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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禅让”与“篡夺”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9:35:00 admin 点击：3850 |
尧舜禹“禅让”与“篡夺” 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 王玉哲 在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关于唐尧、虞舜、夏禹的王位更替，先秦人同时流传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一种认为尧、舜、禹是天生圣王，不以王位为私，不传子而是让位给贤人，此即史家所艳称的传贤禅让制；另一种则认为尧、舜、禹与后世帝王无殊，也是把王位视为私有，经过与敌派斗争篡夺而得来，并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两种传说同出于周末人之口，哪一种更接近史实呢？下面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一 第一种说法见于《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大意是说，唐尧在临崩前，并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丹朱，而是向四岳（姜姓）征询意见，四岳推举虞舜作继位人。舜经受了各种考验，摄位行政。尧死，舜即正式即位。舜也照样不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商均，而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本来也未传位于其子启，当时众人是举皋陶作继承人的。皋陶早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作继位人。禹死，其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至此废止。 《尧典》的著作时代，虽然不会早于春秋战国，但其中所记的一些术语和制度，似乎有些根据，有不少是和甲骨卜辞吻合的。可见其中所述，必含有部分较高的史料价值，不宜忽视。如其所述的禅让故事，也见于孔子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尤其是儒、墨两家对此多次称道。我们先列举儒家的记载： （1）“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篇》） （2）“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与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万章上》） （3）“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者不之益而之启。……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孟子·万章上》） （4）“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 （5）“请成相，道圣王，舜尚贤身辞让。”“尧让贤，以为民。”“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贤不失序。”（《荀子·成相》） 以上都是儒家的禅让传说。同样墨家也盛称尧禅让的美德： （1）“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墨子·尚贤上》） （2）“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政天下之民。”（《墨子·尚贤中》） 由此可知儒、墨两家都称颂尧舜禅让。战国末年的韩非子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实际确如韩非所言，儒、墨两家对尧、舜禅让都推崇备至，不过都是根据他们自己思想的本体，而推衍其内容：儒家主张仁政，说尧、舜之禅让实际是为民求贤，是行仁政的表现；墨家主张节约、提倡生产，特别强调尧、舜亲身参与劳动，与平民无别。儒、墨都在利用禅让故事以阐明其学说的正确。其他各家，若道家（《庄子》的《逍遥游》、《盗跖》、《徐无鬼》）、法家（《韩非子》的《十过》、《外储说右上》）、杂家（《吕览》的《求人》、《慎人》、《长利》）等亦莫不皆有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述。可见，尧、舜实行禅让的故事，虽不能尽信为实录，但很多晚周人的传闻是一致的，必有部分史实根据，而不会完全出于向壁虚造。 尧、舜、禹的王位为什么不像后世帝王那样，以自己儿子作继承人，而是如此大公无私、让位给其他的圣贤呢？后世儒家说，这是由于尧、舜、禹是“圣人”，其子丹朱、商均又为人不肖，故不传子而传贤。但是，为什么后世千百年来的历史却不再有传贤的事例，而这种禅让制度便成绝响呢？所以，时至今日，对待有关儒、墨的说教，绝对不能全部轻易听信。欲探讨古代实行禅让制的是非、根源，应从社会发展规律上去追寻。唐尧、虞舜时的社会，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人们的私有观念极为淡薄，把首领职位视为排他性的绝对私有的想法尚未产生。当时，虽然社会已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末期，但过去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旧传统，不是一下子就能铲除干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里，由于实行族外婚、子女随母族姓制，儿子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儿子与父亲不属于同一个氏族。根据一般氏族的规定，本氏族内的财产是不能外流的（可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关章节）。父亲的财产包括职位在内，当然不能传给儿子，因儿子是异族的人。父亲死后，其职位只有从父亲的氏族内选举继承人了。所以，世界各地母系氏族社会里，酋长的更替都是在本氏族内，经过氏族成员的民主选举，没有也不可能实行父死子继。尧、舜、禹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人物，不过母系社会旧传统仍在继续，这就是古传说中“大同”社会的“选贤与（举）能”（《礼记·礼运篇》），也正是上面所说的“禅让”制度的根源。 