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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读书笔记选（八）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9:59:00 admin 点击：2184 |
从《水经注》中看尧、舜东西两方之遗迹 《水经》瓠子河：“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郦注： 县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书·禹贡》：“雷夏既泽，雝、沮会同。”《尔雅》曰：“水自河出为雝。”许慎曰：“雝者，河雝水也。”暨汉元光之年，河水南决，漂害民居。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 《经》又云：“东至济阴句阳县为新沟。”注： 瓠河故渎又东径句阳之成阳城北侧渎。《帝王世纪》曰：“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谷林。《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二说各殊，以为成阳近是尧冢也。”余按小成阳在成阳西南半里许，实中，俗喭以为“囚尧城”，士安盖以是为尧冢也。 又《经》：“又东北过廪丘县为濮水。”注： 瓠河又左径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一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渔也。泽之东南即成阳县，故《史记》曰：“武王封弟季载于成。”应劭曰：“其后乃迁于成之阳，故曰‘成阳’也。”《地理志》曰：“成阳有尧冢、灵台。”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于城为西南，称曰“灵都”，乡曰“崇仁”，邑号“修义”，皆立庙。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至丰鱼、笋，不敢采捕。前并列数碑，栝、柏数株，檀马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尚修整。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中山夫人祠，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南、西、北三面，长栎联荫，扶疏里余。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庙，羊、虎倾低，破碎略尽，于城为西南，在灵台之东北。按郭缘生《述征记》：“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述尧妃，见汉建宁四年五月成阳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尧陵北，山甫墓南，二冢间伍员祠，晋大安中立，一碑是永兴中建。今碑、祠并无处所。”又言：“尧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东南六里，尧母庆都冢；尧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验状，咸为疏僻，盖闻疑、书疏耳。雷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杰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池；泽之东北有陶墟，缘生言“舜畊、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郑玄曰：“历山在河东，今有舜井。”皇甫谧“或言今济阴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余谓郑玄之言为然，故扬雄《河水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岩。”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图纬，于事为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亭也。”不言在此，缘生为失。 按郦道元虽录《汉书·地理志》及《帝王世纪》之文，说尧、舜遗迹在成阳，然终横梗一尧、舜之都在河东之成见，故以为“考地验状咸为疏僻，盖闻疑、书疏耳”，又以扬雄之赋驳郭缘生《述征记》。然雷泽、陶丘诸地，终不能移之于西土。