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搜索
|
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二） 加入时间：2013/7/4 10:31:00 admin 点击：4159 |
论说编 历史类 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 许顺湛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但是多少年来，大部分学者把夏代以前都视为传说时代，其结果是中国文明史只能达到四千年前的夏初。大量的发掘材料证实，中国文明史远远超过四千年，甚至可以达到五千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出的结果，只能说明夏代的开端，距五千年文明史还有一段空白。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对五帝时代进行研究，才能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跨越疑古的迷津，摆脱“传说时代”的传统观念。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便写了《五帝本纪》，说明史学泰斗司马迁是承认五帝存在的。因为它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平列并排为首篇，我认为应该称为“五帝时代”。 一、五帝时代解 五帝均在夏代以前，他们对古代社会都有突出贡献，如《国语·鲁语上》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史记·五帝本纪》中所确认的五帝，正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且认定他们是上下相承袭的发展关系。但是史书上记载的五帝并不只是这一种说法，还有太昊、炎帝、黄帝、尧、舜为五帝一说；有少昊、高阳、高辛、尧、舜为五帝一说；有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又一说。以上三种说法也许各有各的理由，不过有的学者把太昊与伏羲合为一人，把炎帝和神农合为一人，并且归入“三皇”之列。关于少昊有的学者把他确认为黄帝之子，有的学者则把他列为太昊的继承者。这些纠葛很难理清，司马迁没有采纳，而采纳了《国语》上所说的五帝，这不仅能够代表这一时代的顺序，同时也没有过多的纠缠。所以，我主张以《史记·五帝本纪》为基础，来研究五帝时代。 关于五帝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把他们不仅确认为王位继承关系，而且还把他们确认为有血缘传承关系。如《史记·三代世表》中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黄帝生玄嚣，玄嚣生极，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牛，牛生瞽叟，瞽叟生舜。”从这里便可以看到，所谓五帝，都属于黄帝血缘系统，但是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尧、舜、鲧、契、弃是同时代人，颛顼至舜，其间隔有穷蝉、敬康、句望、牛、瞽叟五代，而颛顼生鲧，鲧与舜同时，其间五代人挤到哪里去了?帝喾继承颛顼，为颛顼族子，但是帝喾生尧、生契、生弃，全与舜同时，其间四代人挤到哪里去了?其实五帝并不一定是父子祖孙相传的血缘关系，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部族，或者是一个部族的祖先神。我们应该知道远古时期往往人名与部族名称是统一的。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氏，生黄帝、炎帝。”说明黄帝与炎帝是同时期两个人，但是《帝王世纪》却说，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如果把黄帝看成是一个具体的人，岂能五百年以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显然是指部族而言。《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少典生黄帝，黄帝孙是颛顼，女修是颛顼的苗裔孙，可是女修的儿子大业又娶黄帝的妹子女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把少典看作是一个部族，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们再看看共工这个人物。《淮南子·兵略训》中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又说“(共工)与高辛(帝喾)争为帝”。《韩非子·外储篇》说“(尧)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从颛顼、帝喾到尧时都有共工，最后把共工杀于河北省的北部。共工是死了。但是《荀子·议兵篇》中却说“禹攻共工”。共工又活过来了。共工被杀是真的，后来又有共工也是真的。因此对这样的人物，不仅要把他理解为一个部族，同时还要理解为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部落酋长或部族首领。所以这种人物的名称有双层含义。杀了一个共工又来了一个共工，这是部落酋长名字延续的结果。即在部落中经历若干代，领袖可以更换，但领袖名字始终如一。如共工族团第一代领袖称共工，第二代、第三代……共工部族的领袖都叫共工。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介绍印第安人的部落时就有确切的例证。