二 周秦诸子一些人大力宣称尧、舜、禹实行王位禅让制的同时，另外也还流传着与此完全相反的，即实行“篡夺”的异说。如战国末年的《韩非子》就是其中之一，其言云： 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请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说疑篇》）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忠孝篇》） 类似的传说又见于战国时人所写的《古本竹书纪年》： （1）“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见《路史·发挥五》注所引；《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所引《竹书》无“之末年”三字） （2）“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所引；《路史·发挥五》所引与此条事同辞异） （3）“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见《广弘明集》释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引《汲冢竹书》） （4）“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见苏鄂《演义》引《竹书》） 上所引《韩非子》、《古本竹书纪年》对唐尧、虞舜的帝位继承方式，与后代帝王无大差异，同样也是通过了反复的篡弑掠夺才取得的。《山海经·海内南经》称尧之子为“帝丹朱”，可证《山海经》的作者也认为尧子曾一度继父位为帝，与后世帝王一样，实行父死子继。 综合我们所引《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有关这个问题的记载，大致是说，尧的末年曾把其酋长职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有势力的有虞氏舜，借口尧破坏了民主选举制，把尧囚起来，又放逐其子丹朱。舜于是把最高的领导权篡夺到自己手中。舜临死前，也想把酋长职位传给他自己的儿子商均，夏禹也借口不能破坏旧传统，逼迫舜把酋长职位让给他，夏禹终于占据了这个最高职位。过去史学家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大都以儒家所传的禅让说为实录，信之不疑；而对篡夺说则不予理睬，或直认为系周末人不经之谈。 建国以来，一些学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所传的禅让说，能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上去阐明，使这一古老的传说得到合理的解释，逐渐从传说史中提炼汲取出部分信史，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为什么在盛传禅让的同时，还有篡夺的传说呢？可见，对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我们不能同意过去儒家那种党同伐异、对篡夺说以“不经”二字了之。禅让与篡夺二说完全相反，两者既同出于周人之口，这种现象是否也有其规律性的必然原因呢？下面，不妨作进一步的追索。 三 我们已说过，中国历史在唐尧、虞舜、夏禹的时代已经发展到原始氏族制的末期。这时的部落战争已具有掠夺财产的性质。当时有一些军事首长或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和财富迅速增大。他们逐渐由氏族成员的公仆变为一批特殊的显要贵族。首领们的私有和享受较一般氏族成员要优厚，首领职位自然也就变成人所羡慕之物。于是，由于私欲的驱使首领职位的更替已不再由氏族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而多少是由首领利用职权，把占有的职位当成私产，设法辗转地传给自己的儿子。恩格斯分析这种情况说：“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0～161页） 中国古传说里的尧、舜、禹时代，恐怕正处在这个由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 一种低级的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较高的社会制度，不像刀切斧砍那样两断截然分明，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前后两种社会因素犬牙相错着的过渡阶段。具体地说，就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剥削和奴隶等新的社会因素都已出现，同时旧的原始社会的若干原则却仍在继续起作用，这本是过渡阶段的特征。一直等到阶级社会的新因素，增加到超过或者压倒旧因素时，社会制度才由量变转为质变，阶级社会才算正式产生。我们若以这种过渡阶段理论，去看待唐尧、虞舜、夏禹时的帝位更替流传着的禅让制和篡夺制两种传说，便觉得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其史料价值是相同的，不能有所轩轾，两种都含有几分可靠性。因为禅让和篡夺正是前后两种新和旧的社会因素犬牙相错的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正是部落酋长由“传贤”制转变为“传子”制过渡阶段真实的反映。在尧、舜、禹时期，民主选举的旧传统“禅让”制虽然仍在执行，但是，这些酋长都已经视其职位为私有，都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显贵，则利用氏族民主选举的传统，作为进行夺权的借口。一旦夺权成功，他又要效法他的前任，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每经过一次这样反复斗争，传统的氏族民主选举制，就要进一步遭到削弱。而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加强的。夏禹以后逐渐感到，“选贤与（举）能”，“天下为公”的旧制度，已经过时，于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的新时代，正式开始了。 （《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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