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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七）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9:30:00 admin 点击：2452 |
这是说启不勤政事，淫泆游宴的事。惠栋说“溢与泆同”，很是。俞樾说“‘野于饮食’，即下文所谓‘渝食于野’也。与《左传》‘室于怒，市于色’文法正同”，也很是。“将将铭苋磬以力”句，《间诂》解释很多，仍无法全通，现在不必强作解释。江声解“湛浊”为“沈湎”，是。孙诒让说“‘渝’当读为偷”，释为苟且，“谓苟且饮食于野外燕游之所”，当是。万，舞名。翼翼，形容舞技娴习。“于大”，惠栋、江声、毕沅都说“当作天”，当是。孙星衍说“万舞之盛，显闻于天，天弗用之”，是解“天用弗式”的“式”为用。《孟子》溯夏传子的原因之一为“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152］。惠栋、江声诸人信《孟子》的说法，就疑惑《墨子》中“启乃”二字为“启子”的错误。孙诒让据《竹书纪年》(由《路史·后纪》十三转引)、《山海经》(据《大荒东经》并此条注)及《楚辞·离骚》中“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的文字，说这“并古书主言淫溢康乐之事”，并且斥王逸解“夏康”为“启子太康”的非是，他所引的证据很确凿［153］。总之，夏朝政治组织的逐渐定型，是因为禹有治水大功，所以就是他死以后，各氏族间的朝觐、讼狱、讴歌还是继续着归到他的氏族或部落，启的贤与否却并无关重要。 帝夷羿为东方首长，可无疑义。此次经过，《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所记轮廓已经明了。很可疑的是，夏本在西，夷本在东；太康失国以后，仲康与相颠沛流离，却皆在东方。据《左传》，他们像是依靠斟灌、斟寻二氏。《竹书纪年》也说“太康居斟寻”，“相居斟灌”［154］。仲康都未详。但相又有“居商邱”［155］的说法，王国维引《通鉴地理通释》说“商邱当作帝丘”，很是。帝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境内。《汉书·地理志》北海郡斟县下，班氏自注：“故国，禹后。”同郡平寿县下，颜注引应劭说：“古斟寻，禹后，今(钱大昕定此字为‘斟’字别体，很是)城是也。”同郡寿光县下，颜注引应劭说：“古灌，禹后。”今灌亭是。《左传》襄公四年下杜注同应劭说。斟县在今山东潍县境内；平寿也在潍县境内；寿光今仍用旧名。皆在山东中部偏北。但《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赞说：“斟寻在河南，盖后迁北海也。”后又引《纪年》、《尚书序》、《战国策》证斟寻在洛阳附近。据上所述，太康及相所都均有二说，未知孰是。我觉得《尚书序》所说“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是说太康兄弟作五子歌时在洛汭，并未说太康常居近洛汭，似乎可引以为证。《纪年》仅说太康居斟寻，并没有说斟寻何在。帝丘为相所居，看《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的文字，必须相与帝丘有关系，才可以在那里寻康叔的享祀，那这一说像是信而有证。帝丘虽说没有平寿那样偏东，可是与禹旧居河南登封县的阳城来比，也偏东不少。帝相不惟在东方，并且很能用兵。他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154］。就是仲康命胤征羲和一事［155］，也似乎与东方的兵事有关。羲和为日之母，那她的氏族应该在东方。他们是西方失国土的首领，却向战胜者的根据地大动干戈，实在可疑。但仔细考察，并没有什么大可异的地方。西方夏都城的附近，因治水的关系，四方走集，渐渐为天下重。虽说古人朴素，在那里未必有多少声色纷华的诱惑，可是经过后启丰亨豫大的培植，应当已经不是东方所能赶得上。《天问》里面说：“帝降夷羿，革孽下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王逸解革为更，解孽为忧，说“革孽夏民”是“变更夏道，为万民忧患”。