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祥于河东地区的华夏文化（节选）

李元庆

河东，秦以前仅是地理上的泛称，主要指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秦时置为三十六郡之一，方有了行政区划的含义，约相当于今之运城、临汾两个地区；秦以后，尤其唐、宋以来，河东或称郡、称道、称路，地望有所变化，其治所大多仍在晋南，故习惯上通称晋南为河东地区。��

河东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地区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场所，积淀了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原始文化层；古河东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都充分说明，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上下五千年古老的中华文化的“直根”即在这里。��

河东地区由于漫长的原始文化的积淀，且由于地处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腹地，远古时代气候温润，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文明的无比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而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关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考古学界有所谓“四大区域”之说：一是黄河流域文化区，二是长江流域文化区，三是珠江流域文化区，四是辽河流域文化区。这四大区域事实上代表了三种类型的文化，即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并且，四大区域的文化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都可以追溯至四五千年以前。这表明，古老的华夏文明并非起源于一时一地，亦非一个地区向外扩散的一堆篝火，而是星星点点形成燎原之势，通过各自的发展序列共同进入文明时代，最后汇集成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具有比较深厚的原始文化积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发展序列，连绵不断地延续了下来，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并对其他各个文化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所以，这里事实上构成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值得注意的是，河东地区即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汇处一带，也就是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的中心地带，这样，它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用苏秉琦教授的话说，“‘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因为，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同前）。“帝王所都”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这，也就是苏秉琦教授所说的晋南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的实质涵义。��

华夏民族的先祖，最受到崇敬和称颂的莫过于炎帝、黄帝和唐尧、虞舜、夏禹以及商族的始祖殷契、周族的始祖周弃（后稷）。他们是开创和推动发展华夏文明的伟大领袖人物。据《史记》等史籍载，炎、黄二帝本系同胞兄弟（一说为同母异父兄弟），并且，“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就是说，华夏民族的先祖，原系一个大的氏族系列延续下来，他们之间有着血统传承的关系。《史记》还曾叙述了这种传承关系的发展序列（谱系），尽管其中不乏虚构成分，但至少能够反映出华夏族先民及其领袖人物的一种历史联系。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的印证，开创和推动发展华夏文明的上述领袖人物，主要是在河东大地进行活动的。��

先说炎、黄。炎黄二帝最重大的政治活动就是发生在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战场在涿鹿和涿鹿附近的阪泉。先是炎黄联军大战蚩尤于涿鹿，以禽杀蚩尤而告终；接着，炎黄集团又三战于阪泉，黄帝战而胜之，遂取代炎帝作了天子。那末，这个涿鹿究竟在何处？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河北省西北部的涿鹿县一带，一说在今山西省南部的运城县解镇一带，解镇古称解梁，也曾经称作涿鹿［1］。现在看来，后一说可能较接近当时的情况。因为，据史载，炎帝长于渭河流域的姜水，故姓姜；黄帝长于泾河流域的姬水，故姓姬。炎黄氏族都源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腹地的今陕西境内。又，炎帝初都于河南淮阳一带的陈，向迁都山东曲阜一带的鲁；黄帝初都于涿鹿，后迁都河南新郑一带的有熊。这么看来，当时的情况大体上是：盘踞南方、被称作“南蛮”或“苗蛮”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北上入侵，首先威胁神农氏炎帝的统治，而“神农氏世衰”，“弗能征”，遂告援于黄帝，“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史记》）。接着黄帝又打败炎帝，在涿鹿建立了都城，之后再南渡黄河，迁都有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按当时的情况，这个涿鹿不大可能远离中原黄河沿岸，很可能就在解镇一带。就地理位置和远古交通条件而言，一方面，这一带距离炎帝所统治的以淮阳和曲阜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不十分遥远，有利于炎黄联合同蚩尤作战；同时也和有熊距离相近，便于黄帝迁都南下。另一方面，由南方北上入侵的蚩尤集团，当时不大可能跨越中原黄河流域深入北方边陲地带同炎黄作战。所以我们认为，上述后一种说法比较接近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说，在河东这块土地上，曾经留下华夏文明的伟大开创者的重要活动足迹。��

再说尧、舜、禹。《史记》称尧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距黄帝五世；舜是帝颛顼（高阳氏）的七世孙，距黄帝九世；禹是颛顼的孙子，距黄帝五世。三人世次显然有很大讹误，但说明他们作为当时先后出现的三个大的部落王国的首领，都和黄帝部落有着血统传承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河东地区。《左传》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冀方即《禹贡》所说的冀州。杜预注曰：“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孔颖达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冀州是《禹贡》所载夏禹治水划分天下为九州的第一州。夏王朝建立后，各州的贡物各循本州河道运送，最后都“入于海”以达冀州，冀州就成了九州的首脑州。冀州在哪里？孔颖达《禹贡正义》有云：“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此处所言之河均指黄河，因河水环曲流向不同而异名。古黄河下游自南向北纵贯今河北中部稍偏西，至天津附近入海，称东河；山西和河南之间的称南河；山西和陕西之间的称西河。三者之间即冀州地域，主要是今山西南部，略带豫北，还有河北西边少半部，东北角则触到了渤海岸。尧、舜、禹的都城平阳、蒲坂和安邑都在山西南部河东地区。所以，这里是“帝王所都”，冀州的中心地区。在这块土地上，炎黄开创的华夏文明，经由尧、舜、禹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虽然，夏王朝至太康以后，随着势力向南扩展，活动中心移向豫西一带，故史家有“禹都阳城，伊洛所近”（韦昭《国语注》）和“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汉书·地理志》）的说法，但是，夏禹时代的活动中心在河东地区则是毋庸置疑的。��

再说殷契和周弃（后稷）。《史记》称契为帝喾次妃有娀氏女简狄所生，弃为帝喾元妃有邰氏女姜嫄所生，二人均系尧的异母兄弟，黄帝的五世孙。这个说法，史家早有异议。看来，他们未必一定为帝喾之子，很可能属于帝喾族的分支，都是当时一个部落王国的首领。并且，契和弃“兴于唐、虞、夏之际”，即活动于尧、舜、禹时代。据说，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命契作“司徒”，主“五教”，“赐姓子氏”；弃“好耕农”，尧“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舜命弃“播时五谷”，“号曰后稷，别姓熊氏”。契和弃作为商族和周族的始祖，殷商和姬周文化的原始开创人，他们的活动也主要在河东地区。史称契的父系“帝喾都亳”，此亳邑据说缘起于河东地区的薄山（亦称雷首山或历山），位于薄山附近；母系“有娀氏当在蒲州”，亦属河东。又，“契居蕃”，此蕃地据说在薄山以西不过百里，距帝喾族不远，几与有娀氏相毗邻。由此看来，商族的策源地当在今山西永济至陕西华县间，也就是河东地区及其周围。弃的父系与契同。母系有邰氏在今闻喜、稷山一带，古称邰邑或邰国。弃自幼生长于邰，后舜又“封弃于邰”。这一带的稷王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就是当年后稷播百谷之地。可见河东地区也是弃的活动中心。以契和弃为始祖，以河东地区为策源地的殷商和姬周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由炎黄开创的华夏文明，经历尧舜禹以及夏王朝的发展，至殷商和西周尤其是西周时代达到鼎盛，形成了完备而成熟的文化形态，并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

综上所述，如果把文明史前期中国原始文化的发展历程和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总根系”，那末，河东地区的文化便可以说是纵贯其中的一条“直根”或“主根”，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源头”。�オオオ�

注释：��

［1］参见《解县志》，又见山西运城师专中文系《河东史话》。�お�

（《文史知识》198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