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迹山水地  放情咏离骚

——柳宗元《愚溪诗序》的骚人之旨

胡清华  杨荧郁

（湖南科技学院团委 永州市五中 永州  425100）

《离骚》是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所创作的一篇最优秀的抒情长诗。计有373句，2490字。

屈原何以要作这篇抒情长诗，他想要抒怎样的情，这些情又是怎样抒发出来的，等等，这些问题，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作过一些说明。他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琢磨司马迁说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屈原之所以要作这篇长诗，是因为他“以谗被逐”之后，施行“美政”和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了满腔的“忧”、“怨”！屈原是一位忠贞不屈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他要排放这满腔的“忧”、“怨”，他要深刻揭露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他要尽情表达自己修身洁行的高尚情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一言以蔽之，他要“发政治之愤，抒忧怨之情”！应当说，“发愤以抒情”（《惜诵》）就成了屈原创作长诗的根本动因。

那么，这“政治之愤”和“忧怨之情”应当怎样抒发呢？能直抒胸臆吗？对此，诗人必须要做一番认真的思考。否则，让“谗佞小人”抓住话柄，就要遭受更大的祸患。所以，解决怎样发愤以抒情这个问题，就成了解决怎样完成对诗歌主旨表达这个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既是个难点，也是个技巧。诗人马虎不得，疏忽不得。为了圆满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推敲，诗人最后采取了“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屈原列传》）的写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借古讽今”或“托物兴辞”。

于是，诗人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诗人想到了古代，想到了历史，想到了神话，想到了传说，想到了天国，想到了幻境，想到了世间一切事物和一切生灵等等。然后，采取力透纸背的铺陈和描述，把历史与现实，生活和神话，地上与天国，人间和幻境以及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梦幻般交织起来，从宏观上编织出一幅瑰丽奇特而绚烂多彩的巨幅画卷。动人心魄的同时，又给人造成一种“不遵矩度”（鲁迅语）的迷惑，令人慨叹。其次，大量运用比喻、比兴和象征等诸多表现手法，以香草美人喻“圣君贤相”，用恶鸟丑物比“谗佞小人”。从微观上使抽象的意识品性变成具体形象，使复杂的现实关系变得明晰生动。从而达到“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的艺术境界，使长诗巧妙地完成了对主旨的表达。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称《离骚》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也许，诗歌这种奇特而巧妙的构思就是它的“卓绝”之处。

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并非诗歌，篇幅也很短小，全文只有442个字。但在作品的立意构思和表现主旨的方法技巧上，却与《离骚》异曲同工。

文章名为“诗序”，实为抒写自己被埋没受屈辱的牢骚和忠贞自守、矢志不渝的品格。为表现这一主旨，作者巧妙地选取了永州之野一条落寞的小溪，作为抒写的对象——

溪有“山水之奇”，却被弃之于“寂寥无人”的永州之野，象征了作者虽有济世之才而远谪于“南蛮”的悲惨遭遇；溪之“不可以灌溉”“大舟不可入”“不能兴云雨”而“莫利于世”，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和被埋没受屈辱的满腹牢骚；溪的“善鉴万物，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表现了作者忠贞自守和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

在文中，作者写溪亦即写人，人就是溪，溪就是人。文章正是通过这种“亦溪亦人”，“即物即我”的描述，使作品主旨不露声色的表现了出来。

不仅如此，为了使作品主旨得到更深的开掘，作者还选取前代三位“愚”人进行比照。实质上，愚公是“不愚”，宁俞和颜回是“假愚”。作者用他们的“不愚”和“假愚”，来比照自己的“真愚”，这不只是嘲讽了自己的“不识时务”，也嘲讽了社会上那些世俗之人和“势利眼”，而且更重要的是嘲讽了历代朝政的腐败与昏庸（因为愚公、宁俞和颜回以及我辈所谓的“愚”，都由当时的社会制度逼迫所致）。而在这种种的嘲讽之中，我们听到了作者对世俗和对朝政的声声怨愤，也悟到了作品中“人所以愚、溪所以愚和作者笔下一切所以愚”的社会原因。这样，就使作品的内容得到了开拓，主旨更显深刻。

读罢《愚溪诗序》，掩卷沉思。只觉文章甚短，但见寓意深长。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思考再三，发现产生这种效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选取了《离骚》的写法，“托物兴辞，借事抒情”。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柳宗元是文学史上深得骚人之旨的大诗人大作家（严羽说“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他的诗歌与散文大多流露出种种怨愤与忧伤。而这些怨愤与忧伤又多与国家政治有关。造成这种“发愤以抒情”的诗文现象，决非作者的一日之力和偶然之功，而是作者长期学习屈原和毕生追随屈原的必然结果。

屈原作为历史上一位爱国爱民的伟大诗人，又是一位忠贞不贰、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早就为柳宗元所仰慕；尤其是屈原那种“圣君贤相”和“关心民生”的政治理想，最为柳宗元所追求；而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光辉和艺术才华，更使柳宗元为之倾倒。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柳宗元竟然有着与屈原同样的悲剧命运，而且都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败造成的。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被“谗人间之”，被楚王疏之迁之；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而被宦官毁之，被唐王谪之放之。屈原被流放到湖南汩罗，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永州。他们两人生活的时代不同，而命运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除了有相同的命运，柳宗元也有着与屈原相同的性格：清高自许，方正不阿，傲慢不屈。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向权势低头。甚至于被放逐以后，连发出的誓言都与屈原相似。屈原被放逐后唱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柳宗元被谪贬以后也说：“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这种相同的性格必定催生出相同的兴趣和爱好，这就是“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发愤著书为文。

也许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抑或是同命相怜罢。总之，是同样的命运和性格，使柳宗元对屈原的悲剧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到“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南蛮”，他从长安奔赴永州途中，移舟洞庭湖畔的汩罗江时，便触景生情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吊屈原文》。对先哲屈原进行了由衷的赞叹：

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

……

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

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

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

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贰。

……

可见，柳宗元从“永贞革新”失败的那一天起，就更加怀念和崇敬屈原。在柳宗元看来，屈原名芳千古，《离骚》光照日月！他立志要做一个象屈原那样的历史人物！这，也许就是柳宗元深得骚人之旨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