这是说上帝降生夷羿，使他变更夏道，以致万民不安。他怎么又射河伯而抢夺洛嫔为妻呢?看这些话，似乎夷羿在西方曾受了些声色的诱惑。他所迁都的穷石离夏都郊坰不太远，也很难说。他对于东方的根据地或也就像匈奴、鲜卑等族，当他们入居关洛以后，就把他们的旧地扔掉，完全不管。仲康与相在东方幸而还有宗亲可以依靠，在那里纠集残众，渐渐剪除敌人的羽翼，也未见得不是实力还未充足，还不够恢复以前的上策。古人有称颂仲康的雄略，说他命胤候征羲和是要逐渐剪除乱贼的爪牙的，综览全局，不能说它全无道理。并且帝相的时候，屡动大师。于夷来宾，也不能说无成效。《后汉书·东夷传》说“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可以证明夷人同帝夷羿是沆瀣一气的。帝相先从容易的着手，把较难的留待将来，很合兵机。如果淫荒的夷羿不死，未必不死于帝相的手中。罗泌没有注意到诸夷与夷羿的关系，就斥责帝相的“选蠕而佳兵”，又说他“以姑息失之”［158］。他的意见腐阔矛盾，却最好发议论，也很可怪。寒浞杀夷羿后，又东灭帝相，或者是怕他的英武，觉得再不剪除，就要旧业重光，也很难说。这一次斗争，用“荡舟”的奡［159］，才能打胜。经过这一次大残毁，而华夏受东夷打击的恢复事业又延迟了数十年。 少康复国以后各代，因为前受夷患，社稷倾覆，经过了好多年，所以继续经营，不敢大意。有史实可考的数事如下： 少康时，“方夷来宾”［160］。 杼时，“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161］。 芬时，“即位三年，九夷来御”［162］。 荒“元年……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鸟”［163］。 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164］。 古时蒐、苗、狝、狩，“皆于农隙以讲事”，就是说，在闲的时候讲习武事，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操，有讲武或示威的意思。帝芒的东狩大约也是向诸夷耀武。继续五帝对于东方各有所事，可以证明他们对东方的重视。此后不降、扃、廑、孔甲、皋五帝的时候，没有什么相关的记载，大约是已经宾服，没有特别的事可记。再后到帝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人舞”［165］。是夏朝一代对于东夷始终不敢轻视。此后“桀为暴虐，诸夷内侵”［166］，夏朝也就衰亡。东夷与夏后氏关系的重要，上面所举各事，大致可以证明［167］。 《国语·郑语》说：“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后代大约承用这种说法。可是《周书·尝麦篇》说： 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 这一节前后皆说到禹，说到夏，可是开始却说“殷之五子”，非常可疑。有人说“殷”是夏的误写；朱右曾《周书校释》径改殷为启，校注说：‘启’旧作‘殷’，形近而讹。”又解释说：“五子，五观也，亦曰武观。启子，太康昆弟国于观。”他这样解释很正确。就是改殷为启，也应该是正确的。《国语》内说“启有五观”，后面指明说是“奸子”［168］。《左传》内说“夏有观、扈”［169］，也是指不遵守王伯命令的诸侯。《墨子》也曾引《武观篇》的文字，里面也说到启的败德。同本段引文相比较，就可以证明《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所讲的故事与古训完全不合。这一段是说启的五个儿子忘掉他们祖父禹的命令，趁着国家政令不修，共同起来作乱，就使他们的国家败坏。皇天哀怜禹有大功，就赐他，也就是说赐夏国一个人，叫作彭寿，他能想着整理夏的经界。今本《纪年》就说启的“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实则这是采摘群书，构成这样说法，并不可靠。看上面所引《周书》的话，启的儿子五人，它却把武观说成王的季子，就成了—个人。《北堂书钞》十三《武功篇》也只说“启征西河”，下注说“《纪年》云”；《路史·后纪》十三上只于“既征西河”下注说“纪年在二十五年”。