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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及其历史变幻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9:36:00 admin 点击：1851 |
“禅让”及其历史变幻 姚喁冰 一 商代以前是神话和传说的时代，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和制度有许多备受后世的赞颂，“帝位”的“禅让”（shànràng）是很突出的一项。据说，尧在位年久，向“四岳”咨询继任人选，“四岳”推举舜。舜的美德经受了种种考验，尧把“帝位”传给了他。这就是“禅让”。舜晚年同样选贤传位，被推举的是禹。 禹是“禅让”制度下一个无比崇高的形象。他劳身焦思，胼手胝足，薄衣食，卑宫室，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平了滔天洪水，发展了农业生产。他的事迹（是传说，也是神话）使得“禅让”制度极度增光，穿越了历史的障碍，几千年来成为中华民族道德观念中的一个典范。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充满献身精神的圣者，却标志着“禅位”制度的终结。禹的儿子启开创了“家天下”的新局面，建立了夏代奴隶制王朝。 “禅让”制度不能持久不变，引起了后人的叹息。但是，历史的逻辑本应该是那样的。 “禅让”是历史的投影，不是凭空的虚构。它反映了原始社会中部落联盟推举领袖的方式。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人类组织形式，它通过某种会议方式产生自己的领袖，商量重大的事情。领袖出于推举，权位不讲私相授受，这是当时政治生活的特色。不过部落联盟并不是超尘拔俗的存在，它包含着社会矛盾和冲突；它的领袖的产生诚然具有原始社会的民主性质，但是也必然纠结着矛盾，伴随着可能很激烈的斗争。传说材料偶尔也透露出这样的消息。以尧舜之间的传承为例，有的传说竟根本推翻了“禅让”一说，说是：“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丹朱，尧之子），使不与父相见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转引《竹书》）我们不必过分渲染这样互相牴牾的现象，但是，从这里看到历史的复杂性，避免把“禅让”这类传说想象得过分纯粹，却是应该的。 社会生产日渐发展，私有财产日渐积累，氏族贵族的权力日渐强大，部落联盟向着奴隶制国家过渡，“禅让”制度也就为氏族贵族——国王的世袭统治所取代。这就是发生在禹和启父子相承的年代的历史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内在动力是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任何力量都不能加以阻止。传说禹晚年曾经把权力交给皋陶（gāoyáo）；皋陶死得早，禹又传位给皋陶之子伯益。但是情况起了变化。一说是“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史记·夏本纪》）。另一说否认了这种和平的过渡，说道：“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启掌权后，西方的有扈氏部落不服，“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启临阵断然宣布：“今予唯恭行天之罚！”（《尚书·夏书·甘誓》）一场大战，启灭了有扈氏。为了改变父辈实行的制度，启是何等坚决、无情。他以上天的名义讨伐了敌对势力，为建立奴隶制王朝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 春秋战国之际，早已消逝了的“禅让”制度出现在“百家争鸣”的论辩中，成为发挥政治学说有用的历史资料。墨家提倡“尚贤”，直接鼓吹“禅让”。儒家“祖述尧舜”，也对“禅让”大加宣扬。不管各家学派真正的政治主张是什么，总之“禅让”制度这一渺茫的历史陈迹经过了加工制作，涂上了理想化的油彩。尧、舜、禹的品德和业绩，“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代表了社会政治的最高境界。从诸侯纷争的乱世中回顾往昔，那真是“失去的乐园”了。 从此以后，“禅让”一词反复出现，而且从传说进入现实政治领域，变幻出光怪陆离的景象。 首先载入史册的是战国末年燕国的一次“禅让”试验。燕王哙在说客怂恿下，想得到让贤的美名，居然把王位让给宠臣子之。子之杀了反对他的燕太子，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伐燕，哙和子之都被杀，燕国几乎覆灭。在纵横捭阖的战国史上，这一插曲似乎太缺乏声色，没有留下影响，只是传为笑柄而已。 到汉代，“禅让”发挥了特殊的魅力，跟重大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了。 这里需要补叙一些历史背景。 在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代，人们相信上天是世间事物的最高主宰，把苍穹中的天文现象以至周围的自然现象看作上天意志的表示：上天造出“祯祥”、“灾异”，国家就将有治乱兴衰，世间就将有吉凶祸福。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很长时间内实际上是普遍的信仰。儒家的经典之一《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古代史籍有许多关于天象的描述，对于日食、彗星、陨星等等十分重视，相当程度上是受这种观念支配的。 周代思想家探索宇宙的奥秘，用“阴阳”解释事物的变化消长，用“五行”（木、火、土、金、水）解释万物的本质。战国晚期，邹衍把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到社会历史领域，糅合了天人感应观念，编造出朝代帝王兴替的一套规律。