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以服事诸夏。”��

［2］《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

［3］《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4］《周语》上。��

［5］分服，《周礼·夏官·职方氏》下郑注说，“服，服事天子也”，这是此字的初意。以后引申起来以分别指示服事制度不同的各地的说法，古书中共有四说：(一)《国语·周语》上分五服：“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荀子·正论篇》内完全用《国语》说，不过两“邦”子变作“封”字而已。(二)《尚书·禹贡》也分五服：“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这因为是顶近的地方，所以谷割下以后，连稿带穗一切全送给国王)，二百里纳铚(铚指禾穗。因为稍远，只把穗送去)，三百里纳秸(秸指禾稿。更远，只把粟送去，搭配上一些稿)，四百里粟(更远，只送粟，不带稿)，五百里米(最远，去掉粟的皮才送去)。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三)《周礼·夏官·职方氏》下则分九服。原文是：“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帝号议下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暇。”此外同分服说有关的古说还有《尚书·康诰篇》首的“侯、甸、男邦、采、卫”。《国语》与《禹贡》说大致相同，但是《国语》说仅有内外的分别，并没有道里远近的数目。《禹贡》说把宾服变为绥服，又把蛮属于荒服下，皆与《国语》说不同。《禹贡》说虽没有指明甸服属于邦内，可是看它后面所记纳禾的制度和次序，那也非属邦内不可，与《国语》说完全相同。《周礼》说每服道里数目与《禹贡》说相同。可是它的甸服并不属于邦内，邦内另有王畿。合王畿计算实为十服。它这样的排列，应该是要凑够幅员万里的数目(每服全是周围王畿，每面五百里，对面合计也是千里，总计万里)。它的内五服是按照《康诰》说的次序排列下去。夷、蛮分属两服，与《国语》说不同，与《禹贡》说相同，可是蛮在内，夷在外，又与《禹贡》说不同。至于《禹贡》说“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二百里奋武卫”，似乎同《康诰》说也不无关系，可是他不像《周礼》说紧按《康诰》说的次序。从现在看来，《康诰》说与《国语》说来源较早，《禹贡》说与《周礼》说是从上两说分衍出来的，至于《始皇本纪》说虽晚出，并且除分服说与五帝一定无关外，它止分侯服与夷服，说反近古。《康诰》与《国语》两说不同的原因，大约是因为《康诰》是指明不同的职位，并不要排列远近为次序。《国语》虽分远近，但是并不全依远近的次序，说详正文，《禹贡》大致用《国语》说，除一名词不同外，顶重要的不同，是开始作出来大圈套小圈的格式。它虽说也采用些《康诰》的说法，可还知道《康诰》内的次序并不是用来排列远近的。《周礼》说当最后出，它采用《康诰》说的看法有严重的错误。后人对五服与九服所作出来大圈套小圈的图式与《禹贡》及《周礼》的著作人的原意当无不合。但《国语》所说，原意并非如此。至于后来作注释的人，看见诸说不同，无法解释，就说这是由于三代制度的不同：《禹贡》所载为夏朝的制度，《周礼》所载为周朝的制度，那却全属臆测，毫无根据。《始皇本纪》所说地方千里，就是邦内甸服说的扩张；侯服与宾服，仅有侯服，恐怕是因为宾服仅为周朝的制度，在商朝后期初有分封制度时，并无此分别。要服与荒服统称夷服，似乎是因为夷为四夷的统称，并无必要分那样的清楚。��

［6］《国语·晋语》四。��

［7］《山海经·大荒东经》“常俊生黑齿”条注。��

［8］《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9］《史记·五帝本纪》赞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10］《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

