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史前铜器看文明的开端

杨东晨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文明”的含义在古代社会里就是阶级社会的起源，关于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起源，国内史学界的观点是商代，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一九七七年在他的著作集第四卷《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中也说，中国文明的形成时代，应定在由青铜器、宫殿基址和原始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商代前期［1］，究竟如何确定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笔者不揣浅陋，仅从古史与考古资料方面，谈一些认识。��

一、古史对我国史前铜器的记载��

我国古史记载铜器的有：《礼记·礼运》：“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何兹全释曰：“范，模子，‘范金’是炼铜铸器，因铸器必须作范，所以叫范金。”［2］《汉书·郊祀志》：“昔闻泰帝兴神鼎一。”颜师古注：“泰帝者，泰昊伏羲氏也。”燧人、伏羲、神农是古史载的“三皇”时期，即母系氏族社会时代。��

有关黄帝至禹中期以前的铜器的记载有：《史记·五帝本纪》：神农氏世衰。诸侯作乱，无力征讨，“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结合黄帝战蚩尤时，“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管子》)、“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龙鱼河图》)的记载，“干戈”、“铜头”、“刀戟”当为铜器(铁额则后人以战国后铁器附会)。《汉书·郊祀志》：“黄帝得宝鼎神策”，“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关于荆山，虽史书有“荆及衡阳惟荆州(今湖北东部，武当山东南)”［3］、陕西大荔朝邑镇［4］、“陕西富平”［5］、“安徽怀远西南”(《水经�┳�·��淮水》)之说。但我们认为《辞海·历史地理》“河南灵宝县闵乡南”之说确切。因黄帝战胜炎帝之后，都城由涿鹿(河北)迁往中原，河南遂成为活动中心。相传黄帝铸鼎于灵宝，当鼎铸成之日，“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从上七十余人，龙乃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鸟号”。传说黄帝“龙驭桥山”的起飞地即灵宝闻乡。《列仙传》云：“黄帝自亡日与群臣辞，还丧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舃在棺焉。”剑亦铜制，《尚书·尧典》：“五刑有服。”《国语·鲁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越绝书》：“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尚书·禹贡》：“厥贡惟金三品。”按：三品，是指金、银、铜三种；品，指等次，黄金为上等，白银为中等，铜为下等［5］。《帝王世纪》：“禹铸鼎于荆山。”《汉书·郊祀志》也记载说：“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7］禹铸鼎的荆山，则是“陕西富平县西南和岐山以东”［8］。黄帝、尧、舜、禹（中期前）相当于史前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按《易·系辞》“包(伏)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载，实则神农与伏羲同代，炎帝又距黄帝八世五百余年(《帝王世纪》)，恰好距今六千年，这正与唐兰“中国的文明史提早到六千年左右”之结论吻合［9］。不过，唐兰先生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公认，其原因详见下文。��

二、考古资料的印证��

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历时二三百万年，是由原始群过渡到母系氏族社会的史前阶段，人们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10］。到了有巢氏“构木为巢”［11］、燧人氏“钻燧取火”［12］时代，人们才“巢居避野兽”，“火化腥臊”［13］，“伏(包)牺氏仰观天象，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14］，而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杂现象开始发生变化，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属这个漫长时期的人类化石。��

继旧石器时代之后的中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母系氏族社会日益发展，粗糙的打制石器已出现局部磨光现象，顾屯乡、札赍诺尔遗址、大荔沙宛文化，及东北、内蒙、宁夏、新疆等地的细石器文化，属此时期。中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进入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大发展时期，标志是生产工具由打制发展到磨制，发明农业和畜牧业，定居生活，史书记载的炎帝神农氏，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易·系辞》：“伏(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距今七八千年，“如果继续上溯，或可找到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15］。代表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流域，历时二千多年，分“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类型、马家窑类型”［16］等。属半坡类型的，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我国迄今最早的残铜片，呈半圆形，经化验，确属含铜百分之六十五的黄铜。李学勤说：“姜寨的黄铜片，如果出土位置没有问题，并不是不可能的。”［17］当时，姜寨考古队队长巩启明认为层位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座房基属遗址的最下层，距地表二米三十，其上迭压有瓮棺葬及其它遗迹，被发现时慎重地检查过地层情况，未发现有被扰乱的迹象。”［18］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出现黄铜就怀疑其地层关系和年代的可靠性”［19］。次之，是马家窑类型骨层中发现的铜刀及铜碎块［20］，山西榆次源涡镇遗址的铜渣［21］，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号墓出土之凿上的附铜渣，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的范青铜刀［22］，是我国迄今最早、最完整的铜器，距今约五千年，恰好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交界时期。��

