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首页舜文化研究研究成果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信息搜索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10:04:00  admin  点击:4957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

 

周苏平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正处在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廓清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对于认识早期国家形态及其相关诸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

 

关于尧舜禹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说:

一是禅让说。

此说滥觞于左丘明。《左传》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尧……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同书僖公三十三年云:“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虽未明言尧舜禹之禅让,但已论及舜臣尧、舜代尧为天子和舜举禹诸事,为后来主禅让说者所采纳并加以引申,因而可视为禅让说的源头。

极力倡言禅让说的首推儒家。《论语·尧曰》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能言善辩的孟子继承了先师的遗说,并增添了许多新的成分,将孔子的寥寥数语发挥得淋漓尽致。《孟子·万章上》屡屡谈到尧舜禹的事迹,兹将其集中言及禅让的几段话摘引于下:

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托借孔子之口,明确提出了“唐虞禅”的问题。孟子以其善为言辞的本领,将尧舜禹禅让之举演述得有板有眼,其中不乏构想的成分,不必尽信。孟子提倡禅让,是有其思想根源的。儒家视尧舜禹为圣人,传贤不传子、把天下让给贤者去治理,正体现了所谓的“圣人之德”。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1]。他所构想的禅让,自始至终贯穿着天命的思想。可见,孟子的禅让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题发挥自己的思想。

儒学经典《尚书》中的《尧典》篇,也谈到了尧舜禅让之事,并说尧起初想把帝位传让给四岳,四岳不受,将舜推荐给帝尧,舜代尧而践天子之位。《尧典》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其禅让说是源于古典,还是出自后儒的增饰,不得而知。

墨家亦盛称禅让。《墨子·尚贤上》云:“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舜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尚贤下》又云:“昔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贩于常阳。尧得之服泽之阳,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墨家提倡尚贤,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2];“选择天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3]。在墨家的眼里,舜并非尧之权臣,而是从事农耕、制陶、捕鱼和经商的“农与工肆”之人,因其贤能,被尧从民间选拔出来“举以为天子”。可见,墨家所传的尧舜禅让与儒家的禅让说是有区别的,完全是为“尚贤”这一墨家的基本政治思想服务的。

道家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尧舜让天下的问题。《庄子·让王》称:尧和舜曾相继以天下让于许由、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北人无择等人,他们均以轻蔑的口吻坚辞不受,对君临天下毫无兴趣。庄子超凡脱俗,为文富于想象,每每虚拟典故以借古讽今。他认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4]。即治身为本,治天下为末。被常人视为“至重”的天下,在庄子看来却犹如粪土,与其殚思极虑地操劳天下,不如逍遥自在地修身养性。因此,尧舜将天下拱手相让并不稀奇,甚至是强人所难的“辱行”,更不值得为此举歌功颂德。

可见,儒、墨、道诸家虽俱言禅让,但由于各家的思想渊源不同,政治主张有别,因而对禅让的解说各异其旨,所构想的禅让情节亦大相径庭。

二是篡夺说。

此说主要见于《竹书纪年》,先秦诸子间或有之。先将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有关记载条列于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所载尧、舜之关系与传统的禅让说截然相反,当另有所据。

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儒家和墨家倡言的尧、舜事迹持怀疑态度,认为是后人杜撰的愚诬之辞。他说: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5]。

他还认为,尧舜禹时期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王天下”的尧和舜享受不到后世天子的荣华富贵,而是居住简陋的茅屋,饮食粗糙,服饰朴素,还要亲自耕作,其生活状况甚至比后世的囚犯和奴隶还要艰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6]。值得注意的是,韩非还从后世朝代更替的情况推断尧舜禹的关系,认为舜代尧和禹代舜实际上是“逼上弑君”的篡逆行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7]。与诸家之说判然有别,和《竹书纪年》的记载则不谋而合。

据前引《孟子·万章上》所云,孟子构设的禅让体系还包括“禹荐益”之举,益最终未能代禹而践天子位的原因是由于禹之子启贤,众望所归,益退避三舍,以让贤能。但据《竹书纪年》记载,益和启之间的权力转移并非禅让式的,而是通过武力争夺完成的,“益干启位,启杀之”,“益为启所诛”。战国游说之士则认为,禹禅让益为虚,传其子为实。“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8]。

三是自然继承说。

荀子反对“尧舜禅让”说,亦不相信“老衰而禅”和“死而禅”的世俗之说,斥之为不通情理的虚妄浅陋之说[9]。他认为,上古时期是圣德之人代有天下,继承君位者既可能是圣王的子嗣,也可能是圣王的旧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必是圣德之人。简言之,有圣德者则天下自归之。荀子所说的这种君位继承法可称之为“自然继承说”[10]。

