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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五帝及华夏文化探源(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10:06:00  admin  点击:1189

三、神话谱系嬗变是民族关系嬗变的结果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神话谱系是春秋战国时代传下来的,应该说,它是周族在中原建立了统治之后形成的,它基本上是周族的神话谱系,但也包含了夏与商族的神灵。它是怎样演变成今天所见到的样子的呢?它与夏族、商族的神话谱系又是怎样的关系呢?这样的关系又代表着怎样的社会现实呢?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神话的功能,既不是解释性的,也不是象征的。它乃是一种非常事件的叙述……其功能在于追溯到一种更高尚、更美满、更超自然的和更有实效的原始事件,作为社会传统的起源。”[11]三代的神话谱系及其嬗变,无不是这种“社会传统的起源”的文化的描述。

禹是夏族的始祖神,以禹为代表的夏族神话谱系正是夏族的一种传统文化的描述,是夏的特征。当商族实现了对中原夏族的征服后,禹的始祖神的地位被取消了,炎帝这个商族的神灵取代了禹的地位,现在它不但是商的始祖神,而且被宣布为一切民族的始祖神。那么,禹的位置应该怎样安排呢?既然夏启曾冒认是他的儿子,那么好吧!商人就把他排在商族诸神之后,并真的成了启的父亲。这样排列在商人眼中是很合理的,因为商人自承“缵禹之绪”,承接了夏的正统地位,所以从禹到启,又从夏到商,就顺理成章了。商族人重新建立的诸神谱系很可能是这样的:

炎帝——尧——舜——禹

几百年后,当周族征服了中原的商族后,他们也必然要干同样的事。商族的神炎帝被从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而周族的黄帝就成了一切民族的始祖神,神话谱系被再次改造。它的基本形式是:

黄帝——颛顼——喾——尧——舜——禹

颛顼、喾很可能是南方一些部族的神,这些部族曾协助周族征服了商族,后来周人又在南方分封诸侯,为拉拢这些南方部族,他们的神就在周人重新建立的谱系中找到了位置。

炎帝的位置呢?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形成了不同的传说。一种是说他“侵陵诸侯”,因而被黄帝打败;一种说他是黄帝的兄弟,同为少典氏之子。但无论如何,他的各族祖先的地位是注定没有了。

怎样理解这种演变形式的功能意义呢?回答是:

1它与周族的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相一致。周是一个农业生产较发达的民族,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遇到不能由人控制的条件,就归之于神的范畴。当他们在征服了中原的同时他们也把其生产方式带到了中原,并从而也把农业民族的神灵带到了中原,并有了把农业神灵推举到至高无上地位的必要。于是黄帝必须成为中原各族的始祖神。

2由于周族对商族的征服,这也同时意味着周族文化对商族文化的征服。而黄帝之取代炎帝,不外就是这种征服的宗教领域的反映。另外,以黄帝为代表的周族传统文化之建立统治地位,也为周人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种有高度组织性的力量,成为新社会的粘合剂。

明确了商之于夏、周之于商不但是一种政治上的征服,而且是一种文化上的征服,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耕民族的神黄帝能够成为石器文化的夏族和游牧文化的商族的共同祖先,这就是在商族文化征服了夏族文化之后,周族文化又征服了商族文化之故。

 

四、周族文化的超越

 

神话传说中黄帝之取胜于炎帝,以及殷周之际神话谱系的嬗变,都显示着非常明确的功能意义:周族通过对商族的征服,建立周族优势文化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是怎样取得的呢?

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曾论述文化的“进化潜势法则”。他指出:“一个物种在既定的进化等级中愈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更高级的潜势就愈小。”[12]他又说:“一个不发达的文明具有着发达文明所缺乏的某种进化潜势。”[13]周族相对于商族是一个后进的民族,但它能够超越了商族并征服之,建立其文化的优势地位和统治地位,其原因盖在于有更大的进化潜势并使之得以实现。

商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发展大致是与夏族的发展同时的,到商代中期已经创造了非常灿烂的青铜文化。但是,在另一方面,商族文化主要地形成于游牧生产时期,并长期保持着极蕃盛的畜牧业经济,这使得它的文化制度始终带有游牧民族的本质特征,具体体现在家庭及政治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相同姓氏的婚姻制及浓厚的宗教传统特色[14]。这种文化制度对于迁徙不定的畜牧业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特别专门的适应性,并在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得到高度的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这种对畜牧业经济的高度适应性反而不利于商文化向农耕文明的进化。这从商代的历史看是很明显的。商代到了盘庚的时期,农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盘庚为适应这种需要,决定要从河北迁都于亳,建立永久性的统治中心区域,“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永建乃家”[15]。但权臣贵族却以“先王有服,恪遵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之借口[16],极力反对。商族先王的这种经常迁徙的习俗,正是畜牧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了发展农耕文明的阻碍力量。盘庚之后,至武乙时又徙河北,武乙又与天神(木偶)搏击以为游戏,最终死于牧猎。而商代后期经济始终不振,这些都反映了商族旧有文化的消极影响。