究竟西河与启之五子是否有关系，古书中并无证据。然则它所说的彭伯寿，是否可靠，也很难说［170］。不过《庄子·大宗师篇》说：“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史记·五帝本纪》中，舜时也有彭祖的名字，是则大彭建国颇古；此氏族中有一个长寿的首长也相传颇古；彭寿为一人名，在夏启时已经很有功绩。大彭在夏朝已经为东方强国；应当是可信的。《水经注·济水》下说：“又东径韦城内，即白马县之韦乡也。史迁记曰‘夏伯豕韦之故国’矣。”这里不说商伯，却说夏伯，就可以证明这昆吾、大彭、豕韦三国，从夏朝中叶，已经为东方的强国。《郑语》又说昆吾为夏灭，可是《诗经·商颂·长发篇》叙汤的武功，却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叙昆吾于夏桀的前面，夏桀为商所灭，那昆吾也应当为商所灭。又叙它于桀前，它的灭亡也应当在桀前。后人或者因为它亡于夏朝还未灭亡的时候，就说它为夏灭，也很难说。昆吾遗墟有二：一在帝丘(河南濮阳县)，一在旧许(河南许昌县)。何先何后，在古书内没有显明的证据。韦昭注《郑语》说：“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照他的意思是自北迁南。今本《纪年》就用他的意思，把此事写在帝廑的四年。王国维疏证说“《左》昭十二年《传》：‘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盖谓陆终之子昆吾，不得在胤甲(帝廑一名)时”，很是。实则虞夏之际，高阳氏还在玄宫，为宗教主，有虞氏正在强盛，它的国土也离玄宫所在地不远，无缘在它们的中间忽然间杂一个己姓昆吾的建国。祝融居郑，昆吾是他的长子，随着他父亲住在附近的许地，是较近情理的事情。但许国为大岳的后人，昆吾何缘也在那里居住?颇成疑问。不过许国从前是否有迁徙，古书中全无记载。如果说它无迁徙，即使相信昆吾自北迁南，也要遇着同样的困难。此事难明，不必强说。夏后氏中衰，旧邦渐渐沦亡，昆吾氏或就在这个时候北进，灭掉高阳氏，在那里建设新邦。就是祝融族的他支，顾、温、苏及豕韦的建国，也许都在这个时期内。因为夏朝初年，舜死未久，有虞氏未必境十日蹙。及至夏衰，虞也许遭到相似的运命，商还没有强起来，当时在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平原，最适宜于群雄的纷争。疆土变更应当在这个时候。又帝夷羿从东方的穷桑西进侵扰夏国，旧许一带像是必争的地方。昆吾氏北迁因为受夷羿的压迫，也很难说。“韦、顾既伐”，接着就到昆吾。韦就是豕韦，在今河南滑县境内。顾在今山东范县境内。如果这个时候昆吾氏还在帝丘，与用兵的路线也很相合。我也知道上面所举的证据仅可作为旁证，还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韦昭及今本《纪年》说的毫无根据，实极确凿。谨将此问题提出，以供将来学者的探讨。 豕韦建国绵历夏商，就是“韦、顾既伐”的韦，当无疑问。但是它与陶唐氏后人刘累的关系却很可怪。《左传》载蔡墨说：“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171］这是说夏朝的帝孔甲有两条龙，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养活它们。陶唐氏的后有刘累从豢龙氏学会养龙的法子。帝孔甲很喜欢，就赐他姓御龙，来替代豕韦的后人。他所养的雌龙死了，他偷偷地把它剁成肉酱，送给夏后吃。夏后吃过，觉得很好吃，又要向他要肉，他无法应命，害怕得罪，就迁到鲁县去。春秋时晋国的范氏就是他的后人。又载范匄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172］此二说正相合。但是当时豕韦并未亡国，何能就替代豕韦的后人?在商代，豕韦强大称伯，刘累后人何以就能混称豕韦氏?杜预无法解释，就绕着弯说：“以刘累代彭姓之豕韦。累寻迁鲁县，豕韦复国，至商而灭。累之后世复承其国为豕韦氏。”这是说豕韦先已被灭，因为刘累迁去，它又复国。及至商代豕韦又被灭，刘累的后人又承受它的国土，仍叫作豕韦氏。这样纠缠起来，对对付付地把两面顾到，不至于有显著的矛盾了。可是，豕韦第一次的被灭与复国，完全出于臆测，毫无根据。豕韦强国，孔甲想灭掉它，把它的国土给别人，谈何容易。