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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与五帝文化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10:27:00  admin  点击:1761

尧舜禅让与五帝文化

 

谢宝笙

 

五帝时代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是中华民族远祖从元谋人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积累了一百多万年量的进化而取得的一次质的进化。这个质变非同小可,它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使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因此五帝时代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起源,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五千年。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时代,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之前的文化,纵使有一些多元的因素,但经五帝时代的巨大历史实践和融合之后,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特色已完全建立起来。而彪炳后世的禅让事件,则在五帝文化的融合与形成中有着凸显的核心作用。

 

一、古文献上的尧舜禅让

 

大禹精神是五帝时代文化的总结,反映了五帝时代,特别是五帝时代后期——尧、舜时代的文化。禹根本就是活动在尧、舜时代的重要人物,所以大禹精神可以直接代表这时代的精神。

大禹宏观事迹的可靠性已无可置疑。至于尧、舜事迹的可靠性又如何?除最新考古成果可给宏观背景以支持外,从古文献中也可以整理出尧、舜事迹的根据。考古资料只能给予历史一个大略的背景,而文献则能提供较详尽的历史细节。将考古成果和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古史的真貌才能逐步呈现出来。

尧、舜历史事迹的重点是在“禅让制”之上。

近代学者对于禅让传说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为疑史或疑古派,另一为信史派或解史派。疑史派可以康有为和顾颉刚为代表。康氏认为禅让传说是战国儒家者流为托古改制而伪造的(见《孔子改制考》),而顾颉刚则认为禅让制应出诸墨家之手(见《古史辨》第一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细考文献,尧、舜禅让传说,除见于《尚书·尧典》以外,普见于《论语》及几乎所有战国诸子的论著之中。其统计如下:

《论语》有68节论及尧、舜及禅让传说,分别是《泰伯》3则;《卫灵公》、《雍也》、《宪问》和《尧曰》各1则。

《孟子》全书14篇有1230多节中,把尧、舜描绘成推行仁政的典型君主。

《荀子》32篇中有21篇共40节论及尧、舜。

《墨子》59篇中有11篇多次大力崇扬,并且细致地描述尧、舜禅让说。

《庄子》33篇中有2338节论及尧、舜和禅让之事。其中有称赞的,也有嘲弄的,甚至借题发挥的。

《大学》和《中庸》也有一些关于尧、舜的记载。

《管子》76篇中共有1419节涉论到尧、舜,但未有直接提到禅让之说。

《商君书》虽然反对儒家崇尚先王之道,而且言辞激烈,甚至批评尧、舜的行为,但仍然承认尧、舜乃“非私天下之利也,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算地》)。

《韩非子》一书对尧、舜禅让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认为“舜逼尧,禹逼舜……”(《说疑》)。可是《说疑》之说显然是出于故意曲说。《十过》篇就有自相矛盾的说法:“昔者尧有天下……日有之所入,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此外还有《解老》、《安危》、《功名》、《外储说右下》、《忠孝》各篇都有尧、舜之禅让说记述,认为尧、舜是“能立道于古,而垂德于万世”的明主。

总结以上诸子百家的言论,“可以肯定地说:先秦的法家,无论是管子、商鞅或韩非,也无论他们如何批评或推崇尧、舜之道,尧、舜禅让传说是他们经常援引以阐述他们的政治理论的共同题材,该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换句话说,尧、舜禅让传说绝非先秦诸子任何一派的伪造故事,该是源远流长的古老原始传说之一。”(同上)所以康有为和顾颉刚等疑史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范文澜说:“战国以前书,从不称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称启为夏启、夏后启。这种区别,还保存两人时代不同的意义。”(《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国语·郑语》有一处提到“夏禹”。但文献中没有称夏后禹的。这说明古人很清楚禹和启虽然是父子,但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启虽然实际上继承了父亲的帝位,并且建立了夏朝,一直传下去,但大禹始终不被承认是夏朝的王。这说明禹及禹之前的一段时期,其权力继承是不同于夏代的,确实是存在着一个非朝代的时代现实。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解释大禹这个父亲,为何全面被剥夺了“夏后禹”的称号。

二、治水与禅让制

 