从以上分析的结果看，可以说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都分别是代表一个族团，他们的承袭序列，反映了不同时期在中原地区分别居于领袖地位。但是也不能彻底否定他们之间的相生关系。我这里说的相生，不是严格意义的父子相生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族团。所谓相生，实际上是族团的分支，分支后又各自形成系统。《史记·三代世表》中说的颛顼、帝喾、尧、舜以及禹、契、弃都是黄帝的子孙。《史记》里还说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十二姓。《世本》(秦嘉谟辑本)说十二姓发展到周代，已形成510个姓氏。《山海经》里说：“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是为犬戎。”北狄与犬戎也是黄帝后裔。颛顼本身也是一个大族团，《左传·文公十八年》说颛顼有才子八人，实际上是八个子族。《山海经》里还记载了颛顼族团的分支情况，如说：“季禺之国，颛顼之子。”“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国曰中轮，颛顼之子。”“颛顼生头，头生苗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帝喾也有八个子族。《山海经》中有不少帝俊(即帝喾)族团的发展情况，如《大荒东经》记有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等；《大荒南经》记有三身之国、季厘之国、羲和之国等；《大荒西经》记有西周之国。这些国都是从帝喾族团中分支出去的。除此之外，帝喾的子族有帝尧，曾继承了中原的盟主地位。另外，他的子族契为后来商族的始祖。子族弃，后来成为周族的始祖。尧舜主宰中原，加强了统治措施，他们的族团没有大的分支。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所谓五帝，确是五个领袖族团，五帝之名是族团之名，因此对于五帝的年代就不能相信《竹书纪年》的记载。《竹书纪年》说黄帝在位100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63年，尧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共391年。古代人们的生活条件不好，寿命都不是很长，能够执政50年、60年、70年，甚至100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从族团的世袭领袖名字来考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黄帝族团居于领袖地位后，又分支出来玄嚣族团、昌意族团、少昊族团，甚至还分支出北狄和犬戎等。《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二十五子，即分支出二十五个子族。黄帝族团这样的分支发展岂能在100年内形成!颛顼族团和帝喾族团的分支也十分惊人，不仅出现了中原领袖族团，而且其分支中还有不少“侯国”，这岂能在60多年、70多年中完成!我的意思是说，《竹书纪年》所说的五帝年代，不仅不能与具体的人相对应，更不能与族团的情况相对应。惟一可供参考的是《纬书集成·春秋命历序》。尽管《纬书》有许多不可信之处，但是《春秋命历序》谈到的五帝纪年，还是比较合理的。如说“帝喾传十世乃至尧”，又说“帝喾传十世，四百年”。《史记·三代世表》说“帝喾生尧”，因此帝喾传十世应该包括尧，历时400年。假如舜执政50年可信，那么夏代立国距帝喾初当为450年。夏代的立国，学术界认为大体在公元前21世纪，即距今4100年左右。以此为基础向上推算，帝喾年代当始于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4550年左右。《春秋命历序》说：“颛顼传九世(一说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年。”在帝喾积年的基础上向前推算，颛顼年代当始于公元前29世纪，即距今4900年左右。《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千五百二十年。”在颛顼积年的基础上向前推算，黄帝年代当始于公元前45世纪，即距今6420年左右。我引用《春秋命历序》的记载，并不是说五帝的积年绝对准确，充其量说也只是一个大概。不过这个大概的积年较《竹书纪年》合理，因为《春秋命历序》认为：黄帝、颛顼、帝喾是代表若干世，这个“世”应理解为重要的领袖更替，而不是具体的一代人，这与我前边介绍五帝的情况比较接近，能够讲得通。因此，五帝时代的积年可以说大体约有二千年之久。 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五帝时代是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代表，其实同时存在的部落、部族、邦国还很多。黄帝时有万诸侯，最著名的如少昊、炎帝、蚩尤、共工、祝融、夸父、刑天等等。颛顼、帝喾时期同样如此，尧舜时期甚至把各邦国领袖组织成联邦制王朝，最著名的如鲧、禹、皋陶、伯益、契、弃等等。不同时代不同部族或邦国，均在自己活动的地域生活，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大小小的文化遗址，即学术界通称的考古学文化。 尧舜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属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类型很多，要知道尧舜属哪一类型龙山文化，还必须弄清尧舜活动的地域。