夏后赐刘累氏叫作御龙，不管他迁于鲁县，或又得豕韦氏的故土，均当称御龙氏，不应称豕韦氏。主要的是：商伯豕韦虽说不知道灭于何年，今本《纪年》说它亡于武丁五十年，虽也未见得有确实的根据，可是它亡于武丁时却近情理。因为商当武丁的时候，兵力很强，辟地很广。《商颂·玄鸟篇》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格。”这是说武丁的时候人民所住的畿辅广大，疆域推广到四海边。海内的人全来朝贺。从今日所得到的甲骨材料研究，也可以证明《玄鸟篇》所说并不太夸张。商都黄河南岸时，未必有力干涉到北方的豕韦。盘庚迁殷以后，武力像是还不很强，也未必就有兵力去灭一个累世的伯主。独到武丁的时候，享国久长，兵威大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也是一定的道理。劳师动众，去了肘腋间的一个厌物，却又把国土给了一个不相干的刘累后裔，这样的事情也太难索解了。这样的记载同《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说的“其处者为刘氏”合起来，而刘氏的一部分——因为还有姬姓的刘［173］，无法抹杀——遂与晋范氏同姓，同出于唐尧。我们虽不相信刘歆等——或刘歆以前的人——大规模掺乱《左传》，可是这三处太像他们有意的掺入了。他们正在为研究《左传》的人争太学的讲座(博士名位)，随便加进去几句话，证明刘氏出于帝尧，献媚于当日的统治阶级以求达到他们私人的利禄目的，岂不是很方便?看《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内“汉家尧后”的说法，似乎这种掺乱在汉昭帝以前已经作出，并非刘歆开始作伪。无奈作伪的本领不高，还是露出马脚。他们不惟掺乱《左传》，并且把范匄的话大同小异地掺入《国语》［174］里面。不过并不难看出它与当日的情势不合，完全不足信据［175］。 殷商一代，关于三集团相互关系的史料保存的很少。伊尹以空桑的贤豪为汤的佐命功臣［176］。空桑是少昊的都城，那伊尹也应该是东夷集团中的人物。商氏族起自东方，与东夷集团关系颇密，伊尹为汤辅相，没有什么奇怪。关于东夷，仅有仲丁征蓝夷一事［177］。苗蛮就完全没有。后人拿高宗所伐的鬼方［178］附会后代黔中的鬼国，是错误的。鬼方在北，王国维考的已经很明确［179］。殷商的兵力似乎还没有达到今日的两湖，不要说贵州了。这一部分史料缺乏的原因，或者因为商人本为东方的氏族，他们的都会又不少在东方，建树立国规模的伊尹又为东方的人，他处理东方的事情应该比较得宜，所以就没有什么大变化。至于南方的苗蛮，或是因为宗教的问题已经解决，而又与中原多隔山河，交通困难，所以也没有大冲突。并且在夏、商、周三代，王国的规模一代比一代完备，组织一代比一代严密，所以商朝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充实。所说的“贤圣之君六七作”［180］，就是因为从前国王的宗主权殊为薄弱，普通的时候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单独商朝当这六七君的时候，兵力优越，真能作全中国的盟主。从这一点看，不惟过去的夏朝差的很远，就是将来的周朝也似乎还差一点［181］。三集团的斗争在商代没有特别显现出来，这或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等到它的末叶，同人方(就是夷方)的斗争又渐渐地剧烈起来。纣尽全力经营，才能把它征服［182］，可是国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纣由于一时的胜利就冲晕了头脑，沉湎淫泆，歌舞升平，数百年的宗主权遂为周人夺去。关于这些经过，徐中舒先生在他的《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里面说的颇详细［183］，读者可自行参考，不再赘述。 八、炎帝是否属于南方集团 我个人于1939年开始研究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工作了若干时候，才渐渐看出来我国古代的氏族分成三个不同的集团。以后，才听到友人说在我工作以前若干年，蒙文通、傅斯年已有相类似的说法，暗中摸索，大致相合，足以证明所得各条并非一人的私见。