禅让传说为什么引起史学界这么大的争论?一些疑古派通过否定尧、舜禅让说来一笔抹杀中国古代传说人物。他们认为禅让制度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在远古社会难以存在的理想完美制度,因而是后世学者的伪托;再连带地认为尧、舜传说也是伪造的而本无其人。他们说这个伪托是战国学者所为,因而这种完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

事实上禅让制度并不是传说时代的正常制度,在后代,如春秋之世,并非完全没有类似的禅让事件。五帝时代的王权继承似无定制;黄帝虽未传位其二子昌意和玄嚣,但却传于其孙、昌意之子颛顼。颛顼虽不传位于孙,但传位于族子喾。至于喾,乃传位于子挚,而挚以不善终,才由其弟尧继位。尧之继位,是所谓兄终弟及。直至尧传位给舜,既不传位于子,也不传位于孙,而是传位于原是庶民而后成为摄政的宰辅舜。这才是后世所美谈的禅让制之首次创举。所以传子传孙之世袭制才是五帝时代的正常继承制。在联盟帝位继承之外,还有族内的继承制度,这些制度仍不乏世袭的。所以不应将五帝时代的两次禅让制当作是原始社会酋长制度现象,因而将五帝时代定义为原始社会的末期。

尧传位于舜时,一些人包括舜自己是主张尧传位给其子丹朱的。可见禅让制乃是尧首创的,而传子传孙之世袭制才是五帝时代的正常继承制度。尧禅让给舜后,舜又禅让给禹,这是五帝时代最后的一次禅让事件。其后就是禹之子启继承禹,开创夏朝,再恢复世袭继承制。不过这次恢复的不是部落联盟的继承制,而是变成朝代的世袭继承制度。

禅让事件只成功地实行了两次,并且是在联盟的“帝位”的继承之上,非部族内部的继承。此两例非传说时代或五帝时代的固定制度,与两三个历史人物的特殊风格固然有关,但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特殊形势所致。

禅让事件的关键是在尧传位给舜上。尧传位给舜,其意义除是首创性之外,还包含着将权传给另一个部落的性质。《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由此可知舜源出东夷,其生地诸冯自应在东方。孟子还说,尧让位于舜的时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黄河自洛阳以东的一段为南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说:负夏在卫地。南河之南与郑说负夏可以对应。鸣条,一说在今开封附近。这样舜之早期活动中心在今河南省东部,就是东夷人了。所以舜即位要“之中国”,所以尧让位给舜,实是将权力自“西方”转让给“东方民族”。尧传位给舜大体上是和平进行的,没有东方民族打败西方民族的历史迹象。这可能反映尧、舜、禹时代,因为洪水和治水的大事件,出现了另一次民族大融合。舜“之中国”即位,反映舜从家乡到“中国”——联盟中央政府所在地任职,反映“共识中国”已容纳东夷民族的人,并且让他们的代表人物作“盟主”。如果舜是东夷人,他履天子之职多少体现东方民族的利益。在尧的时代,在民族和平大融合的大前提下,也反映东方民族之兴起,其势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压倒原先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民族”。东西民族之势力兴衰交替和洪水成灭、治水的成败有密切关系。

根据史书记载,在尧的统治年,国家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有洪水;有丹朱、共工和鲧等不才之臣;有四大罪犯;还有“天出十日”的神话传说。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又曰:“舜囚尧,后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史通·疑古》引《竹书》云:“舜放尧于平阳。”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孰以天下而传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亦说:“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以吴刀。”

这些记述和《孟子》等所记述有所不同,主要是强调了尧、舜继承中的权力斗争因素。从前文看,尧、舜、禹之禅让制大致可信,难以简单用权力争夺说排斥之。不过,权力斗争的记述,可以作为和平禅让记述的一个补充。事实上尧让舜、舜让禹都不可能由君主个人意志可以决定,而是要看政治经济形势,要看施政效益和诸侯的意愿。所以对禅让的提出,有一些人就持激烈反对的态度,这是正常的。《竹书》和《韩非子》所记,正好是合乎事理矛盾细节的补充。看来尧让位给舜是为形势所迫,虽有反对的意见,最终也是作了禅让的决定。于是权力转移大致上采取和平的方式,征伐不服者还不是由继位者来执行。

