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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9:37:00 admin 点击：3067 |
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王玉哲 问：人们常说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这说法根据是什么？它是从何时起计算的呢？我们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因而很想弄清这个问题，请编辑同志给以帮助。 宁夏读者刘亦光 答：我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动辄以有五千年的历史自豪于世。从清末到现在，一般人是经常这样说的。有的人还嫌五千年历史太短，于是求之于秦汉以来的谶纬、杂记。《列子·杨朱篇》说，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年，《春秋纬·元命苞》谓自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鲁哀公十四年）已二百七十六万岁（《续汉书·律历志》引），唐司马贞作《三皇本纪》引《春秋纬》则作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利用这些材料，不是可以把中国古史推得更古更长吗？可是，这些说法，长是够长了，无奈皆出于后人凭空虚构，毫无可信价值。根据近代科学家的研究，人类在地球上出现是很晚的事。科学家利用新技术——放射性同位素和古地磁等方法测定，地球的地质年龄已有四十五亿年，而人的历史根据目前推算，最多只有二三百万年，这当然是最可信的。讲中国古史，再古也不能越出这个范围。历史之可贵，在于无征不信。所以纬书所虚造的历史年代，纵然与科学家所推的有时偶合或相近，也是绝对不能引用的。 中国古史传说，最早的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不过这是晋以后小说家言，并不能称之为史。其次则有所谓“三皇”“五帝”，盖为周末人总结当时古帝王的传说而厘定出的。“三皇”“五帝”两个名词连用，始见于《周礼》（《春官·外史》）及《吕氏春秋》（《用众篇》），至秦汉而大盛。但孰为三皇，孰为五帝，说法不一。秦博士所议，但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不指具体名号。后世儒家一般则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另外，还有少昊、女娲、祝融等，也与前所举诸名互为进退，以配三五之数。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考。三皇五帝事，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司马迁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称“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史记·货殖列传》），故不言三皇，而只从《五帝德》、《帝系姓》中，“择其言尤雅者”，与《春秋》、《国语》古籍相发明，托始于黄帝，作《五帝本纪》。 按《五帝德》、《帝系姓》二篇今尚在，审其文法辞句，当为秦汉间好事者所为，其可信之成分本甚少。不过，远古历史由于文字尚未发明，当然不会有同时代的记载，只能依靠后世传闻。世界各文明古国之古史，亦莫不包有一段传说史的阶段。可见古史传说不能一概否定。传说中只要有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部分，或证明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就应当保留下来。我们在利用之前，作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筛选，再与地下考古学相印证，就有修复古史的可能。炎、黄二帝为战国百家所盛道，汉初司马迁在中国各地旅游时，还听到各地长老“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五帝本纪》）。可见所传三皇五帝之具体言行，虽不可信，但当时必有一些智勇出众的首领，如黄帝等类人物，也是可以想象的。 黄帝既为我国古代传说史的开头，我们就应当搞清楚他的大概年世。但汉时太史公已称百家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而《五帝德》及《帝系姓》两篇，又不记年岁。自殷以前不可得而谱。周以来虽然颇得可著，而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太史公对当时流传的历谱谍记等古籍，虽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又不敢深信。所以，他只据《五帝系谍》、《尚书集世》两书所纪作《三代世表》，黄帝至共和只载世系，其年历仍不详。后世作历代年表者为了便于一般人年历的寻检，共和以前乃依据《三代世表》上推黄帝以来的年数，大都假定为五六千年（多据宋刘恕《通鉴外纪》和元金履祥《纲目前编》等书所推）。 按我国历史，共和（前841）以后才有详细可靠的编年。从共和上推到禹，有总的大致年数，一般公认禹起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古本竹书纪年》有“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路史·发挥》三引）。照平均三十年为一世计之，黄帝至禹约有一千年左右。那就是说，从黄帝到现在已有五千年了。这也就是长期以来一般人所说的，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的合理根据。 建国以来，由于史学理论的新发展和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大大丰富了古史研究。中国古史可以从猿人时期的元谋人讲起，不是五千年，而是已具有一百七十万年的历史了。不过我强调的是文化史或说是文明史阶段。