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的传说和其时代

吕振羽

人类在最末一次的冰河期以后，到新石器之发明和使用，便知道而且才可能在河畔或湖上建筑其所谓湖上住室。这在中国适相当于《山海经》中之所谓“女子国”的情形，以及如次的一些传说情形。��

“炎帝以姬水成，黄帝以姜水成。”（前引）��

“黄帝居若水。”（《帝王世纪》）��

“太昊之母，居华胥之渚。”（前引）��

关于传说中之“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状况，照我在前面的研究，正是使用新石器的时代，应该在“冰河时代以后”。欧洲最初的石斧的发现，距最后一次冰河期的年代为二万五千年（参看前例表）。中国或者也不能紧接在第一次冰河的融解期就已入于新石器时期。从而最后一次冰河解结而成的洪水，似乎不致延到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

从而关于这一时代之洪水的传说来源，我有如次的两种推断：一，传说中之洪水时代，比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更古远，更古的当时的传说遗传到后代，人们就拿它和“尧、舜、禹”结合起来反正“尧、舜、禹”这三位“圣人”，也是以神话传说为基础而砌成的；二，传说中之“尧、舜、禹”时代的洪水，或因冰河融解以后的长时间，大量的水还汇积在大陆内未曾流出，又因大量雨水或上游高地水源的增加，致成为古代的一次最大的水灾，而被传为洪水。这两种推断，我不敢说完全正确，只敢说有可能。但是照如次的关于“尧、舜、禹”时代洪水的传说，似乎不像原始洪水的情形，反而能接受于我的第二个推断。��

“五帝德厚，而无穷厄之恨，然尚有泛滥之忧。”（《吴越春秋》）��

“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逐高而居，尧聘弃，使民山居，随地造区。”（同上）��

“邅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同上）��

“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人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淮南�┳�·��齐俗》）��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禹疏九河。”（《孟子》）��

“降水警予。”（《尚书》，《孟子》作“洚水警予”）��

“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庄子·天下篇》）��

（案《淮南子》及《吴越春秋》所载，在氏族制时代，甚至在国家出现后的一个时期的西南亚细亚，特别在底格里斯和优伐拉底流域，也正是这种情况。——补订。）��

这在《吴越春秋》和《淮南子》说来，不过是水“泛滥之忧”，是“天下沉渍”，“四渎壅塞”，“天降大雨”，显然不是原来的洪水时代之洪水横流的情形。在《孟子》所说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情况，也必须到冰河已经过去，陆地从水面现出以后，才有可能。其次，当时人类对冰河解结后的洪水，只有逃避的可能，而没有克服（疏治）之可能，而且这便是历史所给予人类的局限性。人类能用他们发明的工具去治水，必须要在历史的一定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的。儒家一面把“洪水”描写得盈天含地，一面又抬出一个治水的“禹”来，自己把问题陷于矛盾之中。这在当时的屈原就提起一个很重要的抗议了：��

洪泉极深，何以寘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应龙何画？何海何历？��

鲧何所营？禹何所成？��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

这很明白的在说，像儒家所说的那样“浩浩”“荡荡”的洪水，事实上便是无法去着手疏治的。从而儒家所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虞书》）“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同上）“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夏本纪》）的情形，显然是一种过分的夸大的描写。像这种滔天盈空的洪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当然有过，可不能在儒家理想中的“尧、舜、禹”这一时代。��

在儒家对于这一所谓洪水时代的描写的理论，所构成的矛盾还不止此。就孟轲个人所说的话来看，他一面在极力宣扬有一个能使用工具去治水的“禹”，同时却又把当时的时代写成为一个野蛮初期的巢居野人的时代，他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虫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像这样巢居穴处的野人，能和“厥民析鸟兽孳尾”，“舜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耕于历山，作什器于寿丘”。“尧饮于土簋”，“茅茨不翦”，“卑宫室”和“击石拊石”的时代结合起来，这难道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宗圣”的秘传吗？孟老先生的脑筋虽属是“上下五千年”，只是恐怕由初期野蛮时代到初期未开化时代，并不止五千年呢？��

其他各家所记对于洪水的传说，比儒家还较为近理一点。如《尸子》说：“燧人氏时，天下多水。”（《北堂书钞》引）照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传说中的“燧人氏”的时代，正当于人类在野蛮初期的时代。《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固载。火�惭锥�不灭，水浩洋而不息。”这也很能说出因气候转为炎烈，致冰河融解，火山暴发的往古情形来。《神异传》所谓“北方层冰万丈，厚百尺”，也大概是人类对于最后一次冰河的印象所遗留下来的传说。��

但在传说中之所谓“尧、舜、禹”时代，中国曾经过一次很大的水患，这许是可能的。儒家对水的传说，虽属近于夸张，总应有一点神话传说作影子。而且关于“禹”，无论他是“神”或是“人”，曾经和“水”发生过关系，也许是实事。《左·昭元年》说：“微禹，吾其鱼乎？”《楚辞·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在周代，儒家以外，也都有关于“禹”的传说。��

在这一传说时代，如若真有这样一次水灾，并且曾行过疏治的工作，那就决不是一个神化的“禹”所能单独奏功的。依照我们在最前面所研究出的当时社会组织，或者因为“水”的问题于当时人群的生存太密切，而曾经特设了一个治水的普通酋长主其事，倒还有可能。从而我认为像如次一类的传说记载，倒还能暗示出一点真相。��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博土，行山表木。”（《史记》）��

“伯禹念前之非度……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周语》）��

依此，实际在作治水工作的，还是“诸侯百姓”、“四岳”，易言之，就是散居在“岳滨”的各氏族（百姓）全体氏族员及各氏族的世袭酋长普通酋长（诸侯）们。当时即使有一个专主其事去治水的“禹”其人，也不过是一个治水的普通酋长，和他们共同在参加治水的工作。��

所谓“九州”，所谓“四岳”，我们在前面已说得很明白，“四岳”大概是太行山一带的当时地域名称；“九州”也不过是当时“四岳”地域之内的一个地方，或系当时露出水面的一些高地，从而当时治水的标准，不过在尽其可能的程度之下，把环绕他们居处地以内的“阏塞”的“渍沉”的水量导入低地，所谓“疏川导滞”，以便于他们的生活，并以连络其“联合”各氏族的交通。并不是儒家的所谓疏导“三江九河”“奠定九州”的那种伟大的工程，因为那样大的工程，在新石器时期的古人，不单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不是当时的他们所能梦想得到的。��

把多少年代以来，人类全体努力所得出的结果，而归功于他们脑筋中所制造出的“圣人”，这正是统治者一贯的把戏。封建统治阶级从而又是这一阶级之代言人的中国儒家，更算是这门技术的专门家。�オ�

（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民国丛书》第四编第72册，上海书店据耕耘出版社1949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