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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华夏考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9:34:00 admin 点击：3192 |
黄炎华夏考 杨国勇 中华民族总是自豪地称自己是“黄炎子孙”，“华夏裔胄”。但“黄炎”从何而来?“华夏”因何而起?却是古今异词，莫衷一是。本文拟根据自己所接触到的古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一些看法，向各位学者和同志们请教。 一、黄帝与炎帝 《国语·鲁语上》有一个虞、夏、商、周的世系：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 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而宗禹；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 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个传说的世系与《史记·五帝本纪》所列的有很大不同。《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祭法》篇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把虞夏商周四族的祖先都糅到一个系统里去，让他们都是父子兄弟叔伯祖孙的关系，但同时他们又互为婚姻。正因为这样，不同的纪、传、年表上记载的世代就不能不经常发生矛盾。我想，也许《国语》上这四个族的世系表才真正反映了一点历史的真实。 现在我们就以《国语》上的这个世系为起点，来探讨黄、炎族起源于何处。根据《国语》所说，我们可以这样设想：虞夏是一个祖先系统，“黄帝”是他们可以追溯的最早的祖先。但商人对自己的祖先就茫然了，他们只能把舜当做他们的始祖，周人更特殊，他们既不追尊黄帝，也不理会尧舜，而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家谱。从这些家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国语·晋语四》)中的姬、姜二水和黄帝、炎帝得姓之由，决不可能在陕西，所以陕西的土著周人不郊、禘炎黄二帝，甚至一直到春秋时代他们还不把黄帝或者炎帝作为自己的祖先。直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生于姜水’，是其地也。”他把皇甫谧的说法与姜水联系起来，铸成炎帝生于陕西之说，这是黄帝、炎帝籍贯第一次确定，也是后来学者们说黄炎东迁的重要根据。其实，这并不足信，因为皇甫谧又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而“寿丘”，按张守节说是“在鲁东门之北，在今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同上《正义》)，似乎这姬、姜二水倒应该在山东。 关键应该是少典氏在何地?黄炎主要在哪些地方活动? 《陈侯因敦铭》：“其惟因扬皇考，绍緟高祖黄帝。”这是金文上第一次见到“黄帝”一词。陈侯因就是齐威王因齐，他是陈国公子敬仲的后代(《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铭文说明，如果“黄帝”不是他们可以追念的真实祖先，也是他们一贯尊奉的宗族神，否则陈侯的后裔是不会“绍緟黄帝”的，而“陈，颛顼之族也”(《左传·昭公八年》)，意味着黄帝与颛顼的关系相当密切。这陈，又是传说中的“太皞”的故地。《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皞之虚也。”从金文和古籍都说明黄帝与河南中东部的关系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地方。而“黄帝”首先在东方，即被出身于河南的陈国的后人认作祖先，说明黄帝的故事本来起源于河南，所以起源于河北的商，形成于陕西的周，都不提起黄帝之事，因为他们跟黄炎无大关系。传说的黄帝诞生处，《水经注·渭水》举了两个，但又不敢确定：“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丘，丘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也。”而河南嵩山也有叫做“轩辕关”的地方，传说与大禹治水很有关系。《庄子》虽多寓言，但它提到的情况也还可以参考。《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王先谦注：‘司马云，具茨在荥阳密县东，今名泰隗山。’)……至于襄城之野（王先谦注：‘成云：汝州有襄城县，在大隗山南’）。”(《庄子集解》)《太平御览·地部七》也说，具茨山在河南密县。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皇甫谧等均认为阪泉在河北涿鹿。而张守节《正义》认为：“按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意谓不是具体地名。其实在河南也有“阪泉”。应玚《灵河赋》曰：“资灵川之遐源，出昆仑之神丘，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于中州。”这个“阪泉”是指洛水与河水在巩县交汇之处。根据炎帝族在伊洛地区传说的事迹也很多，大概这里更有可能是黄炎交战之处。 既然巩县的河洛交汇处称“阪泉”，是黄帝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则此处对黄帝族就有着极大的历史意义。《水经注·洛水》：“又东，浊水注之，即古黄水也。”