所不同的是蒙文通把炎帝、共工、蚩尤、祝融全分属于南方的江汉民族(就是本书内的苗蛮集团)，而我把炎帝、共工分属于西北方的华夏集团，把蚩尤分属于东方的东夷集团，虽也把祝融归于苗蛮集团，却指出他原来属于华夏集团，在禹完全征服三苗以后，才到南方去，此后除宗教外，他那族姓的习惯与语言才渐渐与苗蛮集团同化。从现在看，我觉得对于祝融的问题我同蒙文通的看法，分别并不太大，不过我对于传统一致的说法，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不愿意轻加驳斥或抛弃，并且从我对于帝颛顼的研究使我得到另一种如前面所说的看法。这个问题太大，我所提出的看法将来能否成立，我自己也觉得还没有十分把握，只好留待将来学者的继续研究。关于蚩尤属于东夷集团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很可能有其他的看法。从前人把他归于苗蛮集团，纯属误会，现在也可以不谈。成大问题的是炎帝与共工属于何集团的问题，而共工氏姜姓，与炎帝本属同族，然则只剩了一个炎帝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傅斯年的意思也是把他归于南方集团的。现在把我不能同意他们两人的意见略述如下： 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原上的意见，自从我于1934年到宝鸡斗鸡台作田野发掘的时候就已经深切地感觉到。由于前面所说到的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磻溪水、姜氏城诸遗迹的指引，就觉得姬、姜两姓的关系从来已久，绝不能分属两族。以后研究古史，才注意到炎、黄二帝氏族均从少典氏族分出。又注意到共工氏族居住的确在黄河出山入平原北转的地方。并且共工的从孙为大岳(就是《尧典》中的四岳［184］)，佐禹治水有大功。姜姓的建国本不多，而除申、吕以外全在北方。申或为吕的别支，建国于周朝时候，可以不谈。吕也是大岳的后人，或者是随着尧、舜、禹的南征，遂建国于今河南的西南部，与真正南方的苗蛮，次南方的祝融八姓全没有关系；古史材料里面有三事，二事从现在看来，仅仅出于误会，还有一事，虽说也可以解释，不过问题还不能弄得太清楚，还有些可疑的地方存在。(一)为《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县名)之西南羌地是也。”这样说，那姜姓本出苗蛮，以后才到西北方。此说本于《左传》。《左传》屡次说到姜戎，并且襄公十四年《传》明说“谓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昭公九年《传》又明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所指的都是姜戎，这样，似乎三苗属于姜姓不成问题了。但这里有很重要的一句，大家对它却不够注意，也没有在那里生出疑问，所以也没有设法去解决它，误会就是从此生出。很重要的一句就是紧接“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下面的“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姜戎明明姓姜，何以又骂他们为“允姓之奸”?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今日浅化人民中间，统治家族与被统治阶级不属于同氏族人的情形，时常遇见。姜与羌本属同源，为西方著名的氏族。把南方的“允姓之奸”迁移到那边，使姜姓的首长管理生业，也是很可以有的事情。戎子驹支自述他华贵的种姓，就说“四岳之裔胄也”，周王的臣下斥猾夏的戎蛮，就骂他们为“允姓之奸”，这里面并没有一定矛盾的地方(因为在“姜姓”二字后面加“之奸”二字，似乎就太古怪了)。因为三苗氏族窜到西北的一部分曾同姜姓发生过关系，就说他们的氏族完全属于姜姓，这种用偏赅全的办法是很不对的。(二)把神农与炎帝合为一人，又把神农与“烈山氏之子”柱合为一人，而后炎帝、神农、柱三名全代表一个人!又因为烈山氏的地域在今湖北随县境［185］，炎帝遂成了江汉民族的首长。这全是受大一统观念的蔽塞，遂以为有相似的行为就是一个人。其实炎帝绝不是神农，《封禅书》中说的很清楚［190］。