［11］《御览》七十八，《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

［12］《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虞舜“作什器于寿丘”条下。��

［13］《左传》定公四年。��

［14］《史记·周本纪》。��

［15］《说文》：“高平曰原。”我国西北由黄土积累成的原地很多。陕西省土地通常分为三种：最低的是川，同河流的水面高不许多，也叫做平川。较高的是原，从川地远望，很像是低山，可是由梯田上升，大约高二三十丈，登上以后又成平地，土壤很肥，这样的土地又叫作黄土原。最高的才是山。东方各省多只有平地与高山的分别，并没有原的一级。恐怕有人不明了原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解释一下。��

［16］我曾经考证古昆仑丘就是现在的青海高原(见本书附录《读〈山海经〉札记》)。又猜测我们华夏集团在文献还留一点微弱痕迹的远古是住在昆仑丘的脚下。这就是说他们住在洮河、黄河、湟河、大通河诸河谷中可能住人的地方。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在那一带所得的彩陶大约就是当日华夏集团居住时的留遗。我们的古人总好说昆仑，可以由此推测他们同昆仑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好说昆仑，就好像山东人好说泰山，陕西人好说华山一样。可是他们所说的昆仑总有点惝恍迷离，不像泰山、华山的清楚，这是因为他们离开昆仑日久，只听说它，并没有谁真看见它。因为原未发祥在那里，所以虽离开日久，总还一辈接一辈地传说下来。传说的时间越久，它就越带神奇和辽远的意味。他们逐渐东迁，少典氏和有�凳暇褪撬�们达到甘肃和陕西交界地区时的两个氏族。黄帝与炎帝的氏族又从它们分出来。这样的猜测颇近情理，但是证据太少。猜测的成分过多，假设离能变成定论的距离还很远。现在把它提出来以待后人的继续研究，与以肯定或否定。��

补记：我上面说“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在那一带所得的彩陶大约就是当日华夏集团居住时的留遗”，但据全国解放后近数年来考古的结果来看，前说恐怕还有错误。这所说的彩陶就是指我国新石器时代中仰韶、龙山两大系统中的仰韶文化。——彩陶虽为仰韶文化的特征。但此文化层中，彩陶仅占少数，拿它来代表文化，殊属不当。附正于此。——最近的考古工作者判别出甘肃省内的仰韶期陶器与东方的陕西、山西、河南各省的此期的陶器不同，并且较东方的发展为晚。至在甘肃相当发展的齐家期文化的发展时期比仰韶期更晚，更不必说。现在的考古界大致相信仰韶文化的发源地约在陕、晋、豫三省交界处的附近，甘省乃受东方影响而继起者。那么，假说当修正为：华夏集团离开昆仑丘脚下东行的时侯，陶器或尚未发明。直等它到三省交界的附近，这就是说在炎、黄已经分支以后，才有仰韶陶器的发明。此后留守昆仑丘脚下的氏族受东迁各氏族的影响，才也制造此类陶器。这样说也可以说得通。希望此后的考古工作人员注意此问题，用实证予以肯定或否定。1959年1月补记。��

［17］《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8］《左传》桓公三年芮伯万条下疏引《世本》：“芮、魏皆姬姓。”��

［19］《左传》桓公九年“虢仲”条下疏引《世本》。��

［20］《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条“大戎狐姬”。��

［21］《左传》闵公元年“吾侯作二军”条注。��

［22］《国语·郑语》韦昭注。��

［23］周朝宗庙的世次以昭、穆分。如父为昭，子即为穆，孙又为昭，曾孙又为穆，依此类推。太王庙为穆，王季庙为昭。“太王之昭”，就是说他为太王的儿子辈。余可类推。��

［24］《诗·大雅·绵》。��

［25］《国语·周语》一。��

［26］《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条：“骊戎男女以骊姬。”��

［27］《国语·郑语》韦昭注，《穀梁传》昭公十二年注，疏中说是引的《世本》说。��

［28］《汉书·律历志》。��

［29］《国语·晋语》四。��

［30］《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

［31］纪见《左传》隐公元年“纪人伐夷”条疏引《世族谱》。向见《左传》隐公二年“莒人入向”条疏引《世本》。��

［32］《左传》桓公五年“州公如曹”条疏引《世本》。下《世本》句引见《水经注》卷二三“阴沟水”条下。��

［33］《路史·后纪·共工氏传》。��

［34］卷五八“泾州百泉”条下。��

［35］《左传》昭八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条下：“卫，颛顼之虚也。”��

［36］《淮南子·兵略训》。��

［37］《山海经·北山经·次三经》。��

［38］参看后第三章。��

［39］《诗经·大雅·绵篇》、《桑柔篇》、《鲁颂·�９�篇》毛传皆训宇为居。��

［40］《左传》昭公十七年。��

［41］《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下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这就是说：以上四国为太昊的后人，它们的封地离济水不远，所以它们主太昊与济水的祭祀。��

［42］任、颛臾、须句三条皆本节注；宿为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节注。��

［43］《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这是说鲁国初封的国君为伯禽，分给他的人民，一部分是商人，另外一部分是奄人；他的封地在少昊的遗虚。��

［44］《用兵篇》。��

［45］《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

［46］《战国策·秦策》一注。��

［47］《经典释文·吕刑》下。��

［48］《尚书正义·吕刑》“苗民弗用灵”条下引。��

［49］据《罗苹注》本于《阴经遁甲》。《阴经遁甲》不知道是何书，且《路史》内有不少妄说，未必有所本。��

［50］《前汉书补注》卷二八上一。��

［51］《左传》宣公十五年。��

［52］《诗经·邶风·式微》与《旄丘》。��

［53］《国语·楚语》下，“蚩尤之徒”一语，据《尚书·吕刑》注补。��

［54］《盐铁论》一证是友人唐兰先生对我说的。��

［55］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把我国古代民族分为三族：一、江汉民族，二、河洛民族，三、海岱民族。他所说的一，大致等于我们所说的苗蛮集团；二，大致等于华夏集团；三，大致等于东夷集团。他的书于1933年初版。据他的《自序》说他于“乙卯春间”即曾把他的看法质于他的老师廖平，又说：“丁卯岁首稍暇，遂发愤撰集。”是他于乙卯春即已具有大致的看法，后十二年丁卯才开始写定。按乙卯为1915年，丁卯为1927年。傅斯年对于东夷问题也作了不少的努力。有《小东大东说》、《夷夏东西说》诸文。前者于1930年发表，后者于1935年发表。他们两个似乎是各自独立的研究，没有谁承袭谁的嫌疑。��

［56］《说文》女部嬴字注。��

［57］《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58］《左传》襄公十二年疏引《世本》。��

［59］《论语·颜渊篇》末。��

［60］《左传》襄公四年。��

［61］《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晋地记》。��

［62］《水经注·河水下》。��

［63］在今安徽寿、霍邱二县境内。《路史·后纪》卷一三上。��

［64］与注［60］同。��

［65］《路史·后纪》卷一三上注内说：“杜顺(旭生按：“顺”或为“预”的误字，但杜预《左传注》中未见此说)而来皆以为西丹，妄矣。按《汲书》，羿、桀皆居斟寻，则宜在此(安丰)，与��相近，岂得远出西塞‘因夏民’乎?”��

［66］《史记·夏本纪》正义引。��

［67］《左传》隐公二年《正义》引《世本》：“莒己姓。”又引《谱》：“莒嬴姓，少昊之后。”接着说：“《世本》自纪公以下为己姓，不知谁赐之姓者。”��

［68］《孟子·滕文公》下篇赵岐注：“葛夏诸侯，嬴姓之国。”��

［69］《史记·秦本纪》：秦祖“大费……是为伯翳(《索隐》说：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实一人，不异)，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费昌当夏桀之时……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中衍之后遂世有功……故嬴姓多显……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