《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巩……有黄亭，有湟水。”刘昭补注：“《左传·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皇’，杜预曰有黄亭。”以上所引，说明在古代“黄”“皇”“湟”通用，也说明巩县境内有两条“黄水”(另一条是黄河)，那么“黄帝”之名是否是由于在两条黄水岸边战胜炎帝、蚩尤，得了“天下”，威风远扬而得来的呢?也即是说他从黄水岸边“得达”呢?而且，所谓“涿鹿”，其实就是“浊陆”，即两条“浊河”边的陆地，此说也是有根据的。《史记·五帝本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索隐》：“或作浊鹿，古今字异耳。”这句话恰恰透露出这“涿”字，古字曾是“浊”字，后来不知为什么就都统一写成“涿鹿”了。于是地理位置也从中州搬到了冀北。再从情理上看，无论“黄帝”、“炎帝”或“蚩尤”，现在大家一般都认为他们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那么，他们也毫无理由都带上大军跋涉千里到荒远的“涿鹿”去决战。因为那里不仅给养成问题，而且那时打仗无非是掠夺人畜财物，但苦寒山谷中的“涿鹿”会有什么呢。那里固然也发掘出了仰韶、龙山文化遗物，但分布得极其疏落稀少，比起豫西、关中、晋南的古文化遗址的数量来，就差得多了。所以，所谓“涿鹿”、“阪泉”实际上不应该远在冀北的荒僻山谷中，而应当在巩县一带的黄河岸边。“黄帝”称号可能就来源于这两条“黄水”所在的这块他起家的地方。 关于黄帝所都，其说不一。有陕西陈仓(《水经注·渭水》)、河北涿鹿(《世本·居篇》、《史记·五帝本纪》)和山东曲阜(《史记·周本纪》引皇甫谧语)等说法。也有说在河南的：《世本·帝系》：“黄帝。”宋衷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水经注·洧水》：“皇甫士安《帝王世纪》：‘或言(新郑)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居之，故曰新郑矣。’”《通鉴外纪》卷一上注又引皇甫谧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史记·周本纪》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虚也。”从这些说法里可知，有熊和轩辕之丘均在新郑境内。从古史传说中，一致说、禹是黄帝的后裔，都有在河南豫西山区化熊的传说，而黄帝又号有熊氏，看来似非偶然巧合。再参以《山海经》中多次提到“帝之密都”、“帝之下都”之类，但却未提及涿鹿为黄帝之都，也无“涿鹿”二字出现。即使到了北魏前期，涿鹿为黄帝之都也未得到完全承认。《魏书·帝纪二》：“(魏道武帝)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到了黄帝之“都”而不祠黄帝，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因为北魏虽是鲜卑人，却仍然要攀黄帝为他们的祖先(《魏书·帝纪·序纪一》)。而且，根据《太平御览·地部七》所说，《山海经》中与黄帝有关的鼓钟山、青要山、大嵬山都在豫西山地，而所传黄帝子孙的活动也多在河南，因而皇甫谧说新郑是黄帝之都、有熊之墟，也许不是无根之谈。 传说中的炎帝及其子孙的活动事迹也多在河南。《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虚也。”杜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在西周末年，郑国已迁至新郑，故此处之郑，即指新郑。而祝融有时与炎帝是一个人，《淮南子·时则训)：“赤帝祝融，所司者万二千里。”这里的赤帝即炎帝。但有时为两个人：“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山海经·海内经》)祝融成了炎帝的后代，而共工又是祝融的后裔。《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韦昭注：“共工氏，伯者，名戏，弘农之间有城。”弘农，汉置郡名，故城在今灵宝县。而“九有”即“九州”，也正在这一带(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编)。这共工氏很可能与伊洛流域的“共水”、“共谷”有关。《水经注·洛水》：“洛水又东，共水入焉，水北出长石之山，山无草木，其西有谷焉，厥名共谷。”而共工曾经“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伊洛流域正有“空桑”地名，《水经注·伊水》：“昔有莘氏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韦昭引贾逵的说法：“贾侍中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国语·周语下》韦注)“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曾出土一幅战国时代楚国的帛书，其文字中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奠四极……共攻□步十日四时……’等语，‘共攻’即共工，进一步印证了炎帝、祝融和共工在古代传说中的关系。”(《中国史稿》第一册；又见《文物》1964年第9期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四岳”是“共之从孙”(《国语·周语下》)。四岳后代中的许，封在今许昌一带，申、吕在南阳一带(《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集解》、《索隐》)。