我在《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中曾经进行过考证［1］，认为尧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晋南、冀中南和豫北；舜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晋南、豫北、鲁西和豫东。但是尧舜活动的中心地带，应该说是在晋南，因为《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建都地不仅是政治中心，也应该是经济文化中心，只有在这个地区发现相应的文化遗址才最有代表性。舜早期是尧的联邦集团中的一员，而且是仅次于尧的领导地位。长时期与尧在平阳，应该说平阳也是舜的中心。《竹书纪年》说舜“耕于历山”，《帝王世纪》说“舜居蒲坂”，“舜嫔于有虞”，历山、蒲坂、虞均在晋南。因此舜与尧的文化遗址不容易区别，只有把尧舜合为一体来考虑考古学文化。尧都平阳，即今山西的临汾地区。在临汾盆地发现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遗址75处，分布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绛县、新绛、稷山、河津诸县市。遗址面积一般都在数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到十几万或数十万平方米。规模最大的有3处：翼城县开化遗址，面积128万平方米；曲沃、翼城之间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为230万平方米；襄汾县陶寺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2］。陶寺遗址的面积在各地龙山文化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在陶寺遗址已经发掘了700多座墓葬，其中有9座大型墓，棺内撒朱砂，有的墓内随葬品达一二百件，特别重要的是墓内出土了龙盘、鼍鼓、特磬等王室重器和一些礼器［3］。近年来，在临汾下靳地又发掘了480座陶寺类型的墓葬，出土了250多件各类重要文物［4］。与陶寺遗址发掘资料比较，没有陶寺遗址大型墓葬的规格高。正因为如此，说明了陶寺遗址的重要性。尽管陶寺遗址尚未发现大型宫殿基址，也足以证明尧都平阳的可信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寺大墓不是同时期的，是几代首领埋葬同一墓地。说明尧都平阳不是一代人，而是若干代。 晋南地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有三个14C测定的数据(经过树轮校正)，一个是公元前2875年，即公元前29世纪；第二个数据是公元前2460年，即公元前25世纪；第三个数据是公元前2440年，即公元前25世纪。陶寺的第一个数据约与颛顼同时，第二和第三个数据向上未能超过帝喾年代，向下也没有晚于夏代，正好在帝喾与夏之间。大体上说把陶寺类型文化中晚期确定为尧舜文化可能不会有大错。 关于帝喾活动的地域，《史记》说帝喾的祖族玄嚣“居江水”，《正义》引《括地志》说：“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这里说帝喾祖族在豫北一带。《竹书纪年》说帝喾“居亳”，前代史地学家都认为其地在偃师。关于帝喾的“葬地”，《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今濮阳确实留传下来有帝喾陵。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帝喾活动地域当在豫西和豫北。《史记·三代世表》说“帝喾生尧”，“帝喾生契”。前边谈到尧都平阳，陶寺遗址的年代当包括尧的祖族帝喾积年。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史记·殷本纪》正义说：“有娀当在蒲州也。”平阳、蒲州皆在晋南，因此晋南龙山中晚期文化可以说有些是帝喾的本族文化，有些可能是帝喾的通婚族文化。豫西的王湾类型龙山文化，14C测定为公元前2390年，即公元前24世纪，在帝喾的积年范围以内。豫北的龙山文化，如安阳八里庄遗址，14C测年为公元前2585年，即公元前26世纪。汤阴白营遗址为公元前2590年，即公元前26世纪；还有一个数据为公元前2155年，即公元前22世纪。从上述数据看，这些遗址也全在帝喾的积年以内。 关于颛顼活动的地域，《竹书纪年》说颛顼“居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说颛顼“居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汉书·地理志》说：“东郡濮阳故帝丘。”所以说颛顼既居帝丘，也都帝丘，其地在今河南省豫北濮阳市辖区。颛顼不仅都濮阳，而且也死葬濮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颛顼冢，葬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大冢是也。”今濮阳市尚有颛顼陵，碑碣林立，香火不断。颛顼的建都地和葬地都在豫北濮阳。颛顼的祖族是昌意，在濮阳市辖区南乐县传有昌意城。颛顼的分支族很多，分布范围也很广，但是代表颛顼活动地域的还应该是建都地。豫北后岗类型的龙山文化，如安阳后岗遗址14C测定的数据，有一个是公元前2785年，即公元前28世纪；另一个为公元前2625年，即公元前27世纪。这两个数据在颛顼积年之内。颛顼、帝喾都是中原的族团，前边所说的积年是指居于领袖时期的年代，实际在他“执政”之前已经存在，在他领袖地位更替之后，族团仍然存在。所以对照考古学文化年代，上不能封顶，下不能封底，如果上下超出积年范围也是正常现象，这一点也必须理解。