［70］清末的儒者多受西人中国人种西来的影响，觉得三苗、九黎、蚩尤等全是中国的土著，后受西来华夏民族的压迫，退居山中，现在的苗瑶就是他们的遗种。近来的学者知道人种西来说的不可靠；知道华夏民族，从很早的时侯就是中国的土著。另外一方面，他们大约感觉到民族竞争，互相压迫，归结或反足贻帝国主义者以口实，所以就说今日的苗瑶与从前的三苗无干，不过是蛮人的别种。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吴起所说三苗的地域相当地明了，没有充足的理由，不能随便就把它扔掉。另外，唐虞的时代多说三苗，没有大谈起蛮(《吕氏春秋·召类篇》内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是一个例外。其实他所说的蛮就是苗)。至周以后，常说蛮而苗不见。到明清两代，又常说苗而蛮又不大见。魏源《圣武记》、《雍正改土归流记》篇首，以有君长者为蛮，无君长者为苗，实属强为区别，无大理由。地域相近，苗蛮二名互相改换，如非一种，应该如何解释?��

［71］《山海经·海外南经》。��

［72］《魏策》一。��

［73］《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六全说霍山又名衡山。��

［74］《孟子·万章上篇》“杀三苗于三危”；《尚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左传》昭公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上边所引的三书实指同一的史实。��

［75］《孟子·万章上篇》及《尚书·尧典》均有此文。��

［76］《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

［77］文公十八年。��

［78］《孟子·离娄下篇》注。��

［79］两条皆昭公二十九年。��

［80］即上所引《山海经》第二条郭璞注所引。��

［81］《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章。��

［82］昭公二十九年。��

［83］《左传》昭公元年。后来作综合工作的人说少昊为金天氏惟一的证据就是据此节《左传》所说“昔金天氏之子曰昧，为玄冥师”，及昭公二十九年《左传》所说“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条，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修及熙为玄冥”的文字。实则，五行官名原来全是专名，用作官名，大约比较晚近，玄冥实即商侯冥，不曾有疑问。冥生于夏中叶，时代相当明确。并且“昧为玄冥师”，并非为玄冥。杜预解师为长，不管他的解释是否，而昧即为玄冥师，就足以证明他与商侯冥同对。就这一点已经足以驳斥少昊为金天氏的说法。昧的后人为沈、姒、蓐、黄，然则《月令》中所记的秋帝、少昊与金天氏无关，而它所记的秋神蓐收，却与金天氏有密切的关系。��

［84］《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杜注。��

［85］昭公十七年。��

［86］昭公十二年。��

［87］《春秋释例》卷五。��

［88］卷一一濮州范县下。��

［89］《殷本纪》述汤事。��

［90］《左传》隐公十一年。��

［91］《左传》襄公十年。��

［92］《左传》隐公元年。��

［93］《括地志》，《史记·楚世家》正义引。��

［94］《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95］《国语·吴语》注。��

［96］《史记·楚世家》。按汪远孙已有《郑语》中“夔、越”的越为越章的说法。��

［97］《左传》文公十六年疏引《释例》。��

［98］对于苗蛮集团居住地的问题，胡三省在《通鉴》的一○四卷注中说的颇为明白。他说：“自春秋之时，伊洛以南，巴、巫、汉、沔以北，大山长谷皆蛮居之。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庸则汉之上庸县也(今湖北竹山县)。哀公四年，楚人袭梁及霍以围蛮氏，执蛮子赤。梁则汉河南之梁县(今河南临汝县)；霍则梁县南的霍阳山也。汉高帝用巴渝蛮以定三秦，则板楯蛮也。后汉祭遵攻新城蛮、柏华蛮，破霍阳聚，则春秋蛮氏之部落也。其后又有巫蛮、南郡蛮、江夏蛮。襄阳以西，中庐、宜城之西山皆蛮居之，所谓山蛮也。”但是他所说的“巴、巫、汉、沔以北”，“以北”二字颇容易引起人的误会。因为不惟他所说的南郡蛮多在汉、沔以南，并且东汉时侯所称的武陵蛮、零陵蛮(今湖南西南境)，郁林、合浦蛮夷(今两广境内)，日南、象林徼外蛮(今越南北部)，所叫作蛮的很多。大约除西南夷以外，凡在两湖、两广、四川及越南境内，凡未与汉族同化的人民，当时均叫作蛮，这个称呼大约还有超出于苗蛮集团以外的部分，但是除了两广及越南部分，超出或不太多。至于河南的外方及伏牛山脉一带，两汉、两晋、南北朝的时候还有蛮族，那就是些还没有同化的蛮族。��

［99］我写这本书初稿的时候疑惑《大荒东经》里面的“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所说的“俊”，前“虽无‘帝’字。也似乎与他有关”。现在知道这个看法不对。“俊”在这一节里面本为风名，胡厚宣在他的《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一文(《复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里面，据《山海经》的文例订正原文应为：“有人名曰折。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又据甲骨文材料及《尧典》“厥民析”的话，指出“折”为“析”的讹误；“俊”与“办”或“协”为同义词，《大戴礼记·夏小正》“正月时有俊风”，俊风即协风，说均确凿。此俊为一风名，与帝俊无关。我从此觉得“帝俊”原文或作“帝劦”也很难说。不过此说现在毫无证据，仅能提出以备将来研究的肯定或否定。��

［100］看《海外东经》“雨师妾……一曰在十日北”的文字，十日应该是一个氏族的名字。但是，看上面“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及《海外西经》“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的文字，那“十日”在极早的时侯已经和十个太阳的神话混在一起了。现代有人主张十个太阳是由于后人对名词的误会，由《山海经》的本文就可以证明此种主张的片面性。��

［101］丁山先生主张为顼字最初的形态。徐中舒先生说：“契古文为禼，又写作�粒�它是从变出来的。”但是他只在教室里面讲过，并没有写文章。我听说杨树达、容庚二先生也都是主张契说的，但是我没有见着他们的文章。唐兰先生也反对帝俊说，但是他所说的：“殷世之称‘高宗’后于‘大宗’眔‘中宗’，然而称始祖当为‘大祖’，而‘高祖’非始称，夔(即字，读如挠之)非喾明矣。”(《古史新证序》)我们觉得他的证据薄弱，未必如是。��

［102］从前以及有些现代的学者总要在从前所传的对圣帝明王大系统里面找出来帝俊的化身。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烜赫的人物不可能不出现在大系统里面，所以一定想找出他。我们对于这一点也不免有点感觉诧异，但是我们觉得可以从别一方面寻找解释：太史公在他的《自序》里面自比孔子，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索隐》说“扬雄、孙盛深所不然”，并且骂他“多见不知量”。实则，这是孔子被尊以后，众人囿于成见的说法。我们觉得孔子和太史公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太史公用创造精神，继承《春秋》而作《史记》。他在《五帝本纪》末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缙)绅先生难言之。”这就是说：虽说百家书里面记载有不少关于黄帝的传说，可是他们所说多不雅正和不近情理，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缙绅先生都不愿意轻于述说它。他所以选用《五帝德》、《帝系》两篇的说法，自然是因为它们的“雅驯”。他在《五帝本纪》里面，几乎把《五帝德篇》中的话全抄进去，可是，什么“乘龙扆云”啦，什么“乘龙而至四海”啦，以及其他类似的句子，却完全被他删掉。从这一点看，他那“雅驯”与否的标准不是很清楚吗?选择雅正和近情理的史料是太史公选择史料时候的标准，也似乎是孔子选择史料时候的标准。我们觉得孔子删《诗》的说法未必可靠，可是他删《书》的说法，似乎未尽子虚。如其不然。载在《左传》、《国语》诸书里面在春秋时代关于古代的传说，像实沈、台骀及鲧化黄熊之类，说孔子简直不知道，那一定不可能。他的舍弃不记，大约也是因为它们不雅驯的缘故。帝俊的“神”气特别十足，或者是因此为不谈“怪、力、乱、神”的孔子所舍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