以上诸说互有矛盾,甚或针锋相对。他们对尧舜禹关系的种种理解,除根据各自所属学派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进行演述外,还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都是按照自己的时代观念去理解尧舜禹时期,把当时想象成统一的中央王朝,尧舜禹是统一王朝中先后继位的君主,只是继位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二

 

其实,尧、舜、禹并非确有其人,而是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三大部族的代称,它们先后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几个早期城市国家——部落奴隶制王国,并相继充当部落王国联盟的盟主。要了解尧舜禹关系的真相,必须将其置于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先说陶唐氏。

陶唐氏祁姓,系黄帝十二姓之一,说明它是黄帝族的分支。

陶唐氏的早期居地似在今河北境内。《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佚文:“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即《禹贡》九州中的冀州,其地约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西两省。有迹象表明,今河北西南部太行山东麓的唐县一带,可能是陶唐氏的早期活动区域。《帝王世纪》云:“尧初封唐,在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居平阳。”另据史志记载,唐县境内有许多涉及唐尧的遗迹和传说。

和黄帝族南下发展的趋势相一致,陶唐氏后来南迁到了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关于陶唐氏在晋南的活动情况,史籍中有线索可寻。《左传》昭公元年载,后帝迁高辛氏之季子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陶唐氏所居之大夏,汉人服虔说在晋南汾水下游[11],唐人《括地志》则说大夏是指包括今山西中部和西南部在内的广阔区域[12]。陶唐氏的后裔在其故地建立唐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13]。周初成王灭唐而封其弟叔虞于此,初名唐,后改国号为晋。此外,传说中的唐尧故都,也多在晋南地区[14]。

陶唐氏的支族还有继续南迁者。尧子丹朱流放丹水的古史传说,暗示了其南迁的线索。直到春秋时代,江汉地区还有一些祁姓国家,如房、唐等国。这些源远流长的祁姓古国,当是陶唐氏的分支在南迁途中遗留下来的。

陶唐氏虽然有一部分南迁到了江汉流域,但该部族的主体部分仍聚集在晋南地区。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物质文化遗存目前已经有了线索。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遗存,可能就是陶唐氏创造的。据初步调查,陶寺类型主要分布在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与传说中的陶唐氏的主要活动区域相吻合。其年代据对陶寺遗址进行放射性碳素测定所得出的14个有效数据判断:“上限应早于公元前2400年,或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下限应断在公元前1900年。换言之,遗址的年代范围,可大致估算为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纪至前二十世纪,历时五六百年。”[15]如以夏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计,陶寺类型的上限早于夏代约四五百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唐尧时期;其下限则稍稍跨入夏代。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也与陶唐氏的史迹多相吻合。总之,从地望、年代、文化内涵等基本因素综合判断,陶寺类型很可能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16]。

以陶寺遗存为代表的陶唐氏文化,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双齿木耒的发现,表明农业生产已采取先进的耒耜耕作方式;水井的大量存在及其所显示的高超的凿井技术,说明农业水利灌溉已初具规模。盛行随葬整猪和猪下颌的风气,以及遗址中大量的各种家畜骨骼,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兴旺发达。手工业的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铜器已经发明;石灰窑、储灰窖穴和涂灰地面的发现,证明石灰作为一种新兴的建筑材料,其生产和应用已相当广泛;大量的漆、木器前所未见,种类繁多,器形独特,制作精美,显示出卓越的工艺水平;制陶、制骨、纺织以及玉石器制作等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就单个遗址而论,像陶寺这样多领域而且俱为突出的物质文化成就,在同时期的龙山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陶唐氏较早地进入了文明社会。从陶寺墓地展示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陶唐氏已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进程,建立了早期城市国家。关于陶唐氏国家内部政权结构,陶寺墓地也有反映。从墓葬的排列布局情况,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家族墓区,各墓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大型墓和比较讲究的中型墓集中于墓地中部,富有的显贵人物多出自这些家族;贫穷的小墓则集中分布在墓地北部。这种现象大概反映了不同家族之间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值得注意的是,在陶寺墓地中部,规格最高的5座大墓呈现前后4排集中在一片,根据墓葬位次排列和各墓富有时代特征的随葬陶器的演变情况判断,这些墓主当是埋在同一家族茔域内的几代人,说明部族显贵的地位是在同一家族内世袭的。综合以上现象,我们对陶唐氏早期城市国家的内部政权结构可得出几点认识:其一,国家尚未蜕去部落的外壳,家族血缘关系十分浓厚;其二,家族奴隶制已经出现,阶级压迫的形式是富有的父权家族奴役本族内的非自由人;其三,国家是父权家族的国家,国家政权以家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四,权力的继承在同一家族内进行,世袭制已经确立。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点只是根据有限的墓地材料得出的初步认识。陶寺遗址的内涵极为丰富,由于遗址尚未全面揭露,已发掘的墓葬仅占全部墓地的十分之一,能够反映社会结构的典型居址未见报道,我们的初步认识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资料来检验和补正。