从年代和地域综合分析，颛顼当与后岗类型龙山文化相对应；帝喾当与汤阴白营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早期相对应；尧舜当与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对应。 关于黄帝族团所活动的地域和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我在《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中有专题研究［5］。黄帝活动的范围很广，但其主要地域是在黄河中下游大中原之内。河北的涿鹿、阪泉，是黄帝与炎帝、蚩尤发生战争的地方，也是黄帝曾初都的地方。黄帝都有熊、居轩辕丘、拜华盖童子于具茨山、合鬼神于西泰山等，遗迹均在河南的新郑、新密市辖区。现灵宝市铸鼎原尚有唐贞元十七年铸鼎原碑。传说铸鼎原上有最早建的黄帝庙，还有黄帝陵。铸鼎原之南，有荆山、蚩尤山和夸父山。我一直把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庙底沟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其影响西到甘青地区，东到鲁西，南达江汉地区，北至内蒙古河套一带。但是其中心在豫晋陕相邻的金三角地区。在这个金三角地域内，灵宝市是最重要的地方［6］，庙底沟类型遗址分布最为密集，仅铸鼎原及其附近的小范围内即发现二十多处。铸鼎原的黄帝庙下边就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北阳平遗址在整个仰韶遗址中面积之大属凤毛麟角。初步调查不仅发现了不少遗迹、遗物，而且还发现了一些礼器。因此说这里可能是黄帝族团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黄帝都有熊以及战涿鹿，当在黄帝时代晚期。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的分布，北不过黄河，南不越许昌，东不过开封，向西可达洛阳地区。其中心在郑州、荥阳、新郑、新密等地。大河村类型文化的分布，可以说大体是有熊国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不仅文化遗址丰富，而且在郑州西山还发现了同时期的古城。因此说，大河村类型文化分布的范围，是黄帝族团晚期活动的中心地区。 前边谈到黄帝传十世，1520年，上限为公元前45世纪，距今6420年左右。其下限与颛顼年代上限相接，约在公元前29世纪，距今4900年前后。庙底沟类型文化也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以陕县三里桥遗址为代表，但没有14C测定的数据。陕县庙底沟遗址大体属于庙底沟类型文化的中期，有两个14C测定的数据，一个是公元前3910年，即公元前40世纪；另一个数据是公元前3550年，即公元前36世纪。郑州大河村遗址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也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公元前3790年，即公元前38世纪；另一个是公元前3658年，即公元前37世纪。大河村类型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有学者称它为庙底类型文化的东方变体。洛阳王湾大河村类型，14C测定为公元前3390年，即公元前34世纪。大河村遗址有一个数据是公元前3375年，即公元前34世纪；另一个数据是公元前3195年，即公元前32世纪。大河村类型数据还很多，较晚的一个数据是公元前3070年，即公元前31世纪。以上介绍的缺少庙底沟类型早期的数据，基本上是属于中、晚期的，不过晚期的主要是大河村类型。上述数据均在黄帝积年之内。 根据以上介绍的情况，可以这样说，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是黄帝族团的文化。安阳后岗龙山文化是颛顼族团的文化。白营龙山文化、王湾类型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是帝喾、尧、舜族团的文化。以嵩山为中心的龙山文化可能有先夏文化，不过从时代上说我把它归入尧舜时代文化。与五帝时代相当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归入五帝时代文化。如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早期以及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下王岗类型仰韶文化等。其他各地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马家窑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归入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文化。 前边提到的五帝时代的积年是否可靠？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是否合理？我的说法有很大的假设性，只是提出一个设想。没有设想就没有思路，就没有探索的出路。粗线条的设想是抛砖引玉，供学者们共同思考研究。 三、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 我曾发表过两篇文章，论述了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7］。认为黄帝时代农业已社会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够供应专业手工业者生活。