕氏春秋·召类》中“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尧典》中则载有舜“庶绩咸熙，分北三苗”。由这些记载可知战争的进程以北方部落联盟占优势，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故而有“却”、“庶”、“分北”的事迹。 舜最终丧生于对苗蛮集团所发动的战争中。《淮南子·修务训》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国语·鲁语上》也说“舜勤 民事而野死”。 舜死后，禹接任北方部落联盟首领，继续发动对苗蛮集团的进攻并最终完成了征服苗蛮集团的事业。《墨子·兼爱下》引《尚书·禹誓》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昔予既率尔群对诸侯，以征有苗”。《墨子·非攻下》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雷电勃振。有神人面鸟身，奉圭以待，搤矢有苗之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克有三苗，焉历为山川，别物上下，乡制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通过这些传说记载我们推断到禹之时，经过一场大的决战终于使南方的苗蛮集团大败并从此一蹶不振。大禹作为胜利者进入被征服地区，彻底完成了南征事业，第一次统一了丹、汝、淮、江流域，这在中国古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余论 从以上对五帝史迹的传说分析，可以大致看出我国古代历史上原始氏族制度逐渐蜕化、变质、崩溃的历史过程。黄帝时期的部落大战以确立其在部落联盟中的统帅地位而结束，并由此揭开了中国古史中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序幕。颛顼时期宗教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的结构，整肃了上层建筑，使新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得以保证。在经帝喾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在尧以至舜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征讨南方的苗蛮集团，扩大了部落联盟的活动区域，加速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社会分化现象日益普遍，原始氏族制度中的各种权力机关已变成氏族贵族们的工具，这时中国古代社会已处于文明的前夜。 至禹时对南方苗蛮集团在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对治水工程的领导及治水的大见成效，使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集军事、政治及经济大权于一身，在部落联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战争与治水加速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的发展进程，为确立王权，禹在涂山大会诸侯，此即《左传·哀公七年》中所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各部落首领对禹朝贡，行臣服礼节，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中国历史在此时终于进入了文明时代，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篇章。 总之，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黄帝、颛顼、喾、尧、舜、禹等是否确有其人并不十分重要，他们是否确实做了某些事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物传说、事件标志着人类进步史上的阶段，它们不以个别人物为转移，它们“凝结在制度和习惯中而且保存在发展和发明中”［5］。 注释： ［1］任周方：《姬姜两族关系浅谈》，《文博》1986年第3期。 ［2］《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第44、46页。 ［3］《史记·五帝本纪》。 ［4］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 ［5］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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