黄河流域的氏族社会，约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进入父系公社时期，而且“是红铜、锡青铜、铅青铜器物同时存在”［23］，而“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公社转变时期，大体发生于新石器中、晚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晚期，马家窑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崧泽文化晚期，经历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24］，“大汶口墓地的陶器上铜渣迹，数量虽少，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25］。这个划时代，也就是标志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以及从长江流域崧泽文化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发展起来的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都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黄帝、尧、舜、禹时期”［26］。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的诸城呈子崖发现了铜片［27］、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了铜锥［28］、长岛店子遗址发现了铜片［29］、日照安尧王遗址发现了铜炼渣［30］、胶县三里河遗址发现两段铜锥［31］；在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曾现两块穿孔铜片［32］；在河南龙山文化王湾遗址三期发现了铜器；登封王城岗灰坑发现了残铜片［33］；郑州董寨遗址发现了小方铜片［34］；在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发现了铜锥［35］；甘肃蒋家坪马厂遗址发现了残铜刀［36］；齐家文化的皇娘娘台发现刀、凿、锥、钻头、指环、铜片等三十多件铜器［37］，永清秦魏遗址发现斧形器、铜锥各一件，铜指环、铜装饰品各二件［38］；广河齐家坪遗址发掘出土空首斧和素面镜各一件［39］；在青海贵南原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发现了铜镜、铜指环等［40］。这些铜器出土的地域，与古史所说之黄帝、尧、舜、禹(中期前)的活动地域相当。经对这些铜器(片)的数十次实验和分析，在新石器时代，即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早期黄铜的出现是可能的，只要有铜锌矿存在的地方，原始冶炼(可能通过重熔)可以得到黄铜器物”［41］。从而对以前公认的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即铜石并用或金石并用时代)，红铜是天然铜，质软，不适于制造工具［42］之说，应予更正。��

总之，上述青铜器(片)的发现，从考古方面印证了史书对伏羲氏、神农氏到禹中期以前有铜器记载的真实性和可能性。黄帝后，因工具的改进，铜器的出现，生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促进了古代文明的萌芽。��

三、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帝时期��

李学勤指出：“贝冢氏所列举的青铜器、宫殿遗址(或城市)、文字三者，都确实是文明的重要因索”，而“青铜器在上述几种因素中最要紧的一项。一般认为，青铜器时代的开始是社会生产关系巨大变革的指标”，因此，“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42］。��

伏羲氏活动的地望在黄河流域，而中心在何地，无信史记载，炎帝神农氏最初活动的中心在今陕西宝鸡地区。宝鸡市不仅有姜城堡、神农坛和丰富的传说故事，而且发现了遍布宝鸡地区、北达陇东的刘家文化，它源于齐家文化之祖“西戎文化”，“姜与羌本属同源，为西方著名的氏族，姜姓起源于宝鸡”［43］。故刘家文化即姜姓文化，在“墓葬死者头顶部出土铜泡形发卡”［44］，是羌人辫发习俗的遗风，黄帝族东迁后，初都涿鹿，联合炎帝后裔，在阪泉(今河北怀莱县)大战，又与蚩尤在涿鹿之野大战，这两次大战，黄帝能调动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诸部落，并征伐诸侯，说明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的地位已相当高。黄帝时代的铸铜业比伏羲、神农时代发展，出土的铜器较多，含铜量高，从而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考古证实黄河流域的粟作物有七八千年的历史，麦、菽有五千年的历史。《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治五气，蓺五种”，《集解》引郑玄释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生产关系的变革，使黄帝的势力发展，威望增高，四方之民顺从。其疆域，东至海，西至甘肃空峒，南至今湖南长沙湘江，北达今内蒙。黄帝常带兵四处征讨，“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45］，管辖万国(部落)。黄帝已设军事部落联盟机构，“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46］。黄帝得宝鼎神策后，“推算历数”知四季、日月之变化。相传黄帝的史官苍颉，在结绳记事之年，依类象形，首创文字。流芳百代，人们在他的故乡(今陕西白水县史官乡)立庙奉祀。又传说黄帝著《占梦经》十一卷。风后著《风后兵法》十三篇，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大鸿(又称鬼庾区)著《鬼庾区兵法》三篇，力牧著《力牧兵法》十五篇［47］。苍颉首创文字看，虽系古老俗说，但从半坡、姜寨到大汶口遗存器物刻划原始文字，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它起码说明了黄帝时期的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列侯众首”已拥有财富的特权，古代文明开始萌芽。��

颛顼继承黄帝的事业，定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加强对四方的统领。他的军事首长地位比黄帝又高了一步，部落联盟机构又发展了一步，阶级分化也日趋明显。他任“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日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48］。重、黎乃颛顼族后裔，《系本》云：“老童生重黎。”南正重是管理天神，显示神灵的大臣，火正黎是专管地上民事的大臣。后者就逐步“发展成为各级官尹和国家机构。天与地的隔绝不通，神事与民事的截然分离，实质上反映了阶级关系对立日益加深，标志着国家权力和政府机构的萌芽”［49］。��

帝喾在颛顼基础上继续开拓，将都城迁往中原腹地亳(河南偃师县)。帝喾之时，阶级对立又有所发展，表现在管理民事的火正黎权力增大、发展。“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其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50］。共工部落叛乱，重黎奉帝喾命，断然出兵镇压。当重黎征讨不力时，帝喾又断然将其处死。最高军事首领能轻而易举地斩次于他的大臣重黎，显然超出了以往“禅让”部落长的职权。同时，其所属的部落长及其管理官员的职权和财富都随之增加，贫富现象日趋严重、普遍。��

从史书记载与考古资料看，到了帝尧时，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各部落势力大增，经常为争霸而发生战争，大部落首长被封为“伯”，各据一方。尧为巩固其地位，努力扩大和完善统治机构，设“百官”之职。并经常考察官员的好坏，随时启用德才兼备者，罚免不力者，处死作恶多端者。他命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羲仲到青州嵎夷(渤海一带)为主持东方之官；命和叔到幽都(北京、辽宁一带)为管理北方之官，命羲叔到岭南为主南方之官。总称“四岳”，分掌四岳之诸侯，又称四时官，又任命当时势力强大而雄据太行山东麓的炎帝后裔共工、雄据嵩山的强大部落长崇伯鲧、据于淮水流域的�ザ导胺牌胛�大臣，凡有关部落联盟的大事，帝尧都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地方上又设公、侯、伯、子、男官职。同时，帝尧又奖励军功，封征战有功者为官，并赐财物。并又制定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官员及贵族犯法后可以重金赎罪或流放代死，对平民则施以法。阶级压迫在这里明显地反映了出来。这时的部落联盟机构俨然像所说的国家权力机关，尽管帝尧采取了这么多措施，但不能免除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东夷部落长舜，积极吸取华夏文化，势力发展很快，得到了颛顼后裔族仓舒、聩皑、梼杌、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及帝喾后裔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等十六个部落的支持和拥护，尧帝不得不任命他为总理百官的“大臣”。舜为“大臣”后，严厉打击势力极大的�ザ怠⒐补ぁ�梼杌(鲧)、饕餮等所谓的“四凶”部落，地位显赫，终代尧为最高联盟首长。《纪年》：“舜囚尧，复偃丹朱(尧帝子)。”古史说的“禅让”从此废除，舜登上最高军事首长地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强联盟机构。他任命支持他夺取帝位的前八个(称八恺)部落长为后土官，管理农业。任命后八个(称八元)部落长为布教四方官。又任命帝尧时贤臣禹为司空、契为农官、皋陶为大理卿、垂为百工之官、益为掌山泽之官(朱虎、熊罴为副)、夷为郊庙之官、龙为纳言之官，三年据好坏任免一次。由于百官尽职尽责，天下出现了统一而繁荣的局面。其疆域东到辽东半岛，西至青海，南达广东，北到今内蒙，分地域为十二牧。其中心地域方五千里。作为国家象征的军队、刑法、监狱(囚禁地)基本具备。��

禹因辅佐舜有功，“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51］，故威望遍天下。加之征三苗得力，地位日显，势力剧增。故在舜崩后，一举登上帝位，“舜逼尧，禹逼舜……人臣之弑其君也”［52］，夏部落从此登上诸夏之首位，其活动中心也由晋西南迁往今洛阳地区，定都阳城(河南登封)。后又迁都阳翟(河南禹县)［53］。禹为巩固“帝”权，又沿颍水南下，大会诸夏、东夷、南蛮之“执玉帛者万国”诸侯于涂山(今浙江绍兴境)。“原来的众多部落首领，到此时候都转化成了世袭贵族，分别成为各邦国的君长”，“臣服”于禹，这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54］。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活动于黄河流域，其都城不论怎样迁徙，都不出这个区域。龙山文化二百多件铜器的出土，为古代文明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根据。正如安志敏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金属器的出现，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由父系氏族公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过渡到奴隶制的青铜时代，标志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55］。唐兰根据半坡、姜寨遗址的铜片，明确提出中国青铜器起源于六千多年以前［56］，即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神农时代)，显然是过早了些。因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铜片，是极个别的现象，安志敏从“齐家文化属于金石并用时期到青铜器时代的遗存。许多齐家文化遗址里都发现过小件的铜器，一般是红铜，但也有个别含铅达5％和10%的青铜器”［57］的史实，提出“可能有齐家文化遗址已进入青铜器时代”［58］的看法。显然又有些过晚，而且也难对齐家文化前出土多为青铜器的史实作出圆满的答复和解释。因唐兰认为“在我国，是先发明冶炼青铜，一直很晚才冶炼红铜，即纯铜”［59］，是符合姜寨到齐家所出土铜器的历史事实的。所以，我以为，中国的文明史应提早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是比较妥切的。��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帝时代，雏形于颛顼，发展于尧舜，形成于禹“涂山会盟”，历时二千九百余年。�オオオ�

注释：��

［1］［17］［42］［54］详见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先集史论文集》，《人文杂志》社，1982年版。��

［2］《礼记·礼运》何兹全注。��

［3］《尚书·禹贡》。��

［4］《汉书·地理志》、《水经注》。��

［5］《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

［6］唐兰：《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8年。��

［7］《汉书·郊祀志》。��

［8］［9］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礼记·礼运》。��

［11］［12］［13］《韩非子·五蠹篇》。��

［14］《白虎通》卷一。��

［15］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16］巩启明：《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18］巩启明：《姜寨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

［19］至［22］、［27］至［30］［32］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23］［41］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24］至［26］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31］昌滩地区艺术馆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33］［39］［55］［57］［58］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3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8年。��

［35］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36］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3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3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40］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62页。��

［41］《辞海·历史分册·世界史·考古学》“红铜时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4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44］尹盛平：《从先周文化看周族的起源》，《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

［45］［46］《史纪·五帝本纪》。��

［47］［51］参见《史纪·五帝本纪》之《集解》、《正义》和《索隐》。��

［48］《国语》卷一八《楚语下》。��

［49］［54］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50］《史记·楚世家》。��

［52］《韩非子》卷一七《说疑》。��

［53］《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班固注。��

［56］［59］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刊》1979年第1期。�オ�

（《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