相反,周族作为一个后起的民族,其畜牧经济及文化远没有商族那么发达。这反而有利于它向农耕经济和农耕文化的发展。当它在独立发展(或从商族输入)农业耕作技术时,它就相应地建立起一套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农耕文化,新的文化制度同时又促进了农业耕作的发展,使它在短短的几百年中在技术上、经济上、文化上乃至在军事上超越了商族。这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就仿佛周族天生就是一个农耕的民族一样,周人也是把其始祖神黄帝和先祖弃(后稷)拟定为农业的发明者或开拓者的。周族就是凭借着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最终征服了中原的商族,在中原乃至更广大的地区上建立了周族文化的统治地位。

 

五、华夏文化之源

 

通过前面的论证,足以令我们确信: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关系,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一种优势文化对前代文化的取代关系,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在征服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这也是必然的)。因此,华夏民族(汉族)的文化,是起源于周族文化的。从周族统治中原开始,三千年来,周族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绵绵不绝,以迄于今。

王国维曾经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7]又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18]周族文化并非“周公制作”,而是周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但从所谓的“周公制作”以至于今日,一以贯之,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的进程。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9]其实文献不足只是原因之一,主要原因尚在于夏族及商族文化已基本上被周文化同化了,在杞国和宋国当时基本上也是实行周制和周礼,这样,孔子怎么还能在杞与宋考证得到夏礼和殷礼呢!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0]不但孔子要“从周”,直至今日,我们还是在“从周”。

农耕文化是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文化,所以我们在三千年之后仍可在存世的那些周公姬旦的论述中,寻绎出中国(华夏)文化的核心内容,到了孔子,就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人奉行了二千多年的不易之理。推本寻源,我们实在应该感激于周族先人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周武王等创始之业,功亦在是,罪亦在是。

确定了周族文化与华夏(汉族)文化的源流关系之后,我们就真正能够理解“黄帝子孙”这句话的含义了。当周人在黄土高原上创制农耕文明时,他们推崇了一个农耕部族神作自己的始祖;当中国人在“四海之内”把农耕文明发展到举世无双的高度时,他们仍然推崇这个农耕部族神作自己的始祖。这个部族神在今天仍是全世界华人的粘合剂,这大概是周族人走下黄土高原时所始料不及的吧!

六、结论

 

一位西方人类学家曾说:“那些早已被认为是最容易解释的神话,那些被认为是浅显易懂的神话……其实反而是最难弄懂的。”[21]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三皇五帝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就像一个人之对于他的十个手指一样熟悉和自然。然而我们是否真的懂得三皇五帝的实在内涵呢?

对于三皇五帝的阐释的危险之一是将其世俗化,如司马迁摒弃“缙绅先生难言之”的神话真实而将其人化,以及现代众多史学研究者之确信黄帝族与炎帝族的真实存在。只有还神话以神话的本质,才有可能理解神话。

神话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因素。通过对神话的嬗变的揭示,使我们有可能重构文化发展的历史。当然,对于本文作者来说,他更多地认为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不是达到了确定不移的结论。

至于以周族文化为华夏文化之源这一点,作者认为,如果事实如此,这丝毫无损于华夏文明的光辉和伟大,正如同说古希腊文化有别于克里特文化,丝毫无损于古希腊文化的光辉和伟大一样。无论如何,就周族文化实现了对商族文化的超越来说,对今日的中国人是一个重要的启迪:实现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超越,不但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的先辈曾经做过的事情。这不是很值得令我们自豪和感奋么?

注释:

 

1][2]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

3]见《论语·为政》。

4]《古史辨》第一册,第117页。

5]见韦尔斯:《世界史纲》,吴文簿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1页。

6]参阅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三联书店,1962年,第192页。吕只是提出可能性的推断。

7]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又《吕氏春秋·孟夏》高诱注:“炎帝……姓姜氏。”

8]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4页。

9]参阅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10]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0页。

11]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33页。

12][13]托马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化》,韩建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80页。

14][17][18]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15][16]《尚书·盘庚》。

19][20]《论语·八佾》。

21]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39页。

(《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