第二，能够供应脑力劳动者，包括巫师集团、从事科学文化艺术者的生活。第三，能够供应不劳而食的贵族生活。第四，能够供应不从事生产的“军队”的生活。考古资料证明，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大地湾、龙山文化已经进入锄耕农业阶段。仰韶文化时期，虽然仍以锄耕农业为主，但是已经出现了犁耕农业。据文献记载，黄帝时代已有臣僚、政权机构雏形，已有各种手工业分工，脑力劳动阶层化，“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等，都说明当时农业生产能够供应社会。黄帝时的政权机构中设置了管理农业的官员。如《管子·五行》中说：“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中有管理农业的司徒，有管理粮食储备的廪者。《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少昊集团中官员们分工情况，其中九扈是管理农业生产和收获的官员。黄帝、少昊政治集团中都出现“农正”，说明黄帝时代的文明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手工业生产历史十分久远，但是到黄帝时代有些手工业才成为专门化的行业。《管子·五行》提到黄帝的六相，说“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即司空分管手工业。《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少昊时期司空负责手工业的记载。《路史·疏仡纪·黄帝》中提到黄帝命共鼓、化狄作舟车，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说明黄帝时至少制陶和木作建筑已走向专业化道路，所以设置官员进行专门管理。从考古材料看，仰韶的彩陶、半机械化轮制是制陶手工业专门化的结果。大汶口文化制陶手工业，不仅超量生产精致的彩陶、薄胎黑陶和白陶，而且还大量生产适应随葬用的陶冥器；不仅反映制陶手工业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行业，而且也反映陶器已成为重要的商品之一。良渚文化中的玉雕、编织、丝织和髹漆手工业，都达到专业化的水平。以大地湾为代表的“四阿重屋”特大型建筑以及人造轻骨料、原始水泥建筑材料的发现，郑州西山板筑城墙的发现等，虽然不能说那时出现了专业建筑工程队，但是负责组织规划、设计、技术指导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的存在是完全有可能的。黄帝时代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有长足的发展，文献多有记载。如《史记·历书》中说“黄帝考定星历”。《索隐》引《世本》及《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说明黄帝时为了考定星历，组织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各有分工，最后由容成综合六术而著成《调历》。《路史·疏仡纪·黄帝》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事，命臾区占星，计苞授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伶伦造律，大桡正甲子；命容成作盖天；命大容作承云之乐，大卷著之椌楬……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命俞附、岐伯、雷公、巫彭、桐君处方。”这段话中又增加了作书、作史、行医等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特别是“命容成作盖天”一句，正与濮阳仰韶文化45号墓“盖天说”形状相符合。《韩非·五蠹》、《吕氏春秋·君守》等都提到“仓颉作书”，即造字。《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仓颉，黄帝臣。”《世本》还说：“史皇作图。”宋衷注说：“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另外，黄帝大臣风后还发明了指南车。除此之外，黄帝集团中从事各方面管理的官员，具有双重身份，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也不过分。根据以上介绍的情况看，说黄帝时代已出现脑力劳动阶层化是绝不夸张的。如果观察考古资料也能看出蛛丝马迹。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人才在早期多集中在巫师集团中。如红山文化的女神庙和诸多积石冢的发现，不仅反映了祭祀和巫师活动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巫师集团的地位。良渚文化的祭坛上，周围埋葬着十几座巫师的墓葬，可以推测当时出现了巫师集团。大汶口文化中发现巫师行医占卜的工具，是巫师出现的证据。濮阳45号墓，反映了“盖天说”，也反映了“东宫”、“西宫”的出现，墓主人是一个大巫师，巫师与天象科学联系在一起。考古学反映的脑力劳动，还应包括高水平的雕塑、绘画的专业艺术家。以上这些都可以给文献资料以旁证。《史记》说“黄帝时有万诸侯”，指的是众多的部落、部落联盟或部族、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在当时都已存在。