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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明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10:27:00  admin  点击:1032

中国的文明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

——从中西文明之比较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陈唯声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

 

把我国文明的起源定在五帝时代,其金属冶炼水平仍比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国家形成初期高。

作为文明时代物质文化发展程度的另一标志的城镇与较大型建筑物在夏代前已出现,我国已发现十多处早期城镇和城堡的遗址。其中最著名的是淮阳平粮台遗址,城建在高出地面35米的台地上,古城呈正方形,各长约185米,城墙高3米,下宽13米,上宽810米,有城门、护城壕,有一条南北向街道通向城外,道路下埋设有三条陶水管道(这与印度哈拉巴文化遗址相似),城内还发现有陶窑和炼铜渣。城内的多室方形房屋可能是“王宫”。平粮台遗址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为以后城市与宫殿的形制奠定了基础。1995年考古学家在山东聊城发现了古城遗址,是用夯土筑成城墙,面积约4万平方米,同时出土了许多陶器,定年为公元前3800年左右。

在文献中也有修建城墙、宫殿、设置市场的记载。史籍中有“鲧作城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记载,说明不但有城墙,而且有内城、外城之分。“尧命禹作宫室”,说明当时已有类似王宫的建筑。传说颛顼时“祝融作市”,尧舜时“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说明某些城镇已有较发达的贸易,商业贯通南北,交易的除日常用品外还有玉、珠等贵重物品。有的学者认为禺氏即月氏人,属印欧人种,曾居新疆一带,据此则当时的贸易不仅限于中原地区,已抵达边远地区的印欧人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说明,我国在五帝时代不但出现了城镇,手工业、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发达程度不比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的早期国家逊色。

文字的产生是精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以前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已把文字的起源大大提前了。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刻划在陶器上的。七千年前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公元前三千纪的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陶器与玉器上也有文字符号,多达几百个。姜寨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陶器上的120多个文字符号。山东邹平丁公发现一件陶片,刻有四行十一个字。1994年在湖北宜昌发现了170余个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有一定的含义和规则,能表达一定的意思,其字形与甲骨文相似,定年为约公元前4000年。对这些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是否可称为文字,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至少其中有些符号可看作文字,因为:(1)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发现地区广,持续时间长,但其结构笔画大体相似,说明它已具有广泛的社会性。(2)这些文字已具有点、横、竖、撇、捺、钩等字形结构要素,而这些字形结构,正是以后汉字的基础。(3)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确认了某些字的含义,并与以后的甲骨文比较,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李学勤教授在1993年天津召开的“中国首届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了中国陶器文字发现与释读成果,即曾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与首肯。

 

中国古代文明的职能

 

国家机关的建立与职能的行使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本质特征,文献与考古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颛顼时曾任命官吏,分别掌管祭祀和民事。舜时国家机构更完备,中央政府由22人组成,各司其职:“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而其它文明古国,我们还不知道有如此完备的政府机关,更不知道官员的姓名。

五帝时对地方划分了行政区,并划定其疆界。地方行政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封诸侯,一类是划分为州。黄帝把两个儿子分封在江水和若水(在今四川),舜封其弟为诸侯,属前者。一类是设置州,帝尧时“肇十有二州,决川(为之定界)”。并派地方长官治理(“咸建五长”)。

制定并颁布刑法是国家职能的另一体现。《尚书·吕刑》记载:“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这表明用刑法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且刑法相当完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失造成灾害),赦,怙终(有所恃而终不改)贼,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对官吏犯罪,也要治罪;(2)已区别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3)可用金钱来赎罪。不但中原地区有了较完备刑法,而且当时的边远地区也制定了刑法,禹征讨有苗,其借口之一是苗民不信神灵,而制定了刑法。考古资料也提供了执行刑法的证据。在龙山文化等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被砍头、腰斩、活埋者的遗骨。

军事也许是国家职能中最为重要的。五帝时代经常征集军队对小国或部落进行战争,以掠夺土地和奴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尧时对周边地区除军事征服外,还经常采取强迫迁徙的措施。

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职能,如举办公共工程、组织生产、征收赋税与贡物等也得到了充分发挥。治水这种公共工程只有超越氏族部落的狭隘范围,在较大规模的国家的组织下才能完成。国家还专门设置了主管农业、手工业的官员,负责组织农业、手工业生产。禹时派官员治理九州,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分为上上、上中等等级,根据各地土地的分类和物产,规定了税收、贡赋与军役,贡赋中有金、银、铜、锡等金属,粮食、饲料、桔柚等农产品,漆、丝、皮革等手工业产品,象牙、玉石、毛皮、羽毛等土特产。国家还根据各地粮食的余缺,加以调济(“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如此周密的全国性经济政策与措施,为其他文明古国的早期国家所未见。

五帝时代国家在发展文化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尧时任命专门官吏主持历法,“敬授民时”,“便程东作(按时春耕)”,“便程西作(按时秋收)”。舜时设置专门官员,制定箫韶,一名舜乐。

舜在位时曾讨论治国之道,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政治学。舜曾召集禹、伯夷、皋陶等讨论治国之道,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皋陶提出了“知人、安民”两条,禹加以发挥:“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还提出了“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等官吏的九德。这种治国理论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国策,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意义。

五帝时代不但有了完备的国家机构,而且有了相对稳固的大规模的疆域,黄帝时,“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舜时,“方五千里……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左传》记载“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而且对各地方物,知之甚详。与《叔夷钟》所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可互为参证。文献中所载可能个别有失实之处,如鸟夷(一作岛夷),有些地名尚待进一步考证,如记述颛顼时疆域中的蟠木。但其中大部分地名是可考的,司马迁也进行过实地考察。

总之,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相印证,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作横向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不是夏代,夏代之前几百年的五帝时代,也就是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起,中国已形成了最早的国家与文明。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进行争霸战争,逐步走向统一,并向周围地区征伐,到禹时代初步建立了统一国家。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

(《北方论丛》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