根据摩尔根、恩格斯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期。而“文明”一词，现代史家以为是指社会从氏族制解体，进入了出现国家的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已经有了文字，并且也以文字出现作为“文明”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因为有了文字，人类就可以把许多劳动经验和智慧传给下一代，或者传达给其他地区的人。这对文化的积累和交流，起到媒介作用。因而文字就构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大的动力。所以，我们讲中国文化史，就应着重从中国文字出现以后讲起。 谈到中国文字的起源，自然就想到周秦诸子所说的仓颉造字的传说。但是，仓颉是何时人？众说纷纭莫定。说他是造字的圣人，更是毫无征信。因为从社会史上看，文字是远古祖先们出于生活的需要，逐步创造的，绝不能归功于一个具体的人。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文字，当然以殷商的甲骨文为代表。殷虚卜辞所包的年代，据估计是在公元前1300—公元前1028年之间。这时也正是我国历史从氏族制度解体，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文明历史阶段。但也不应因此，便断言中国文明史或文化史是从殷商王朝开始的。下面我们且详细分析一下。 细审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很进步的文字，距文字初创的原始图画文字阶段，已经很远了。甲骨文中虽然残存着一些较古的图像文字，但一般地说，已不是文字的萌芽期。有些象形字所画的同实物已不相合。如马、犬、豕等字往往描绘成竖立形象；羊、牛等字则只摘取其头部特点加以描绘，令人一望即可立辨其含义。这就是象形文字。在日常生活中，还遇到一些无形的意念、物性的区别、动物的活动等，画起来很不容易。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渐又创造出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像组合起来，以表其意的手法。如画一手执鸟形，便成一个“隻”（获）字，手持肉在神案前，便成“祭”字，画一人弯腰低头垂舌于一器皿上，即成“饮”字等等。这是后来的会意字。另外，有些事物，无论用象形字或会意字都难以表达出来。怎么办呢？只有采取如小孩写错别字的办法，用同音的字代表。如凤鸟的“凤”与刮风的“风”音近，因而甲骨文里多以凤鸟的“凤”假借为刮风的“风”来用；羽毛形的“羽”与作明日解的“翌”音同，于是卜辞中多用“羽”代表“翌”。这就是假借字。殷商时代在遇到象形、会意、假借等方式都无法表现的事物，逐渐又发明了一边形一边音的形声字，以济其穷。因为在语言中一个音可以代表好几种含义，为了在文字上分别开来，于是在一个音符上，按其各类不同的含义，加上不同含义的形符作偏旁，二符合一，便造成了另外一个新字。这种新字的构成是：一边是形、一边是声，所以叫作“形声”字。如“洋”字从水、羊声。从“水”的偏旁表示水义，而“羊”的偏旁，在这里没有意义，只具有“羊”的读音。这种形声字都是以音为主，注以表义的形符。这种造字条例一出现，新字的种类和数量，就可以根据所需而创造无穷了。如“水”义类的字，甲骨文中就有“河”、“洛”、“汝”、“淮”、“洹”等；“牛”类的字，就有“牡”、“牝”、“牢”、“物”、“告”等。像这种用声符和意符联合而造的新文字，很快就发展起来。中国的汉字没有像其他民族文字沿着这种声符制定音标，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是仅采用这种形意不同的方块字作为音符而已。其演变基本上是走着上面所说的象形、会意、假借和形声四种途径而完成的。尤其是形声的造字条例一出现，表示这种类型的文字，已走到较进步的高级阶段。从世界各国文字发展的趋势看，大都是先由象形，经长期发展而走向形声。中国文字自然也不会例外。甲骨文中既是已具有大批形声字，这就意味着殷商的甲骨文字，已距造字的原始阶段很远了。这也说明甲骨文的萌芽期，远在殷商王朝之前。因此，我们讲中国的远古文化史或文明史，绝对不能断自商代。因为商代固然已进入阶级社会，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文字，有了“成文历史”，确已进入“文明”阶段。但殷商文明不是无源之水，在她之前必有一个萌芽时期。 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在寻找殷商文化的源头时，发现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陶文，跟殷商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因而推断汉字的渊源，似可以逆溯到大汶口新石器时期，这种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大汶口遗址发现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是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其绝对年代未经科学测定。但经与其他地区古文化作比较，估计陶文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年之间。根据与陶器同出的物质文化看，那时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晚期。虽然已出现了阶级，但还不是阶级社会；虽然已经进入文字的萌芽期，但尚无“成文历史”，不能说正式跨入“文明”历史阶段。不过，“文明”的光芒已经照射进来。这时正是“文明”与“野蛮”前后两种文化犬牙交错着的过渡阶段。谈中国的文化史或文明史，不能不从这个过渡时期讲起。所以，今天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合乎科学的。 （《文史知识》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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