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与先秦史研究

王煦华

1926年6月，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由于它揭露了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记载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翻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轰动了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目，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前后十五年间，《古史辨》持续不断地共出版了七册。人们就把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用疑古思想来研究我国古代史的人称为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之所以敢于“离经叛道，非圣无法”地怀疑古书上关于古史的记载，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些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进化论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古书中所讲的古史却和这些科学的知识格格不入，他们深信这些科学知识是真理，所以敢于向二千余年来的传统观念挑战，敢于用考证的方式来推翻“经书”上的伪古史。因此，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重大社会意义。��

《古史辨》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是揭示出战国、秦、汉以来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是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层累地造成的，从而把充塞在先秦史中许多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先秦史扫清了道路。下面就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古史辨派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

一、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为考辨先秦史材料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

1922年，顾颉刚先生在草《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一文时，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传说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禹又成了晚辈了。于是他就建立起一个假设：��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个假设的意思是说：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次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这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古史辨》第一册）��

钱玄同认为这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见解，“真是精当绝伦”，胡适则说“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他认为可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古史辨》第一册）��

胡适的总括可以说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使用方法说明书，告诉人们如何来使用它。��

为了能在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先生又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

（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史辨》第一册）��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在古史辨派中，虽然在个别的地方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为大多数的古史辨派的学者所接受。��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首先是由崔述的“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之说开其端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把零星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系统的理性认识。而只能过了一百多年，由顾颉刚先生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因此，“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我国辨伪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它标志着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郭沫若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丁�……��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对“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应该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古史辨派对先秦史研究的最大的贡献。因为，古史辨派的一切研究成果都是在使用这种疑古思想的方法或在其影响下取得的；而古史辨派之所以成为古史辨派，也正是由于这种疑古思想为其内在的特征。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古史辨》是一部材料书，是搜集一个时代人们对古史见解的，因此不能因这个人有文章被收入了《古史辨》，就视他为古史辨派，如王国维、郭沫若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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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破“考信于六艺”的框框，揭露古史传说中的��

帝王都有神性，由神而演化为人

古书上所讲的唐、虞以前的古史，前人早指出是荒谬无稽的神话传闻和后人伪撰的史迹而不是可信的史实。但对尧、舜、禹时的古史，则认为有《尚书》的《虞夏书》可据，是可以相信的。孔子祖述尧、舜，而孟子叙道统亦始于尧、舜。五四以前，孔、孟的话是绝对的权威，违反了就是“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所以他们的辨伪，只敢辨唐、虞以前的伪史，只敢辨“经书”以外的伪书，不敢对尧、舜、禹这些大圣人有所怀疑，不敢对“经书”有所怀疑。清代杰出的辨伪大师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说：“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于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于《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于孔子之意无悖焉尔。”崔述这样大胆疑古辨伪的人，尚且不敢违反道统，有悖于孔子之意，其他的人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先生怀疑尧、舜、禹，怀疑经书，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的《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发表，不仅封建卫道者群起而攻之，就是著名的大学者王国维也囿于传统的成见，不以为然。他说：“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古史新证》第一章）可见怀疑“经书”中有记载的尧、舜、禹的伪史，在当时是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古史辨派的怀疑“经书”，怀疑古圣，突破司马迁以来“考信于六艺”的框框，闯入前人所不敢进入的禁区，表示他们的辨伪比前人的辨伪迈进了一大步，由儒者的辨伪发展为史家的辨伪。��

古史辨派提出尧、舜、禹等帝王有神性以后，他们对古史传说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三皇传说出于“太一生两仪”哲理的神话化，同时泰皇的传说又出于黄帝（即上帝）等神话的演化。五帝的前身都是神话中的上帝，其传说起于五色天帝的神话。夏史的传说也很多出于神话的演化等等。五帝、三王的道德功业，都是战国后的学者为了一统的需要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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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除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探索古代民族和地域的实际情况

二千余年来，大家信从《帝系姓》、《五帝德》上的上古世系的说法，自以为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出于一元；又信从《禹贡》、《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以为中国的疆域在黄帝时已是“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了，地域也早就一统了。古史辨派认为，这些传统的说法不符合先秦的历史实际，都要打破。��

就民族来说，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各有各的始祖，并不出于一元。春秋以后，大国攻灭小国，疆域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也渐渐归到一条线上，于是这些始祖在《尧典》中有了先后的君臣关系，尧、舜、夏、商、周同出于黄帝的说法就在《五帝德》、《帝系姓》、《世本》等书中出现了。郭沫若也认为民族出于一元说是人为的，他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编）因此，研究古代史时应消除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在这方面他们的研究作出的贡献是古代民族有东西二系：殷、淮夷、徐戎、楚、郯、秦、赵等为东系民族；周、羌、戎、蜀等为西系民族。所谓华夏民族，即此二系民族的混合体。一切古史传说都由此二系民族之祖先传说交混错综而成。对于夏民族则有起于东方和西方不同的二说。��

再就地域来说，夏代的国都虽有阳城、阳翟、帝丘、晋阳和安邑等不同的说法，但总离不开现在河南的北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带着一点河北省的南端。商大约起自东北，灭夏而占有中原，比夏多出了东北方。周灭商而入主中原，地方就又扩大了一些，增加了西边的老家渭水流域，又新辟了南土，延伸到申、吕、许，即今河南省的南部。到了战国，越灭吴，统一了东南；以后楚东向灭越，又南越洞庭，西越巫山，统一了淮水和长江流域。秦灭义渠和蜀，统一了西北和西南。齐向海边开拓，燕向东北开拓，赵向北部开拓，又统一了许多异族的地域。因此，中国的地域统一，是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不断扩大，战国二百余年的兼并，到秦始皇完成的。《禹贡》、《职方》、《王会》以及《尧典》和《史记》等所说的地域一统，是战国、秦汉时的情况，而不是如这些书上所说的自黄帝以来早就定局的地域，因此，必须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而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古史辨派对《禹贡》中所说的九州和五服作了考辨，以为两者决不出于夏代。五服说是在分封制下产生的，在西周实行过，到战国而消亡。九州说是在君主集权制下产生的，战国时开始酝酿，到汉末而实现。��

四、考订古书著作年代，��

为考辨古史传说的演变提供可靠的依据

考订古书著作的年代，对研究古史传说的演变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就是靠初步确定了的一些古书著作年代拿它和古书上所说的古史年代进行比较而发现的。那时顾颉刚先生排列了两个表：一个是看书上说的古史是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一个是看他们什么时代出现的就放在什么时代，然后把这两个表比较来看，结果发现了越是出现得晚，越是排在前面。因此，弄清楚古书著作年代是考辨古史传说的前提条件。��

古史辨派对古书著作年代的考订，做了不少工作，七册的《古史辨》中就有三册是“古书辨”，第三册辨《周易》和《诗经》，第四和第六册辨诸子。所辨各书的著作年代，虽尚不能成为定论，但较前人的考订深入。��

《周易》的《卦辞》和《爻辞》大多数认为作于西周初叶（郭沫若认为作于战国初）。《易传》的著作年代，各家说法不一，但其年限都定在战国至秦、汉。《今文尚书》各篇的著作的年代可分为三组：1�薄杜谈�》、《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在思想文字上都可信为真。2�薄陡适摹贰ⅰ短朗摹贰ⅰ陡咦谕�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无逸》、《君奭》、《立政》、《顾命》文体平顺，或为后世假作，或出史官追记，是东周间的作品。3�薄兑⒌洹贰ⅰ陡尢遮印贰ⅰ队砉薄肥钦焦�至秦、汉间的伪作。《诗经》的辑集年代在孔子以后，孟子以前，但也有以为在孔子以前的。《周礼》是战国时齐人的著作。《礼记》辑于东汉。其中的《月令》，经春秋、战国陆续订补而成。《国语》和《左传》是战国时人的撰述。《尔雅》的成书年代约在西汉末。《老子》的成书年代，有战国末、春秋末和与《墨子》、《孟子》同时成书三说。其他古书的考订，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五、尾言��

一般都认为古史辨派在扫荡不科学不合实际的古史传说上作出了贡献，而在建设可信的古史系统上则没有什么成绩。有的甚至认为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的空白。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古史辨派对自己的工作有清楚的认识，破坏不可信的伪古史，正是为了建设可信的真古史。他们的破坏，只是使他们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还其本来面目。所以他们是为立而破，是破中有立的。他们用考证的方式破坏伪古史，就得先弄清楚实际的帝王的世系，民族的分合，疆域的变化，考订古书的年代以及各种典章制度。因此，我们只要仔细阅读他们的一些文章，就会发现他们在破的过程中确实颇有建树，为后来科学的史学研究廓清了道路。今年正好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六十周年，写此短文，以资纪念。�オ�

（《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