《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曰：“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帝王世纪》说：“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其余知名、规化、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路史·疏仡纪·黄帝》中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路史》把黄帝政权机构中的官员总结为“四辅、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视四民”。以上所引未必可全信，但是也不可全盘否定。从宏观上分析，还是有可信之处，反映黄帝时确实存在一个庞大的政权机构，人才济济。黄帝集团这样的结构，显然不是一般的部落，而是一个有相当势力的酋邦王国。当时社会虽然发展不平衡，各地可能还有不少部落，但是黄帝时代的主流已进入酋邦王国时代。如果对照各个类型的仰韶文化，可能都出现了酋邦王国。半坡类型的酋邦王国、史家类型的酋邦王国都在关中一带，后岗类型的酋邦王国在冀南或豫北，大司空村类型的王国在后岗类型的范围之内，大河村类型(包括王湾类型)的王国在郑州——洛阳地区，庙底沟类型的王国在豫西，西王村类型的王国在晋南，下王岗类型的王国在豫西南，豫西庙底沟类型的王国，即黄帝族团建立的王国，其具体地望当在灵宝市的黄帝铸鼎原一带。黄帝都有熊居轩辕之丘，其地望在新郑、新密境内，也是在大河村类型文化分布的范围之内。正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于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大河村类型的古城。古城始建于庙底沟类型时期，废弃于大河村类型晚期，这是一处黄帝时代的古城［8］。西山古城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古城周围约有同时期的遗址70多处。因此，对西山古城的性质，只有理解为酋邦王国的中心，才符合逻辑。这座古城与黄帝时代晚期相对应，特别是与“黄帝都有熊”联系起来，值得人们深思。黄帝时代的礼制已经走向规范化。前边介绍的黄帝集团中巨僚分工，是管理社会礼制规范化最重要的反映。《商君书·画策》中说黄帝定“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配匹之合”，这是确定了领导集团和家族内的人际关系，使之走向礼制化的轨道。《拾遗记》说黄帝“置四史以主图籍，使九行之士以统万国。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义，以观天地，以祠万灵，亦为九德之臣。诏令百辟群臣爱德教者，先列珪玉兰蒲席上，燃沈榆之香，舂杂宝为屑，以沈榆之胶和之为泥以涂地，分列尊卑华戎之位也”。这一段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提倡九德之臣，另一个是要区别尊卑华戎，这些都是属于礼制范畴。《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正义》解释说：“黄帝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死生之说，即仪制礼则之说。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对布种百谷草木，要顺四时之宜。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以上这些指导思想和法规，都是规范化的礼制。关于礼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也很明显。例如仰韶文化的葬俗，有公共墓地，有单人葬，有二次葬，墓葬的方向比较一致，葬式葬具和随葬品等都有一定规律，都是由规范化的礼制所制约的。良渚文化中有祭坛、巫师墓葬和各种礼器，充分反映了礼制规范化的事实。我曾发表一篇题为《论良渚文化原始宗教的规范化》［9］的文章，对此作了阐述。燕山地区的红山文化中，发现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都说明了当时祭祀活动的规范化。郑州西山的古城，大地湾的大房子，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墓葬，从其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观察，反映了当时出现了等级制。对规范化礼制的出现不能小看，它是古代文明源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礼制是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是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法规，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国家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安定。正如《左传·隐公十一年》中说的，礼制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 总之，黄帝时代已经具备了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礼制规范化的条件，它的脚步已经跨进了中国文明的大门，并走向颛顼和帝喾时代。《国语》说：“黄帝能成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注说颛顼“能修黄帝之功”，是说颛顼对黄帝的功绩、法规能够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颛顼也有很大的创造。