《水经注》卷二十二引《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在《诗经》中也提到了甫(吕)、申与嵩山的关系：“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诗经·大雅·崧高》)从上引可知，传说中的炎帝及其后代均与河南，尤其豫西有极密切的关系。 从以上材料可以说明，河南的新郑既是“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又是“祝融之墟”，又是“少典氏之墟”。那么，按照传说，黄帝与炎帝应都是从河南新郑起家。所以，黄帝与炎帝是中州的土著居民。 根据我们对《史记》的《三代世表》与《五帝本纪》、《世本·帝系》、《大戴礼·帝系》、《古本竹书纪年》以及《山海经》诸古籍中有关黄、炎及帝俊、帝舜等谱系所作整理排列，可以发现《山海经》中的“黄帝”、“帝俊”、“帝舜”三个世系与《国语·鲁语》最接近，《山海经》的黄帝世系中包含的人名与《鲁语》中虞、夏世系有许多相同；《山海经》的帝舜世系与《鲁语》中的商世系有相当大关系。据《山海经》所说，舜是有易的祖先，而有易又杀了商的祖先王亥，这也许意味着商与有易可能是近亲血统关系，他们又是近邻，因而很早就能发生交往。而“帝俊”，皇甫谧认为即是“帝喾”(《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西周人“禘”的正是“帝喾”。从这里来看，也许《国语》和《山海经》保存的夏商以前的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有更多的真实历史的成分，它们保存了更多的未经后人按照大一统思想所整齐划一了的古代宝贵的传说。而一些名字在不同谱系中重现，说明这时各族交往的密切和融合趋势的加强。 从各书所载谱系来看，大多数表明颛顼、、禹是黄帝系统的人，《山海经》则将祝融、共工归于炎帝系统。 《山海经》将苗民、犬戎、北狄都归在黄帝系统内，说明他们与黄帝族关系的密切。他们很可能住在黄帝族附近或有某种程度的杂居。 黄炎时代，已相当于龙山文化时代，考古发掘充分证明这时私有财产的普遍存在和阶级的萌芽。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财富，黄、炎、苗三族自然要时常发生冲突和战争。于是黄、炎二族就在巩县一带的“阪泉”(亦即“涿鹿”)进行大会战，经过多次大战，黄帝才“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然后又在这里“禽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由于黄帝打败了对他威胁最严重的两大敌人，势力大大膨胀，疆土大大扩展，成了中原最大的霸主，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同上)。大概正因为这一族地大、人多、力强，于是就得到了“夏族”——“大族”——的称号。因为“夏”也训大，扬雄《方言》卷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诗经·秦风·权舆》：“于我乎夏屋渠渠。”毛传：“夏，大也。”秦晋之地正与黄帝族相邻，他们用自己的方言称呼黄帝族为夏族，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夏族以农业为主，它早早就发明了耒耜作耕地起土的工具，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中，曾发现过沟壁上的木耒痕迹，也发现过石铲(《庙底沟与三里桥》，第58页、110页)。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洛阳王湾三期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当地独有的“有肩石铲”(石耜)。而木耒、石耜在当时是先进的生产工具，于是别的族就叫他们“用耜人”或“耜人”。这也许就是夏人姓“姒”的可能来历。而所谓“皇天嘉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国语·周语下》)，当然只能算是一种神话传说。 正因为“夏人”的称号逐渐深入人心，而原来的“黄帝族”的称号却日益被人们所淡忘，于是诨号“夏人”就慢慢成了真名字，代替了“黄帝族”之称而流传下来。因此，后世的人并不是只把夏朝才称做“夏”，而是包括了被人们认为是黄帝后代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今天人们基本上都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它上面有一句话，帝(尧)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却至少可以说，战国时代的人是把夏及其以前的尧舜时代都看作夏的范围而一律称之为“夏”的。所以，夏朝的领袖人物禹，既可称为“夏禹”、“伯禹”(《国语·周语下》)、“崇禹［1］，又可称为“大禹”，而舜也可称为“大舜”(《孟子·公孙丑上》、《万章上》)的。中州地带是黄帝族即后来夏族的旧地，于是这块土地上建立的朝代就称为“夏朝”。这也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的朝代，多是用它起家的地方作它的朝代名，王充说：“唐虞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王充《论衡·正说篇》)而夏正是在“有夏之居”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从考古学上来看，在我国，至今发现过猿人化石的省市仅仅有七个，云南、湖北、安徽、陕西、河南［2］、北京和山东，河南居其一。说明早在五六十万年前中州大地上已有古老的人类活动生息，创造着自己的文化。 而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更多［3］。传说中的尧，如果按郭缘生《述征记》所说：“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水经注·瓠子河》引)晋怀帝永嘉三年为公元309年，则尧即位距今将近4400年。