当日的氏族林立，几个地方，在差不多的时期内，不相谋地共进了农业的阶段，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地方?烈山氏属何集团，现在找不出确实的证据。依地望推测，像是属于南方的苗蛮集团。即使不然，吕国早已建国于今河南南阳县境内，该县离随县不过三二百里，中间并没有高山与大川的间隔。这两县现在虽分属两省，而在汉代却同属于南阳郡。我们曾说过：炎帝氏族虽与神农无干，可是他们却是早已进入农业阶段。那属炎帝支的吕氏族的旁支东南进三二百里，在那里建立一个农业的团体，以后就成了那边农业的“不祧之宗”，也不是一件很难能的事情。这以上两点完全由于误会，一经说破，全不相干。小有可疑的是第三点。《山海经》末页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音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这一段内所说的世系和地域，有与从前传统的说法相异的，也有相同的。相同的是它同《左传》、《国语》、《礼记·祭法篇》一致，说后土出于共工。相异的是《帝系篇》与《楚世家》一致说祝融出于帝颛顼，此段却说他出于炎帝。又我在前面说过共工氏的地域就是后此所说的共头、共首、共县，那它就在黄河北岸，黄河出山入平原，向北曲的地方，可是按这一段所说，共工同江水也似乎有关系了。至于祝融与江水的关系，大约是祝融后裔南入苗蛮，建国于今湖北西境的反映，并无冲突。共工的儿子术器与江水的关系或者可以作这样的解释：我们已经说过，所传说的三代以前的生大约是氏族分合的关系，并不是个人血统的关系。共工氏族或者有一部分随祝融后裔南下，留在南土，与江水真正发生过关系，也很难说。至于祝融氏族到底是由高阳氏族分出，或者是由炎帝氏族分出，那传说的来源并不是一个，因而不相符合，我们既没有理由取其一而舍其一，也就不必强说。我们要说的一句话，是：炎帝氏族或部落属于华夏集团，高阳氏族或部落也属于华夏集团，却与东夷集团有很深的关系，祝融氏族或部落的一部分后来虽南入苗蛮集团，成了那边的宗教的和政治的首长，可是氏族或部落的本身仍属于华夏集团，它的大部分也仍留在本集团中，并未南下，这样，祝融氏族的来源出于哪一氏族的问题就没有很大的重要了。并且，再进一步说，我们分三集团，是觉得这样地分才可以更实在地反映当时的情形，并可以增加我们工作的方便。实在每集团的内部也还相当复杂。我们不得不把华夏集团分成炎帝和黄帝的两大支，又不是不把祝融八姓各国从真正南方的苗蛮集团中分出来，又不得不在华夏与东夷两集团中间把高阳氏、有虞氏、殷人的特殊地位划分出来。实则，如果觉得不方便，即使分作五集团或六集团也未始不可。不过就是这样划分起来，只要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二要素把握得够紧，并且不忘记早期所留遗的史料和晚期史料的不同价值，仍不难看出炎帝和黄帝关系比较密切，祝融和华夏及苗蛮两集团，高阳氏的宗教集团同华夏及东夷两集团均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其他集团的关系所能比。所以对于姜姓，只能说它是姜戎或羌，却不能说它是姜蛮，就是由于这个道理。 九、余论 我国古代部族的三集团的分布，它们相互的关系及重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所能考出的大致就是这样。对于这些将来一定还要有若干的修正，但是希望大致的间架不致错误。 最后还有几句补充的话：当我谈过黄帝、蚩尤大战以后，就说：“自此以后．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相处颇好”；谈过征服有苗以后，就说：“祝融的后人一小部分杂处苗蛮中间，可以传播教化。全部势力仍在中土，所以并没有部落南徙的事实，也没有它压迫有苗入山的行动。结果土人的宗教同化于中土，新徙民的言语习惯也渐渐与土著同化。……这些南方集团等到一千多年以后，又由祝融的后裔领导着与中土诸大国争短长，结果却是同化作用更迅速地进行”。这样的看法是否有把此种同化活动理想化了的嫌疑?换句话说，这样的同化活动是不是一种理想的、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是否在实际上，仍像欧洲人到了美洲，土人逐渐消灭，新到的人民逐渐喧宾夺主呢？