因为“禅让”不是父传子和世袭,特别是尧让舜,是黄帝的西方集团让“天子”之位给东夷人。这一方面说明华夏集团的活动地域已扩大到东夷地区,中华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反映西方集团势力衰落,东方集团兴起,所谓“昔尧德衰”也。“德衰”反映在洪水为患,共工、鲧等大臣之无能,治水失败,内部不和,“十日并出”等。尧将权力和平地让给东夷人舜,并且妻之以二女,使两个民族进一步融合,这就赢取了后世对他的称赞。

在尧之世,最大的灾难集中表现在洪水上。可是在尧之世,洪水并没有治好。尧让位给舜后,才在大禹的手上把洪水治好。禹是尧、舜的大臣,当尧提出将权力转给舜时,禹没有反对,表现他和东夷人的关系良好。禹虽不完全是东夷集团的人,根据世系记录,禹还是中原集团的人。不过禹娶涂山氏为妻,以及后世越人认为禹为他们的祖先,这说明禹和东夷人的关系密切。如此看来,禹治水成功,为世人根除了水患,造福于民族,因而成为中西两个集团共同接受的人物。而舜再让位给他,也反映权力不能长期集中在东夷人手上。

无论如何,禅让事件的产生和洪水为患与治水成功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尧、舜的德行特别高。由洪水为患和治水成功,产生了两次禅让事件,同时也促成夏朝的建立和连续的父传子世袭政权之巩固。这说明禅让不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而是由形势所决定;同样,禅让制之消失,也是由如此的形势使然!并不是什么“德衰”。这点孟子在答复弟子的疑问时也有所说明。

 

三、禅让理念与文武之道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礼记·祭法》),文武之道,一方面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指文治武功。文武之道统一起来,就是一张一弛的统治之术。周文王之文治,集中表现在对周族人的教化,对纣暂时的忍让;周武王的武功,集中表现在对纣之征伐,建立周朝。文王与武王的成就结合在一起,就是周克殷、建立周朝的基础。周文王的策略突出了对商朝的忍让,但忍让中包含着进攻。周文王在世之时征服了商四周的国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文王之道是文中有武。武王之成就以伐纣为主,但征伐中有忍耐,所以在观兵孟津后仍然按兵不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更是大动作地建设国家,所以武中有文。《易经》是描写周克殷的进退策略和克殷后的建设,也就是对“文武之道”既具体——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迹,又抽象——进退之道的哲学描述。

《竹书》和《韩非子》关于禅让的相反记述,补充了禅让传说的“进”和“武”的一面。禅让的本质是权力的和平转移,但政权的转移是以政治势力的变化为基础的,不可避免地充满斗争和争夺意识。在取得权力的舜和禹的角度来看,权力的获得是通过“进——退——进”的步伐变化而取得的,这不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吗?尧死后,“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史记·五帝本纪》)。舜死后,“禹亦让舜子,如舜让尧子”(同上)。这不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之成功吗?如果舜和禹完全不想要帝位,他们可以像叔齐、伯夷那样坚决。但舜和禹最后仍是接受了天子之位,说明他们不打算一退到底,最后还是进。反之禹死之时,“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益一退就不能再进了。

“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孔子、尧、舜也是人,不会对权力完全无动于衷。况且正确运用权力,可以造福百姓。孔子教弟子的主要目的是在做官,“学而优则仕”。孔子自己早期也很渴望得到权力来推行他的主张。所以舜和禹利用以退为进的方式成功地取得政权,在儒家来说是天公地道的;反对的只有道家的一些人。《孟子》等著作强调禅让事件的“让”和“退”的一面;而《竹书》和《韩非子》等书则是强调了禅让事件的“争”和“进”的一面。现在看来,两者确实是对事件整体的补充。

对禹来说,禅让事件反映了其在治水前的屈伸之道,其细节较大禹治水为简要。大禹是五帝时代的总结,他的功劳是多方面的。大禹本身也牵涉及禅让事件之中,而其屈伸之道比尧舜更为成熟、更为全面。大禹以龙的哲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朝代,以龙的哲学影响了夏朝的统治者,并且使其逐步巩固起来。大禹的治国哲学一直传至孔甲之时才衰失。

〔《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