《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兵略训》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颛顼之世除了与共工发生过战争之外，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龟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他很有谋略，处事通情达理，依靠土地生产财富，并能遵照天象季节来从事生产、生活，依据神祇的意图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特别重视对神祇的祭祀。一切都有规矩，依靠宗教性的礼制管理社会。《淮南子·齐俗训》说：“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这里是说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颛顼以礼制形式使其合法化。颛顼时代有两项最大的功绩。第一，颛顼进行了宗教改革。《国语·楚语》中说他：“命重黎绝地天通”，是“重实上天，黎实下地”，“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在颛顼之前，“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有巫史”。是说民神混杂，人人祭神，家家都有巫史，都可以直接与天神沟通，以决定各自的言行。这样的结果，宗教性的礼制在整个部落中或酋邦王国中很难起到规范人们言行的作用，直接冲击着领袖的权威。颛顼为了通过宗教礼制控制人们的言行，以维护社会秩序，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大胆地进行了宗教改革，“绝地天通”，使一般人不能与天神沟通，把通天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重与黎成了宗教事务专职巫师，颛顼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颛顼第二大功绩是天象历法上的成就。谈到历算，几乎一开始都要谈到南正重及火正黎，重黎在大巫师颛顼领导下，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同时也在从事历算的研究。后人所说的《颛顼历》，应该是颛顼时代的成果。有关颛顼的文献记载较少，对应考古学文化属于龙山文化早期，发掘资料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不便多加评说。 关于帝喾及尧舜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以上是歌颂帝喾的功德。帝喾的子族很多，其中帝尧曾继承了中原领袖的职位，契为商祖，后稷(弃)为周祖，的确了不起。除此之外，在《山海经》中记载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马之国、黑齿之国、三身之国、季厘之国、羲和之国、西周之国等都是他的子族。古代的大发明，如“播百谷”、“作耕”、“始作下民百巧”、“始作车”、“始为琴瑟”、“始为歌舞”等，都是帝喾子族的功绩。帝喾之后，主宰中原的是尧舜集团。我有一篇文章是《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10］，着重介绍了尧舜时期已出现了联邦制王朝，具体情况这里从略。帝喾及尧舜时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如果横向联系，应包括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各地都发现了大小不同、数量不等的古城遗址，反映了当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酋邦王国如雨后春笋般地萌发，甚至发现联邦制王朝。同时，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不论用哪家文明的标准来衡量，都可以说已进入文明社会。但是与黄帝、颛顼时代联系起来看，还达不到比较成熟的文明社会，更达不到发达的文明社会，有不少问题文献与考古材料还不能明确地回答，有待今后继续研究，所以只能称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 注释： ［1］［5］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1989年第6期。陶寺遗址原公布为300万平方米，后听高炜先生告知其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特加以改动。 ［3］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4］《临汾下靳墓地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20日。 ［6］《令人惊叹的三门峡文物》，《三门峡日报》1998年10月10日。 ［7］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8］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9］许顺湛：《论良渚文化原始宗教的规范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10］许顺湛：《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 （《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