对于这个疑问，我们现在的看法是这样：第一，偏狭的民族主义是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产物。欧洲于十四五世纪以后才逐渐成立。第一次最显著的表示就是法国若望达安于十五世纪上半纪的驱逐英人。此后欧洲人民族主义更迅速地发展。他们到美、非、亚各洲，全是用他们优越的武力和经济能力，对于土人加以无限度的掠夺和压榨。我国在四千年前，社会进化还在氏族社会的后期，顶多也不过捉几个俘虏为奴隶，像十五世纪以后的大规模的民族压迫，是不可能有的。第二，就是专从抢掠奴隶的观点来看，“货力为己”的私有财产制度在尧、舜、禹时代才刚刚萌芽［187］，生产力的发展还在幼稚阶段，还没有特别抢掠的必要。就有少数的奴隶，也不过进入氏族中间，为氏族公有的奴隶，久而久之，结果仍是同化。第三，顶重要的是社会的活动及变化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说受“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谋得方式”的限制。我国在四千余年前，主要的生活资料谋得方式是牧畜业和农业。如果在地理方面牧场及农场范围过狭，人口已经很密，那也就会引起更多的争夺牧场和农场的争斗，或强迫着人们到远处寻求生活资料。如果他们文化较高，比方说附近人民还在使用石器阶段，而他们已经知道冶金，那他们就会拿他们所作的优越的铜器同落后的人民交换，或用锋利的青铜武器去掠夺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也掠夺他们的人民。在古代，俘虏的人民总是奴隶最主要的来源。西方古代文化发达的各地方，如埃及、两河流域、斐尼基、希腊各地，或为沙漠所包围，或为海洋与山岳所围绕，牧场和农场均很窄狭，可是他们的文化比附近的人民都高，所以他们通过生产以发达文化的道路，就是用他们精巧的手工制出产品以与附近人民进行交换，也附带着掠夺他们的道路。中国却情形不同，从地理的观点来看，我们当时所有牧场和农场的面积，不惟比上面所举西方各地都广大，并且比它们总和起来的面积大致也还要广大。可是当尧、舜、禹时代的人民数目，据我们近年来考古工作及从文献资料搜求研究的结果，知道洪水以前，人民还不知道凿井的技术，所居住的地方仅仅限于河流及湖泊的附近，人民很稀少(详见后《洪水解》)。《帝王世纪》所说“禹平水土，还为九州……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旭生按：后两数相加为二千四百一十一万零二十四顷，与前一数不全合，疑有误字)。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的数字，尤其是人口的数字绝不可靠。由现在各种材料去推测，当时人口数目不能超过百万。由于人民治水的辛勤，就发现了凿井的技术，而后我国广大的平原才均可居住。可是此时人口还稀，争夺可以较少。在此广大的地域上面很有余地去休养生息，可以“取精用弘”以孕育发展将来的高度文化。不需要渡重洋，冒巨险，以与其他人民作交易，或掠夺他们。所以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不同于古代西方各国。主要原因是受了生产方式不同的限制，间接也是受了地域环境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不能达到希腊、罗马的高度，这大约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太大，现在可以不谈。所要谈的一句话，就是我国古代地域广，人口少，争夺牧场及农场的斗争不剧烈．所以互相残杀的事比西方古代文化发达的国家也比较地减少，不要说比西方近代的国家了。由于以上所说的三种原因，我们觉得拿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以后互相残杀的惨酷情形推论我国古代也有相类似的情形，是颠倒历史的看法，是非常不科学的。所以我前面所提出的几句话，据我们自己的分析，并没有把古史上的事件理想化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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