总之，从各种古籍如《史记·三代世表》、古本《竹书纪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等记载情况来看，黄帝时代距今最远不超过5200年，最迟不迟于4400年。但仰韶文化碳14的测定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515—公元前2460年，距今约6496—4441年。早期龙山文化为公元前2780年，距今约4761年(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5年第5期)。这样看来，早在所谓黄炎时代之前，中州已有自己的居民，创造了仰韶文化，接着是河南龙山文化，而这些文化又有明显的系列继承关系，未显出突变的重大迹象，就说明没有什么外部的崭新文化因素带进来，自然也表示不曾有大量外族移入此地。 再者，根据现有的对黄河流域早于夏朝的远古居民骨骼的测量数据来看，也显示他们自有一些特点［4］。这些材料表明伊洛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既与渭河流域的人不完全相同，也和山东大汶口人有风俗上的重大差别。可以推论，陕西和山东的远古人类，都不可能是伊洛河颍流域人们的直系祖先，他们的祖先很可能就是“南召人”。 二、“华夏”的由来 对于“华夏”一词，从古至今都有学者进行解释、探究：有从礼制服装上说明的(如伪《古文尚书·武成篇》的孔传)，有说由于华山、夏水二名而来的(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太炎文录·别录》卷一)；有从地理和文化上解释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也有认为是“夏”、“华”二音的音近推衍而来(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这些说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又都未能尽意。我有另一种看法。 我认为“华夏”一词的由来与黄炎的兴起地河南新郑有关。晋朝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固多荒诞无稽之谈，但也未必完全是他虚构的妄言乱语。他似乎是将他那时所见所闻的古史传说作了一番记录和整理，只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使他的《帝王世纪》里真假混杂，瑕瑜互见，但却不应该一笔抹煞。 《帝王世纪》说：“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 我们知道，谯周和皇甫谧都说，少典是有熊国君之子，而有熊国在河南新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皇甫谧这里所提到的“华阳”一地，也是史有其名，这个地名至晚也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 《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集解》：“司马彪曰，华阳，亭名，在密县。”《正义》：“《括地志》云，故华城在郑州管城县南三十里。《国语》云，史伯对郑桓公虢郐十邑，华其一也。华阳即此城也。”于此可知，“华阳”又可称“华”或“华城”。密县和新郑紧邻，在历史上，这个华阳，可能有时划归密县，有时又划归新郑。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我国第一次发现的秦简，这批珍贵文物中有53支上面写着从昭襄王元年（前306）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的大事，被称作《编年记》。其中也有写“卅四年，攻华阳”。整理此简的同志注：“华阳，韩地，今新郑境。”《编年记》的年数与《秦本纪》的年数相差一年，孰对孰错，此处不辨，但显然二者记的是一件事。 既然，这个华阳在皇甫谧所说的“有熊氏之墟”的新郑，那么，皇甫谧说“少典妃游华阳”的华阳，只能是新郑这里的具体地名，而不会是有人认为的《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的远至关中的华山之阳那一片含混不明的地面。这个“华阳”既然春秋已有了，则它的出现就可能更早些。 “华阳”的地望和出现时代弄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看看“华夏”的来历了。 《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说过：“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将“裔”、“夷”与“华”、“夏”对应提出。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则直接提出了“华夏”一词：“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这里的“华夏”显然是指中原诸侯而言。在春秋时代，“华”与“夏”几乎成了同义词。 本来“夏”之一词，除《诗经》、《尚书》中有西周的统治者自称为“有夏”、“区夏”，把自己说成是夏的继承者之外，多数时间是指中原诸国尤其是黄河以南的中州地区而言。而“华”也主要指中原诸侯。《左传·襄公四年》：（晋国）魏绛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以陈作为“华”的代表。而且处于晋楚之间的“诸华”，也只能是河南的中州地带。而“华夏”一词则更具有这种涵义。前引蔡声子说的就是指中州地区的蔡、沈、申、息、郑等诸侯国。一直到三国时代，仍是这种用法。