再谈有虞氏。

有虞氏属古夷人的一支。《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相同或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墨子·尚贤下》、《管子·版法解》、《吕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训》等古籍,当有所据。传说中舜的主要活动地点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等地,多在今山东境内和河南东部一带,其地属古夷人的势力范围,与舜是“东夷之人”的说法相印合。

帝舜有虞氏同古夷人中的帝喾部关系密切,可能是从帝喾部落中分离出来的。有虞氏分为姚姓和妫姓两支,姚姓之后见诸记载的有虞国和观国,妫姓之后有陈、遂、卢等国。从这些古国的分布情况来看,姚姓偏北而妫姓靠南。

有虞氏的文化遗存不像陶唐氏那样明确,但也并非毫无线索可寻。有学者认为,帝舜有虞氏“和中原龙山文化中的王油坊类型似乎不无关系”[17]。就目前所知,这个类型多发现在豫东一带,其前身主要是古夷人的大汶口文化,与有虞氏的活动区域和族属可以联系起来。80年代初,在陈国故地河南淮阳平粮台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18],面积约5万余平方米。根据城址的居高地势、坚固的城墙以及宽阔的护城河来判断,它绝非一般的氏族村落,而是一座精心修筑的、以适应军事防卫需要的城堡。从城内居住区的房屋排列情况来看,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或宗族为核心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典型的古城堡实际上是一个早期城市国家。

平粮台古城堡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据碳素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左右,略早于夏代,与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相当;城堡的地望处在有虞氏的主要活动区域之内,妫姓陈国后来之所以在淮阳立国,可能由于这里是有虞氏旧都的缘故。将古帝王之后分封或迁置到其先祖故墟,在周初分封殖民的过程中屡见不鲜。由此看来,淮阳平粮台古城应是帝舜有虞氏的遗存。

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堡已发现了不少,平粮台古城是其中年代较早的一座。这座城堡的规模、布局,先进的筑城技术,科学的排水设施,以及青铜的使用,在同类遗存中均居于领先地位,集中代表了有虞氏的物质文化成就;同时它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有虞氏已在夏代之前建立了城市国家。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夏后氏。

《史记·夏本纪》在追溯夏后氏的渊源时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司马迁整理传说时代的古史,奉黄帝为人文初祖,将颛顼、帝喾、尧、舜、禹乃至商、周都列为黄帝的后裔。我们知道,上古时期氏族部落林立,黄帝只不过是其中较大的一部而已,众多的部落各有渊源,并非同出一系而共祖黄帝。显而易见,太史公构设的整齐划一的古史体系只代表了他本人的古史观,与上古历史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符合,不可尽信。

如实说来,夏后氏的渊源是不大清楚的。古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比较混乱,我们只能从中寻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概而言之,夏后氏的形成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与古羌人、古戎狄和古夷人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夏后氏并非单线独立发展,而是由不同血缘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19],将不同部族的祖宗列入祀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后氏形成和发展的多元化历史。

关于夏后氏的活动区域,史籍中有很多线索。从周人所言“有夏之居”和传说中的“禹都”来看,夏后氏建立夏朝之前主要活动于豫西和晋南,其中心区域应在豫西。

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和三里桥类型可能是夏后氏的文化遗存,两者基本上是对应的[20]。王湾类型主要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水流域,正在夏后氏的中心区域;从地层关系来看,二里头文化直接叠压在王湾类型之上;从文化内涵及其演变关系分析,王湾类型处于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阶段,二里头文化是继承王湾类型发展而来的。二里头文化已属于夏代文化,王湾类型的晚期亦可归入夏文化范围之内。三里桥类型的分布较王湾类型偏西,主要在豫、晋、陕三省交界的地区,包括渑池以西的豫西地区、汾水以南的晋西南地区和关中华山周围地区,与夏后氏的活动区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对比分析,夏后氏文化的发达期比陶唐氏和有虞氏都要晚一些,如在王湾类型的典型遗址临汝煤山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台和使用青铜的痕迹,均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或二里头文化早期,可能已进入夏代了。

 

三

 

综上考述,我们对尧舜禹的关系及早期国家形态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传说中的尧舜禹并不一定具有真实的人格,他们分别代表的是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等部族。尧舜禹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君臣关系,也不是统一的中央王朝中依次继位的君主。他们所代表的部族分属于不同的族系,各有其历史渊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后在中原地区的晋南、豫东和豫西建立起几个早期城市国家。