《禹贡》于兖州云“雷夏既泽”，于导沇水下云“东出于陶丘北”，其明证也。《水经》河水云：“河水又南，径陶城西。”注云： 舜陶河滨，皇甫士安以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阪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称，盖从此始之。 《经》续云：“又南过蒲阪县西。”注云： 郡南有历山也，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乃经历山下。上有舜庙。周处《风土记》曰：“旧说‘舜葬上虞’，又《记》云‘耕于历山’，而始宁、郯二县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树。吴、越之间名柞为枥，故曰历山。”余按周处此志为不近情，传疑则可，证实非矣。安可假木异名，附山殊称；强引大舜，即比宁、怀？更为失志记之本体、差实录之常经矣！历山、妫汭，言是则安，于彼乖矣，《尚书》所谓“厘降二女于妫汭”也。孔安国曰：“居妫水之内。”王肃曰：“妫汭，虞地名。”皇甫谧曰：“纳二女于妫水之汭。”马季长曰：“水所出曰汭。”然则“汭”似非水名。而今见有二水，异源同归，浑流西注入于河。 《经》续云：“河水又南，径雷首山西。”注云： 山临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尚书》所谓“壶口、雷首”者。俗亦谓之“尧山”；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尧城”。阚骃曰：“蒲阪，尧都。”按《地理志》曰：“县有尧山，有祠，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似〕是，千载渺藐，非所详耳。 是在黄河转角处，有陶城，有历山、舜井及妫、汭二水，又有雷首山即尧山，惟无雷泽耳。《史记》云：“舜，冀州之人也。”大概秦、汉间已有移尧、舜之迹于河东者。哀六年《左传》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解：“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亦足透露此中消息。《九歌·云中君》：“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王逸注：“两河之间曰冀州。”然楚在南服，其祭云中君何以取于北方之冀？故洪兴祖《补注》纠正之，云： 《淮南子》曰：“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杀黑龙以济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 冀本河北之国，何以移作中土之称？颇疑魏惠王迁都大梁，挟此名以俱至也。又陶唐本在东，而武王之子唐叔实封于汾、浍；有虞亦在东，而周章之弟虞公实封大阳虞原；夏后氏亦在东，而实沈所迁之大夏实在晋：凡此皆古史所以起纠纷之因，而前人不能就发展看问题，执一而坚守之，所以捍格而难通也。观浙中且传上虞、历山，延庆尚有妫水，陕西安康、城固且并有妫虚，甚至中亚之阿母河亦名妫水，何况河东之地久有唐、虞、夏之名者乎！又《禹贡》“雷夏既泽，灉、沮会同”，郑玄注：“雍水、沮水相触而合入此泽中。”（《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许慎《说文》：“汳水受陈留浚仪阴沟；至蒙，为雝水，东入于泗。”徐铉曰：“今作‘汴’，非是。”蔡《传》： 《水经》：“汳水出阴沟，东至蒙为狙獾。”则灉水即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国芒县。”睢水其沮水欤？ 胡渭《锥指》云： 今山东兖州府曹州东北六十里有成阳故城，北与东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东北，濮之东南。……灉、沮二水在泽西北平地。……导雷泽之下流以注于济，而又浚灉、沮之故道以归于泽，使桑土复其故常。 又云： 《周礼》：“兖州，其浸卢、维。”郑注云：“当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泽”为证，盖以“雷”为雷泽，“雍”为灉水也。《通典》不从郑说，云：“卢水在济阳郡卢县，潍水在高密郡莒县。”今按“潍”，《汉志》一作“维”，故杜氏以《职方》之“维”为《禹贡》之“潍”。〔眉批：此“杜氏”为杜佑。〕然周时徐并于青，兖不得越青而东有潍。济阳之卢水，古不著名，他书亦少见。窃谓《周礼》多古字，“靁”似“卢”，“雝”似“维”，以字形相近而误。郑破“卢、维”为“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泽，则言“雍”固可该“沮”也。 按“灉”之与“潍”，古本一字。