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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都于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考（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10:02:00 admin 点击：1754 |
四、问题释疑 既然帝舜为东夷之人，既然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为舜的都城，那么，为什么许多文献记载舜为冀州之人?为什么许多文献记载舜的都城在晋南一带?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在今晋南地区的确存在过一个有虞氏，但这个有虞氏，“可能就是后来被晋国灭掉的虞国之先。虞即虎，不同的部落均可用之。后人不明于此，以存在于今晋南的有虞氏为虞舜，闹出许多无头公案。如《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太伯之弟虞仲和他同时奔吴，武王灭商后又把他的后代周章封于今晋南为虞国，取代原来的有虞氏。这就是一桩无从考稽的疑案。此案未了，《赵世家》中忽然又露出一位吴姚的女子，说她是姚姓有虞氏之后。这又是一桩无头无尾的疑案。解决这些疑案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姚姓有虞氏如实地恢复出来，它只活动于今豫东地区”［23］。事实也的确如此，若按文献记载，虞舜的活动中心应在晋南的永济县。可永济除了发现相当于东下冯早、中期的遗存外，还没有发现更早一些与舜时代相当的文化遗存［24］。 二是禅让之说的影响。把孟子说的舜“东夷之人也”改为“冀州之人”，帝舜和帝尧成了同乡，始自儒家的禅让说。因为要禅让，两人或两个部落就必须离得很近而且很了解，若离得很远，古代交通落后，根本不可能了解，也就无法禅让。众所周知的禅让说，即尧年老时，把国家政权自动交出来让位给舜，舜又把政权让位给禹。此说最早出于孔子，“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到战国人编《尚书·尧典》诸篇时，禅让说才正式定了下来。对于禅让说，只能作为儒家的一种历史观而不能作为信史，如古本《竹书纪年》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与禅让说的看法截然两样。 实际上，“所谓‘禅让’者，‘禅’指祭神活动，其实质就是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联盟议事会重新推举新领袖，并祭天盟誓”［25］。“尧、舜、禹不过是几个不同的部落国家，先后在中原地区争为霸主而已。”［26］当时的历史情况正是这样：“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27］“这局势分明反映了舜所在的部落其力量已压倒了尧和丹朱的部落，而且还慑服于诸方伯即所谓‘诸侯’。在这种局势下，不管尧和丹朱是否愿意，由舜来接替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乃是势所必然的事了。”［28］更不用说，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其地在今山东鄄城南部，与尧所在的唐国相距甚远，可证舜与尧不同部落。不同部落，当然不存在部落内的选举问题，也就不存在酋长禅让的可能性了”［29］。 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舜是黄帝的后裔，为什么会是“东夷之人”呢? 《史记·五帝本纪》载：“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而昌意是黄帝正妃嫘祖的第二个儿子。 那么，舜是怎样成为东夷之人的呢?原来，“帝舜出于颛顼，颛顼封庶子穷蝉于姑幕，穷蝉生敬康，历句望、桥牛、瞽叟至舜。穷蝉以下，微为庶人。今泗水东南五十里有姑幕山，下有姑幕城，《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即此。蔑为幕转，《公羊》作昧，声亦相通。姑幕为介、牟二族合名。合名例可单称，故《春秋》署蔑署昧，即古穷蝉封地也。穷蝉之国，即在泗水东南雷泽一带，支裔式微，历世居此，舜为其孙，故即生长于斯，是以祖居支系证之，又遥遥相符也。帝舜本属黄裔，穷蝉封此，所以统治泗水之东夷，居久遂若土著，与皋陶居偃正同”［30］。这段话不仅进一步说明舜确为“东夷之人”，而且清楚地说明了舜为“东夷之人”的缘由。 总之，通过上述多方面分析和论证，我认为虞舜应是东夷之人，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应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中有虞氏帝舜的都城。只有这样认为，理由还比较充分；只有这样认为，也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3］［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20页。 ［5］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1977年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概况》，《考古》1978年第1期。 ［6］［1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7］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页。 ［8］黄石林：《再论夏文化问题——关于陶寺龙山文化的探讨》，《华夏文明》第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9］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0］拙文：《尧都考》，待刊。 ［11］［19］曹桂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考》，《华夏文明》第2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城子崖》。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在整理中）。 ［16］雷从云：《中国古代城市起源问题的再探索》，《华夏文明》第2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7］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18］［21］［23］［26］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见《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0］［22］［30］王献唐遗书：《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 ［25］［28］［29］詹鄞鑫、徐莉莉：《神秘龙的国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27］《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 （《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