2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的部族中脱颖而出,较早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国家,并相继主盟中原,这与他们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是分不开的。相形之下,它们所创造的文化在当时均居于领先地位。

3.早期城市国家并不是在和平的气氛中建立的,而是武力征服的结果。传说中的尧除十日、舜流四凶和禹征三苗,就是当时部落王国征服战争的反映。同样,舜代尧、禹代舜相继主盟中原,也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通过和平“禅让”的方式完成的,其间必然发生过激烈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舜囚尧”之类的篡夺说倒是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4以陶唐氏为例,早期城市国家的内部社会结构具有家族奴隶制的特点,国家政权以父权大家族的形式出现,世袭制业已确立。陶唐氏是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国家的缩影,其国家形态具有普遍意义,展现了早期城市国家的一般图景。有虞氏城堡式的国家,则使我们对早期城市国家的外在形式有了直观的认识。

5早期城市国家的外部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以武力征服敌国,互相兼并;二是与友邦和臣服者结为城邦联盟。部落王国征服战争的情形史多有载,无须赘述;部落王国的联盟问题则少有论及,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尚书·尧典》说:帝尧“克明俊德,以并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合万邦”。这段文字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帝尧的功德,前两句说的是陶唐氏国内的情况,最后一句则言其对外关系。文中提到的“九族”、“百姓”、“万邦”,是理解这段重要史料的关键所在,有必要加以解释。“九族”,今文和古文经学家有不同的注解,今文家认为是同宗近亲和异姓姻亲的合称,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文家则认为九族均系同宗近亲,即以自己为本位,上推四代(父、祖、曾祖、高祖),下推四代(子、孙、曾孙、玄孙)。两派汉儒的解释均不可取,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都是以后世的宗法亲族关系图解九族。从陶唐氏的社会结构分析,九族当是指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家族,“九”并非实数,而是言其多也。“以亲九族”,应该理解为父权大家族联合执政,反映了早期国家的政权形式。商周时期宗族共政的政权结构,即由此发展而来。“百姓”与九族密不可分,同指居统治地位的贵族。“平章百姓”意即辨别和确定贵族身份,昭明等级。“协合万邦”是就陶唐氏的外部关系而言的。古代邦、国不分,万邦亦即万国,《史记·五帝本纪》在转引这条史料时就将“协合万邦”改为“协合万国”。万邦是指与陶唐氏并立的部落王国,因其为数众多,故以“万”字统而称之;“协合”意为怀柔或和睦相处,即通过和平的方式结为联盟。要言之,对《尚书·尧典》的这段记载可概括解释为:帝尧在国内依靠父权大家族维系统治,对外则以盟主的身份与众多的部落王国结为联盟。

相传,尧舜在位时有众多的大臣辅政,君臣济济一堂,共同商议君位继承、治理洪水、征讨不庭、百官分职等重大事务[21]。司马迁概括古史传说,谓唐虞之际有功臣二十二人,《史记·五帝本纪》云:

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

古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将此类古史传说描绘成尧舜与群臣同舟共济、君明臣贤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其实,这些经过后人加工的传说曲折地反映了尧舜时期部落王国联盟的史实。《五帝本纪》提到的所谓二十二功臣,实际上是不同部族的代称,这些部族相继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建立了部落王国。尧舜与他们的关系,应该理解为陶唐氏和有虞氏这两个发达的早期城市国家与众多的部落王国的联盟关系。这种联盟是不稳定的,也是不平等的。当一个国家率先强大起来,就可以充当盟主,以实力为后盾与其他国家结为有主从关系的联盟,历史上的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都先后充当过中原盟主的角色;而当另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就会后来居上,以武力征讨不庭,将原来的盟主取而代之,传说中的舜代尧、禹代舜,其真实背景就是部落王国代为盟主。

注释:

 

1]《孟子·万章上》。

2]《墨子·尚贤上》。

3]《墨子·尚同上》。

4]《庄子·让王》。

5]《韩非子·显学》。

6]《韩非子·五蠹》。

7]《韩非子·说疑》。

8]《战国策·燕策一》。

9]《荀子·正论》。

10][17][20]田昌五:《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

11]《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

12]《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县。昔高辛氏子实沈居之,西近河。”

13]《史记·晋世家》。

14]古人对尧都的地望约有以下诸说:一是晋阳说。《毛诗·唐风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二是平阳说。《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晋书·刘元海载记》:“平阳有紫气,兼陶唐旧都。”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市一带。三是蒲坂说。《括地志》:“蒲坂故城在蒲州河东县南二里,即尧所都也。”其地在今山西永济县境。

15]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9]《国语·鲁语上》。

21]事见《尚书·尧典》等古代文献。

(《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