甲骨文有“”（《前编》二、三六）、“”（同上，二、二、四）、“”（同上，二、三五）字，罗振玉释为“”即“雝”，又有“”（同上，二、十六）、“”（同上，二、二四）字，罗释为“淮”，而又曰：“此疑与‘’为一字，省‘口’耳。”按此为商王“于”之地，必在王都附近，不可能至高密之莒县，则甚有即兖州之灉之可能。吾人既知济水流域为鸟夷之地，则水或加“口”作“”，或损“口”作“淮”，皆所以表示其对图腾之信仰，兖、青二州俱有“雍水”或“维水”，正与迁居西土之秦有其“雍水”或“淮水”者同可知也。即“睢水”之名亦可作如是观。 妫姓与象 象为舜耕及象封于有鼻之传说，恐皆从陈为妫姓来，甲骨文之“为”字固像手牵象也。 “妫”与“潍” “妫水”疑亦“潍水”之音转，观“有攸不惟臣”一本作“有攸不为臣”可知。〔眉批：《皋陶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即共为帝臣也。〕舜为东夷之人，故其居地为“妫汭”。妫水本在东方，其后乃移于山西及河北，更及于中央亚细亚之阿母河。 舜耕稼、陶、渔之地皆在东夷，不在冀州 《韩非子·难一》云：“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按此言舜陶于东夷，可与孟子云“舜，东夷之人也”相证，明舜之故事出于东夷。东夷之陶，则《禹贡》所云“导沇水……东出于陶丘北”，郑玄注云“《地理志》：陶丘，在泲阴定陶西北”，疏引郭璞云“今泲阴定陶城中有陶丘”，王鸣盛《后案》云“定陶乃泲阴郡治，其后徙西南，包陶丘而为城耳。今县属山东曹州府。县治又徙于东北，故陶丘与汉故城皆在西南七里”者是也。《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疑其即袭用韩非语而稍变之。〔眉批：史迁此文取于《墨子·尚贤中》篇。《尚贤中》云：“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其所以独没东夷之名者，以其上文已云“舜，冀州之人也”，虑冀州与东夷远，故变其文曰“陶河滨”也。然其云“渔雷泽”，此“雷泽”即《禹贡》兖州之“雷夏既泽”，郑玄注云“《地理志》云：雷泽在泲阴成阳”，则仍是东夷之地也。《水经注》云：“瓠子河故渎自句阳县西（《后案》：句阳故城在今菏泽北），又东径雷泽北。泽在大成阳故城西北十余里，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又云：“雷泽西南十里许有历山，山北有小阜。泽之东北有陶墟。郭缘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连属，滨带瓠河。’”王鸣盛云：“雷泽在瓠河之南，成阳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历山之东北。”是则舜工作地区历山、陶丘、雷泽，皆相距密迩，而所谓“河滨”者即瓠子河之滨也。（瓠子河固自汉代由大河析出，然地势既卑，汉以前亦必有河。）此非舜为东夷人之证乎！《史记·货殖列传》云：“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此文言尧、舜、汤作于东夷之一区，最近事实。我辈虽不肯定尧、舜之实际人格，然亦不否定尧、舜传说之存在，此传说盖始起于“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即今曹州一带地。而甲文、金文，“汤”皆作“唐”，是“陶唐氏”一名由于汤传说之分化而来。舜为帝俊之分化，商人以夋为始祖，是舜为商祖无疑。故尧、舜、汤三名，实即东夷中一族之标帜，非实有此三人也。后人以今山西境内有唐有虞，必欲敷舜耕渔之地于冀州境内，于是《括地志》谓蒲州雷首山（中条山）亦名历山矣，又谓“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矣。张守节且云“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矣。崔述亦曰“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于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矣（《唐虞考信录》卷一）。此皆不能穷传说之源，而牵绊于汉以下之误谬之整理结果者也。 鸣条所在 鸣条之地，迄无定释。吕思勉《论汤放桀地域考》（《唐虞夏史考》之六）云： 《史记·夏本纪》云：“汤率兵以伐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殷本纪》云：“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周书·殷祝》曰：“汤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尚书大传》略同，惟末句作“桀曰：‘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墨子·三辩》：“汤放桀于大水。”