据说，帝王兴替是按照“五行相胜”（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法则进行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而每一兴替，上天一定传达某种特殊的讯息——“符命”：“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据《吕氏春秋·应同篇》）这就是“诸子百家”之一的阴阳家发明的“五德终始”的理论。汉代的儒生们接过战国阴阳家的理论，加以修改、变化，更进一步把“祯祥”、“灾异”编造进去，给当时的政治生活挂上了神秘的帷幕。 西汉的国势在武帝、昭帝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社会矛盾也在这个时期从深处暴露出来，骚乱的种子在各地萌发，统治阶级寻求着安邦定国的策略。在各种方案中，“禅让”作为一种根本办法不断被提了出来。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据说各地奇迹迭出：泰山有巨石直立起来，数千只白鸟飞集其下；皇家的上林苑中早已枯死倒地的大柳树起立复生，如此等等。符节令眭弘联系这些说法，推论《春秋》经义，上书建言“求贤人禅帝位……以顺天命”。不料结果是，眭弘以“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之罪“伏诛”（《汉书》本传）。十八年之后的宣帝神爵二年（前60），司隶校尉盖宽饶上书指斥朝政，援引韩氏《易传》，论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结果又是，盖宽饶获罪“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临下狱前“引佩刀自刭北阙下”（《汉书》本传）。 问题很清楚，尽管“祯祥”和“灾异”在当时受到极度迷信，尽管儒家经典已经定于“独尊”地位，然而推断帝位必须“禅让”，汉家天子是决不能容忍的。 但是“禅让”毕竟不失为古来的美谈，人们不能忘记它。果然，不久王莽就把它运用成功了。 王莽是在西汉豪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代表来稳定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时候应运而起的人物。《汉书·王莽传》详细记载了王莽权力增长的过程，刻意描述了这一过程的时代特征和个人性格特征。王莽以外戚、新都侯拜为大司马，再拜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又赐号“宰衡”，一手操纵了西汉朝廷。他扩张权力的最后两个步骤是： 称“假皇帝”、“摄皇帝”——汉平帝十四岁夭亡（不久有人声讨王莽“毒杀平帝”），王莽排斥皇族中可能嗣位的几十人，从宣帝玄孙中挑选两岁的婴儿继承帝位，称“孺子婴”。几乎同时，据奏武功地方井中掘出白石，“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莽“摄行皇帝之事”，行祭礼时自称“假皇帝”，令臣民称他“摄皇帝”。 称“真皇帝”——各地“符命”接踵而至。齐郡临淄一亭长梦见神人传达天公旨意：“摄皇帝当为真。”巴郡发现石牛，扶风发现石上有文字，都运到长安未央宫前殿，王莽亲临察看，忽然狂风大作，吹来铜符帛图，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于是王莽“畏天命”，把“摄皇帝”的“摄”字省去。随后，有人在黄昏时候身穿黄色衣裳，把两个铜柜送到汉高祖的庙里，柜上分别标出“天帝行玺金柜图”、“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内装图书上写明王莽应当是“真天子”。这里作一点解释：“五德终始”的理论当时经过了修订，“五行相胜”说之外的“五行相生”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被奉为帝王兴替的法则。从远古的炎帝、帝尧到汉高祖刘邦据说得“火德”，从黄帝、帝舜到当时的王莽据说得“土德”，“火生土”，因此炎帝传黄帝，帝尧传帝舜，刘邦的天下应该传给王莽。这就是那两个铜柜所表明的意思。按照如此明白无误的“符命”，“莽至高庙拜受金柜神禅”，“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禅让”的闹剧最后演完，刘姓汉朝改成了王姓新朝。 这个“禅让”故事，对于阐述历史，对于评说王莽功罪，本来都无关紧要；它引起我们谈论兴趣的，只是因为传说中的一段古史，在这里变幻成为一种政治手法——“禅让”其名，攘夺其实，其间多少反映了历史文化的背景；而且自从王莽创造了这种手法以后，改朝换代的斗争每每以“禅让”为美丽的装饰。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验中，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一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有《禅代》一题，叙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连续不断“假禅让为攘夺”的史迹：魏曹丕、晋司马炎、南朝宋刘裕、齐萧道成、梁萧衍、陈陈霸先、北齐高洋、北周宇文觉、隋杨坚、唐李渊、后梁朱温，他们要杀伐篡夺之余，都仿效了“受禅”的典礼，真可谓衣钵相传。这套衣钵最后传到了二十世纪的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以后，由于革命阵营的软弱，袁世凯操纵了局势。他利用清朝存亡问题跟革命阵营周旋，又利用革命形势迫使清皇室让位，实现他窃国的阴谋。1912年2月，清帝发表退位诏书，宣告“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1915年底，袁世凯搬演帝制丑剧，北京故宫里的清室小朝廷以咨文表示：“……推戴今大总统（指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袁世凯备齐了绣金龙袍、珍珠冕旒，登极祭天的大典筹办就绪。但是，四面楚歌惊破了他“受禅”的迷梦，他缩了回去，不得不以“本大总统”的名义发表申令，撤销“承认帝位之案”。历史不再容许重复那一类讽刺了。 （《文史知识》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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