《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二十四年……（于）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这里的“华夏”，显然是指许昌周围的中原地区。 孔子将华与夏等量齐观以称中原诸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表明他对夏的来历是清楚的，即夏的老家或旧居是华。孔子和他的弟子对夏的掌故知道得很多，这在《论语》中比比皆是。孔子谈尧、舜、禹、皋陶、夏时……，他说：“殷因于夏礼”（《为政》）、“夏礼吾能言之”（《八佾》）、“禹，吾无间然矣”（《泰伯》）、“行夏之时”（《卫灵公》）。为什么会如此熟悉呢？是由于“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卫灵公》），他看见过有关“三代”的历史记载，虽然这些记载已是残缺不全了。 那么，孔子所说的“华”是什么呢？看来应该是皇甫谧说的新郑的“华阳”地名了。这“华”本来是个名词性的形容词，用来作定语修饰“夏”的方位的，但后来却转成名词，与“夏”字构成叠义名词了，所以二者连称或分别使用，都能表示同样的意思。这正如《诗经》上的“荆楚”（《商颂·殷武》）和“殷商”（《大雅·荡》、《大雅·文王》）一样，无论连称或各自单独使用都可以代表“楚国”和“商朝”而不会引起误解。所谓“华夏”，就是指从华阳那里兴起来的夏族，就像《毛诗》解释《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中的“荆楚”一词那样，“荆楚，荆州之楚国也”。马瑞辰对此的按语是：“荆与楚异名同实。故楚国亦可称荆或亦累称荆楚，犹连称殷商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把春秋时代出现的“华夏”一词与皇甫谧记载的关于炎黄二帝的传说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华夏”一词的来龙去脉。它原来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也是春秋时代学者们对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再从考古发现来看，裴李岗文化就是从新郑最先发现的，与新郑相邻的县份也已发现多处，说明这一带早在七千余年前就是一个人烟比较多、文化比较先进的地区。住在这一地区的部族首先强大起来，正是情理中的事。 三、结语 总之，通过以上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原地带的各族人民，从遥远的古代起，就在这块土地上用血汗和智慧创造着物质和精神文化；他们在交往和斗争中逐渐互相融合。到了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种融合的趋势已大大加速起来，而物质文明也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因而许多发明创造都被归到人们理想的这位著名人物身上。由黄帝作代表的这一支部族由于物质文化先进，人口众多，力量雄厚强大，威震遐迩，虽然当时中原“万邦”林立，但它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被周围的各族目为“夏”(大)族，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夏地”。终于到了传说中的虞夏时代，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就首先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建立了国家。 国家的建立，更有利于跟外界的交流。随着夏的统治地区的扩大，他们的历史传说和英雄人物的事迹就到处散布。夏的灭亡使夏族经历了一场浩劫，夏人四处奔逃，夏族的故事和传说就传播得更远更丰富了，什么黄帝、炎帝，鲧、禹治水，就成了人们熟知的故事。所以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黄、炎、鲧、禹已广为人们所知晓。于是，一般人就把黄炎看成了自己的祖先。但少数的“史官”们，由于他们父子世袭，有着确实的口耳相传或文字记录的材料可据，他们就能指出本族和外族比较可靠的世系家谱来，因而，虞、夏族的始祖和商族、周族的始祖就大不相同，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从长远来看，华夏族的形成以至今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形成和某些少数民族的祖先，追本溯源，那确实是以黄炎族为先祖的。因而说黄炎是中华民族的祖宗是完全说得通的。 注释： ［1］《逸周书·世俘解》：“维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孔晃注：“崇禹生开，皆篇名。” ［2］［3］杨育彬：《河南文物考古三十年》，《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 ［4］见潘其凤、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的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张振标、王令红、欧阳莲：《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征类型初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0卷第1期，1982年。 （《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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