《荀子·解蔽》：“桀死于亭山。”《御览·皇王部》引《尸子》：“桀放于历山。”《吕览·简选》：“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战于，登自鸣条，乃入巢门。”《淮南·本经》：“汤以革车三百乘伐桀于鸣条，放之夏台。”《主术》：“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禽之焦门（注：焦，或作巢）。”《修务》：“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列女·孽嬖·夏末喜传》：“战于鸣条。桀师不战，汤遂放桀，与末喜嬖女同舟流于海，死于南巢之山。”（《夏本纪》正义云：“《淮南子》云：‘汤放桀于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今《淮南子》无之。疑兼引此文，而传写夺佚。）合诸文观之，则有娀之虚，桀初败处；鸣条，再败处；南巢，被擒处；亭山，即历山，亦曰南巢之山，则其被放处也。《墨子·尚贤下》篇言“传说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则古放逐人固有于水中洲上者。《左氏》哀公八年，“吴囚邾子于楼台，洊之以棘”，则夏台即在亭山之上，正洲上之圜土也。……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放鸣条，东夷之人也。”其地迄无确释。今观《吕览》“登自鸣条，乃入巢门”之语，则鸣条地势必高，巢门或亦天然形胜而非巢国之门与？抑巢固因山为郭也？予又疑《书序》所谓“升自陑”者或即指此。《书序》虽伪，亦当采古籍为之也。当即春秋时之国，见隐公五年。《公羊》作“成”。后汉时为成县。《左氏》杜注云：“东平刚父县西南有乡。”地在今山东宁阳，于鲁颇近。桀都河、洛，其败顾在齐、鲁，殊为可疑。案《左氏》昭公十一年，叔向言“桀克有缗以丧其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有缗即有仍。……《说苑·权谋》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赋。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乃兴师伐桀而残之。”则桀于东方亦颇有威力。《天问》“桀伐蒙山”，傥即《诗》“奄有龟、蒙”之“蒙”与？宜其败于鲁也（《韩非子·难四》“桀索岷山之女”，“岷山”亦即“蒙山”也）。 颉刚案，总观吕君所举诸证，桀初败于有娀之虚，惟《殷本纪》一言之；桀初败于中野，乃徙不齐与鲁，惟《殷祝》一言之；桀初败于，惟《吕览·简选》一言之；桀逃于海，惟《尚书大传》及《列女传》言之。三之伐，亦惟《殷本纪》言之，或后人以《书序》文录入也。至于鸣条，各条俱有，《殷祝》独阙；南巢（或巢门、焦门），各条俱有，惟《殷本纪》独阙。《尚书大传》先言南巢而后言海，《列女传》先言海而后言南巢之山，二者不伦。《尸子》、《淮南》言历山，《荀子》言亭山，故吕氏疑为一地。诸说错落，虽不易审其究竟，然皆在汤都之东南则可知也。金鹗《舜崩鸣条考》（《求古录礼说》卷三）云： 桀都在今河南府，汤自亳（今彰德府）往伐，桀出与汤战，则鸣条在河南府之东可知，孔冲远《书疏》：“或云：陈留平丘县有鸣条亭。”陈留为今开封府，平丘今为封丘县（属开封府），正在河南府之东。……大昊氏尝都于陈，舜晚年居于鸣条，或即大昊之旧都而居之与？《孟子》“负夏”、“鸣条”并举……郑注《檀弓》“负夏”以为卫地。《史记》言舜微时“作什器于顿丘”……即《诗》“顿丘”，亦卫地。卫与陈相近，又可为鸣条在今开封之一证。 其说是也。〔眉批：金鹗原注：“《地理志》东郡有顿丘县。《舆地广记》：‘顿丘，在淇水南。’”〕 会稽郡之舜、禹遗迹 鲁迅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中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有下列诸条： 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旧记）。百官者，丹朱从舜于此。（《会稽三赋》周世则注） 郡有禹穴。案《汉书·司马迁传》云：“上会稽，探禹穴。”又有禹井（《御览》五十四）。会稽山在县东南。其上，石状似覆釜。禹梦玄夷仓水使者，却倚覆釜之上，是也。今禹庙在其下。秦始皇尝配食此庙。（《御览》四十一） 会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匮”，壁立干云，有县度之险，升者累梯然后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跻于此山，发石匮，得金简玉字，以知山河体势，于是疏导百川，各尽其宜。（《艺文类聚》八，《路史·后纪》十二） 永兴县东北九十里，有余山，传曰是涂山。案《越书》，禹娶于涂山。涂山去山阴五十里。检其里数，似其处也。（《艺文》八） 禹葬茅山，有聚土平坛，人工所作，故谓之千人坛。（《嘉泰会稽志》十八，云《史记正义》引旧记） 又陈、隋间人夏侯曾先所作《会稽地志》，其一条云： 舜桥，舜避丹朱于此，百官从之，故亦名百官桥。（《寰宇记》九十六） 又晋贺循所作《会稽记》，其二条云： 会稽山有禹井，去禹穴二十五步。谓禹穿凿，故因名之（《会稽三赋》周世则注）。石篑，其形似篑，在宛委山上。《吴越春秋》云：在于九山东南，曰天柱山，号曰宛委。其岩之巅，承以文玉，覆以磬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篆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山，杀白马以祭之。因梦见赤绣文衣男子，自称玄夷仓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简书，知导水之方者，斋于黄帝之岳。”禹乃斋三月，登石篑山，果得其文。乃知四渎之脉，百川之理，凿龙门，通伊阙，遂周行天下，到名山大泽，召其神问之。使伯益疏而记之，名为山海经。防风氏身长三丈，刑者不及，乃作高塘临之，故曰“刑塘”。（《御览》四十七，《寰宇记》九十六，《舆地纪胜》十，《嘉泰会稽志》十，《会稽三赋注》）（“篑”，《寰宇记》引作“匮”） 合以上诸说，知今浙江绍兴有姚丘，舜所生也；有舜桥，亦名百官桥，舜避丹朱于此，而百官从之也。有禹穴，禹所居也；有禹井，禹所凿也；有宛委山，禹得石匮简书于此，因得治洪水者也；有余山，即涂山，禹所娶也；有刑塘，禹刑防风氏处也；有茅山，禹所葬也。凡虞、夏剧迹，越皆有之，不必求之于中原，此亦越人所踌躇而快意者也。此东南少数民族通于中原之后，援中原古史说而为之者。观《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为秦置，而余姚、上虞两县在焉，则此等古迹自为秦前越民之所为。予颇疑云南有姚安、大姚诸地名，亦西南少数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后之表现，与舜墓在零陵、舜妃墓在君山者同。 舜 《墨子》所说舜耕、陶、渔地；《孟子》所说舜生、卒、贸迁地；《史记》所说舜耕、陶、渔、迁地，皆在兖州，即鸟夷地。 楚人南迁——舜之传说随行韶山（舜奏乐地） 九疑（舜葬地） 湘水（舜妻为神） 君山（舜妻葬地） 山西有虞，本为“虞、虢”之虞，与舜后之虞根本不发生关系。以定尧于山西之唐，由是传说虞亦在彼。 “妫水”疑亦为“潍水”之音转，观“有攸不惟臣”一本作“有攸不为臣”可知。舜为东夷之人，故其居地为“妫汭”。妫水本在东方，其后乃移于河北及山西，更及于中央亚细亚。 陈为舜后而以“妫”为姓，是否含有象图腾之意味在内？舜弟名象，封于有鼻，亦可为此说作证。“为”《说文》误说为两猴相对，观甲骨文则象也。 妫 陈为舜后，其姓为妫。《尧典》言“厘降二女于妫汭”，则舜所居为妫水流域无疑。此水不知当今何水？ 妫水，或即睢水。 鸟夷族之分支为象图腾，妫字从象，甲骨文可证。 舜弟名象，度由此来。 《吕氏春秋》谓“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则当时中原象之繁殖甚多可知。 关于尧舜禅让复王毓铨函 前予发表《禅让传说出于墨家考》之后，王毓铨君给予一函，近日检出，录此以待改正： （一）九节“禅让说能在古代社会里实现吗”？此古代社会未悉所指何时？商周乎？夏乎？抑尧、舜时代乎？阅后文，得悉吾师所谓“古代社会”即周与春秋。此说如确，则吾师所云“可见在古代的亲亲社会里尚贤主义是决行不去的”之论断自是千真万确，不容怀疑。但本文所论为尧、舜时代事，故“古代社会”一语所指之时期不只限定周与春秋，前此之原始社会时期亦当包含在内。如生之揣测不误，则吾师所言“古代的所谓礼让只是贵族间所行之一种礼教”稍有不妥点。盖周代、春秋与尧、舜时代之社会性质绝不相同，前者为封建社会（春秋已入崩溃期），后者为原始共产社会。封建社会中始有贵族，而原始共产社会中除地位平等之男女成员外，只有被成员选举之酋长。如是，则吾师所指之“古代社会”，其为周代、春秋无疑矣。不然，即生矛盾。是生与吾师之意见不同者一也。 （二）生亦承认禅让说在古代社会（尧舜时代）是不能实现的，虽然其时为共产社会。盖“禅让”二字之含意是生动的，显然含有私有国家（即“家天下”、“朕即国家”）之义；因其有国家，方得曰“禅让”；如国家属于全体人民，为人长者何得私予“禅让”？此“禅让”说之不能行于古代社会也明矣。 虽然禅让之说不行于古代，而普选之制却曾存在。战国本为一私有财产社会，一方面新兴阶级欲借古代普选之制希冀参加政治，但又恐普选说行而自己之经济优越地位之丧失，此普选之所以改为“禅让”欤！（禅让即含有私有的意思。）生认为战国学者之伪造古代历史，此即其一例也。 然而，“禅让”虽不存在于古代（更不存在于周及春秋），而普选制却有，此与吾师之不同者二也。 （三）吾师又曰：“我们知道战国以前整个的社会都建筑在阶级制度上。”此语所指，显然难符实际。古代社会（尧舜时代之原始共产社会），财产为公有；无剥削，无阶级。阶级只发现于私有财产制确立以后（即商、周以后）。今吾师谓“战国以前整个的社会都建筑在阶级制度上”，否定了中国历史上之原始共产社会一阶段，与事实恐有不合。此与吾师所论不同者三也。 以上为王君原函。予以前未读马克思主义之书，不了解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自宜有此谬误。得渠纠正，我必当将此文修改。抗战前甚有与我讨论学术之书札，悉为日寇攫取，不详下落。去年“文化大革命”，家人秉破四旧之旨，火烧抗战以来之函件。而此信竟为予检出未毁，真大幸也。 但王君此函亦有错误，他说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崩溃期，在今天是不可能这样说的。春秋时代应是奴隶制社会的崩溃期，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是奴隶主。原始共产社会不可能直接封建社会。 帝俊、帝舜、帝喾 《山海经·大荒南经》：“帝俊妻娥皇。”又：“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羲”从“娥”得声，“和”与“皇”同纽，故“羲和”为“娥皇”之转变无疑义。“常羲”之“羲”即从“羲和”来，乃是将一人析作二人。“帝俊”即“舜”也。舜有娶尧二女之说，《五帝德》云：“依于倪皇。”“倪”即“羲”之音转。《帝系》则云：“帝舜娶于帝尧之子，谓之女匽氏。”《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世本》作“女莹”，刘向《列女传》作“女英”，《汉书·古今人表》作“女”。是为“常羲”之别一名。〔眉批：在母系社会，羲和与常羲为独尊之日月神，及入父系社会，乃降为帝俊之配，其后更易其性别。〕 卜辞中有“”字，祭之之礼隆重，用，又称之为“高祖”，王国维初释为“夋”。《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夋。”《御览》八十引作“逡”。《史记正义》引作“岌”。王国维曰：“逡为异文，岌则讹字也。”是帝喾即帝俊。王氏又云：《山海经》屡称“帝俊”（凡十二见）。郭璞注于《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云“俊，宜为喾”，余皆以为帝舜之假借。然《大荒东经》[JP2]曰：“帝俊生仲容。”《南经》曰：“帝俊生季厘。”是即《左氏传》之“仲熊、季狸”，所谓“高辛氏之才子”也。《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实始为歌舞。”即《左氏传》所谓“有才子八人也”……《祭法》“殷人禘喾”，《鲁语》作“殷人禘舜”。……喾为契父，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凡此，均可见俊、喾、舜本为一人之分化。 郭沫若曰：，王初释为夋，谓即“帝喾名夋”之夋，亦即《山海经》之“帝俊”。俊又改释为“夔”，字读“纳告反”，与“喾”同“告”音，谓即“喾”之本字，“夋”与“俊”均因形近而讹。说虽改变，然于“帝俊”与“帝喾”为一人则倍有见地矣。知帝俊与帝喾为一人，则帝舜与帝喾亦当为一人。……盖同一字，或读为喾，或读为夋，或读为舜，或读为俊，故夋遂为喾之名，而舜与喾复由后世儒家分化而为二帝也。（《卜辞通纂》） 黄帝、唐、虞 《管子·法法》云： 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 按此以黄帝与唐、虞连称，与《易·系辞传》之云“黄帝、尧、舜”者同，又言“三帝”，不云“五帝”，可见黄帝传说初入中原之际，原与尧舜相接。其后言“五帝”，乃插入颛顼、帝喾二人。 同篇又云： 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理，后稷为田。 此四人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 按比较《论语》“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尚少一人，可见当时原无九官之说。 鸣条与攸 鸣条之名甚著于古史，而迄莫能详其地之所在。按甲骨文有攸侯喜，是即条侯，其国都即鸣条也。《孟子》引《逸书》云“有攸不为臣，东征”，向解“攸”为“所”，而不识其为攸侯之国。〔眉批：“有攸”与“有莘”同。〕今幸甲文发见，始知周公东伐，即以攸为最大之征伐目标。其所以谓之鸣条者，即著其为鸟夷之族也。 （《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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