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之文化形态

陈安仁

近人谓中国之进化，始于禹，禹以前，皆宗教所托言，此虽未可据为定论，然中国上古文化至禹而发展加速，此是事实，兹将夏代之文化概述如下，以资参证。��

（一）农业中国农业之开始，是于神农时代，《新语》说：“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生，乃求可食之�┪�……��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中国农业，虽是开始于神农，而中国农业社会的安定，则是托始于夏禹。摧毁农业社会之基础是水患，而中国上古时代的水患，是夏禹所平治，水患平治，而后农业社会才能安定。上古的水患，不是始于禹，《尧典》上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可知在尧时已有水患。案女娲氏时：“四极废，九州裂，水浩溔而不息，于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积炉灰以止淫水。”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之山，共工氏振滔洪水以薄穷桑，江淮流通，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似洪水之患，实起尧以前，不过至尧之时，始着平治水患，初命鲧治水，没有功绩，继命鲧的儿子禹治水。《淮南子》说：“尧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畚锸以为民先，疏河而导九支，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又说：“禹沐淫雨，栉疾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霜；百姓亲附，政令流行。”《庄子》说：“昔者禹堙洪水，亲自操橐耜而涤天下之川，股无跋，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的治水，非他个人的功劳，而是赖群众的协助。《史记》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一件大事，就是五帝时代的末期，有一场洪水之灾，幸大禹出来，把它治平，禹时的洪水古书上没有叙明来历，就地理上揣测起来，大概是黄河的水患：第一，是黄河流域，系我们汉族的先民繁殖的地方，当时灾情的重大和普遍，一定是受黄河泛滥的影响。第二，黄河从古以来常有水灾发生，在大禹的时代，预料亦有洪水。禹见了黄河的水患，便决定先行整理黄河的水道，从黄河上游积石山地方整理起，一路疏通，把龙门、吕梁（在现今山西省离石县地方）和砥柱（在现今山西省垣曲县南）三处阻塞水道的山石，设法凿开，把下流分成九条水道，通入渤海与黄河中。水患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农耕才有着手的地方；《禹贡》内有禹“开九州通九道”之事，所谓九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既定，而农业才有用力的基础。《尚书·大禹谟》记禹语舜说：“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六府）惟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惟和。”善政在于养民，而养民最要者惟谷，谷之产生在于农。中国自神农以后，即以耕稼立国，惟上古之时，农术未精，地力易竭，故有畼耕制度（场畼古通，谷田不耕则废为场，休田作牧），游牧与耕稼并行。至新田力竭，复辟旧田，而休田之制易为�惶铮�即爰土易居之义。夏代之田分三等：不易者为上田，一易者为中田，再易者为下田。夏代授田制，是沿用井田之法，其详不可得考；农业初启之时，土地是归于部落所公有，而个人固各有分地，然各有分地至何种程度，则又不可详考。《通考》卷一言黄帝之时已有井田：“黄帝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其中：（一）不泄地气，（二）无费一家，（三）同风俗，（四）齐巧拙，（五）通财货，（六）存亡更守，（七）出入相同，（八）嫁娶相媒，（九）有无相贷，（十）疾病相救。”《玉海》引《李卫公问对》，亦说：“黄帝始立丘井之法，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此言井田之起于黄帝，然黄帝以后，此井田制度，未见称述。《史记》称：“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而《韩非子·难一篇》则说：“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所谓“侵畔”“让畔”，是没有一定的制度，故言井田之导源于黄帝，乃托古以见重，非真有其事。宋儒王应麟有说：“沟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井田制度，虽然是始自夏代，然亦代有变更，《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以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朱子因而注之说：“夏时一夫授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划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顾亭林对于夏殷之制怀疑起来，他说：“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划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顾亭林所谓“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然使周辟地日多，井田地亩之加多，亦有可能的。古代井田口分之制，究为几多呢？据《孟子》于《滕文公上》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韩诗外传》卷四说：“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为井，共田九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汉书》卷二十四上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家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古代力役生产，在于井田，在此田制中，诚有如班固在《汉书》所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有人说：古代是没有井田的制度，井田制度，是一个理想，但是古代农业开始以后，在私有田土未发生以前，必有一种土地制度，在共同劳力的耕种之下，井田制度之发生，是有可能的。顾炎武《日知录》说：“古来田赋之制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绩而已。《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总之，自夏禹以后，中国土地制度，是日渐详密的。��

（二）税制唐虞之时，中央之财政与地方之财政，亦截然划分，冀州甸服，有赋无贡。禹平水土，制为贡赋：“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兖州：厥土黑坟，厥田惟中下，厥贡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铮�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徐州：厥土赤埴坟，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织缟。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则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筿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箘�鼦�，三邦底贡厥名，包�≥济�，厥篚玄�肩嶙椋�九江纳锡大龟。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墟，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稞�，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上下，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金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至王城的外面：“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较赋税之中，不论丰歉，计五亩所入者以为贡，《孟子》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朱子《集注》所谓：“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夏代税制，大概如上述。��

（三）币制《管子》说：“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通�┛�·��钱币考》说：“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可知夏代已有钱币之制。钱文古作泉，帛币之兴，有谓始于黄帝，有谓始于伏羲神农之世。《易·系辞》说：“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说文》：“货财也，从贝，化声。”《广韵》引《化清经》：“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古时贸易之物，或以贝代泉，及后用以代泉者，不止一贝，因而有变化，故定名为货。《汉书·食货志》说：“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通志》说：“自太昊以来有钱，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黄帝）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所谓钱，所谓货，所谓泉，是当时交易的媒介物，而简单的商业已兴起。《管子》称“禹以历山之金铸币”，禹之时，已开始用金为交易之媒介物。叶水心于《策学备纂》说：“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皆用黄金。”《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懋迁有无，万国作�浮�”农业既兴之后，必继之于商业之开始也。��

（四）官制夏仍古制，沿用封建。夏代封建之制，爵分三等：公侯为一等，伯为一等，子男为一等（据《春秋繁露》及郑玄说）。封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每州之中，方百里之国二百，七十里之国四百，五十里之国八百，计一千二百国，合八州计之，共九千六百国，而畿内四百国，皆为子男，故夏称万国。唐虞以上，世有五官之建，即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唐虞之世，所设各官，有百揆，总理庶政；四岳，统治诸侯；司空，典治水土；后稷，典司农事；司徒，典司教化；士，典司兵刑；共工，典司百工；虞，典司山泽；秩宗，典司祭祀；典乐，典司乐教；纳言，出纳帝命；州牧分治诸侯。官制渐为完备。上古官制，以五官为最明，有人以为自周以前皆为五官；六官之制，是自周代始。然《尚书·甘誓》有“乃召六卿”之文，《史记·夏本纪》亦有“乃召六卿”之句。《通考·职官考》复说：“虞为六官，以主天地四时，夏制六卿（六卿即六军之将，《周礼》六军皆命卿，按即《周礼》之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其官名次，犹承虞制。”考《礼记·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石梁王氏注：“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可知唐虞设官不及夏时之多。至夏代地方制，还为九州：如济河惟兖州（今直隶东南山东西北），海岱惟青州（今山东东部以东），海岱及淮惟徐州（今山东南境及江苏北境及安徽东北一隅），淮海惟扬州（今江苏南境、浙江西北部、安徽全部），荆及衡阳惟荆州（今湖北南境、湖南北境），荆河惟豫州（今湖北北境、河南南境），华阳黑水惟梁州（今甘肃东南、陕西南境及四川），黑水西河惟雍州（今陕西、甘肃北境及嘉峪关外）。这地方制，是据《禹贡》所称述，而地方官吏为何，则未有说及。��

（五）兵制古代兵制之起，始自黄帝。其时以师兵分内外为营卫：立外卫二十八以包中卫，立中卫二十以包外营，立外营十二以包内营，立内营四以应外卫，攻守居行，一循是法。唐虞之世，关于军事上之设施，未闻其事。夏代兵制，其详不可得考，惟兵出于农，计田赋以出兵车。章鸿钊《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说：“《越绝书》谓禹以铜为兵，固不必禹始为之，特至禹而愈盛耳。《左传》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五材谓金、木、水、火、土，是似有兵以来，即用金矣，故金有兵之义。”兵车是一种车战的组织，而车战所用之兵器，必是以铜质做成的。又《尚书·甘誓》载夏启有扈之征，有“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之文，孔安国释六卿为六军之将，而夏代设六军以为兵制的组织，可以无疑。《尚书大传》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月令正义》说：“书传三公领三卿，此夏制也。”三公之司马公，是掌军旅之事，夏代之军权，是统于司马公的。��

（六）法制刑法之始，论者以唐虞为断，或谓唐虞以上无肉刑，而仅有象刑，象刑是画其象以治罪，于本人无伤。《白虎通》说：“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膑者以衣蒙其膑，象而画之，犯宫者腓，犯大辟者布衣无领。”画象治罪刑属至轻，《书》舜命皋陶作士，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之说，刑之于象，而其宥之乃至于流，视象刑为更重，无当于理；象以典刑，即法用常刑之谓。五刑之目，始于唐虞，五刑为墨、劓、剕、宫、大辟，皆属肉刑。《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即宫）、鲸。”是肉刑为苗民所创。夏时承虞制，沿用五刑，《大禹谟》说：“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至公布于人民之法律则有禹刑，《左传》晋叔向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竹书纪年》说：“帝芬（即帝槐）作圜土。”为夏有牢狱之征。《甘誓》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为夏有孥戮之征。《书序》说：“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为夏有赎刑之征。（吕侯为天子司寇，命穆王训刑以诰四方。）《唐律疏义》引《尚书大传》说：“夏刑三千条。”《隋志》亦说：“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周礼·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以上均说及夏刑有三千条。我们再看《夏书·五子之歌》，不但有治民之刑，且有正民之法，《五子之歌》说：“明明我祖（禹），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违背此典则者，必致覆宗绝祀，其重视国家的法律可知了。��

（七）宗教中国是多神教的国家，当上古时民智未开，看见日月星辰，附丽于天者如此之光明；山川河海风雨雷霆，展布于地者如此之变化；遂以为天地之间，必有许多的神明主持之。古代圣人遂利用之，以为神道设教，使人民不敢为恶；君后亦利用之，以提高地位，使人民尊敬畏服。如神农之生，其母有神龙之感；黄帝之生，其母感电光绕斗之祥而有孕；少昊之生，其母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有娠；颛顼之生，其母感瑶光贯月之瑞；舜帝之生，其母握登亦有大虹之感。在上者已借神权以资提倡，而在下的人民，更因之以媚神媚鬼，资为迷信之行。加以神仙阴阳五行之说，亦为当时宗教思想之对象。五行之教，惟夏为盛，洪范九畴，五行为其始。行为天行气之义，播五行于四时，迭相休旺，是为天行气。五行有位置，有性质，有支配。水、火、木、金、土，此位置之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此性质之说。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支配之说。至于后世，凡世间事物之以五成者，往往以五行之说而附会之，此皆导源于夏代五行的宗教思想。��

（八）美术美术或艺术，是人类在原始生活中亦表现的。人类的好美和审美之感，可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与人类同其范围的（Co��extensive with man）。美术是人类情感向外表现的倾向，表现的结果，增加快乐减少痛苦；同时也可以由表现的结果，增加他人的快乐减少他人的痛苦；所以美术是具有社会性的。野蛮人有野蛮人的美术，半开化人有半开化人的美术，文明人有文明人的美术；不过野蛮人的美术，不及文明人美术的进步而已。上古时代有上古时代的美术，中古时代有中古时代的美术，近代现代有近代现代的美术；不过上古时代的美术，不及近代现代美术的发展而已。兹将夏代的美术略述之如下：（甲）音乐。音乐在上古时已发明，庖牺神农之世，音乐代兴，黄帝作咸池之乐（《通典》注：咸，皆也；池，施也，言德无不施也），金天作大渊之乐，高阳作六茎之乐（《通典》注：茎，根也，谓泽及下也），高辛作五英之乐（《通典》注：英，谓华茂也），尧作大章之乐，舜作大韶之乐（《通典》注：章，明也，言尧德章明也；韶，继也，言韶能继尧之德）。乐器至唐虞之世，八音（金、石、丝、竹、匏、士、革、木）始完备。《书·尧典》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舜乃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乐名）以明帝德。”又说：“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至孔甲时复作破斧之歌，为东音所自始。（乙）绘画。上古之世，有所谓《河图》者，庖牺得之以画八卦，此即为古代画事之起原。史称黄帝臣史皇作画，黄帝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当时是绘事渐精之征。《尚书·益稷篇》帝舜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镄澹�以五采彰施以五色，作服，汝明。”郑玄注：“会，读为绘，谓画也。”据此夏代绘事，当更进步。（丙）雕铸。伏羲制琴瑟，神农为耒耜，黄帝作舟车，其时必有雕刻之技。尧时有五瑞之辑，对于玉亦能雕琢成器。舜时西王母献白玉及玦。玦是玉佩，必雕刻成文理。关于冶铸：黄帝铸鼎于荆山之下。古器之最重者，莫如钟与鼎，铸鼎之术，固非小技所能。夏禹时，收天下美铜以铸九鼎，鼎为有邦之证，所谓传国之宝。且夏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其穷形尽状，非精于技者，不易为力。又《左传》言成王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璜为半璧，古人所宝，经历商周之时，其宝犹存，可知夏代玉工之精。古铜器之文，与使用最广之云雷文及罍之制，皆创于夏时，考罍字之缶（陶制之乐器），即雷之重文之省画，由此可知是雕刻文样于大陶器。（丁）建筑。生民之初，穴居野处，没有宫室栋宇。庖牺以前，有所谓有巢氏，发明构木为巢之法。至于神农，始有明堂之作；明堂为用至广，凡君主禘祭、宗祀、朝觐、耕籍、养老、尊贤、飨射、献俘、治历、望气、行政等事，皆在其中。尧之世，宫室力崇俭约，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宫垣室屋不垩色。虞舜之时有岩廊，岩廊之制如何，不得而知。孔子称夏禹卑宫室，而启有钧台。《竹书纪年》说：“帝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享诸侯于璿台。”《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其制略有可考。假定其时以六尺为步，其尺之长略等于周尺，则世室之长，不过今尺六丈有奇，广亦不过八丈有奇，而其中之深室不过二丈，宽亦不过二丈有奇。世室之制度，亦是褊狭，不算广大。��

（九）教育上古之世，明堂与学校本非二地，教贤在此，举贤亦在此。唐虞之时，教育之法渐兴。舜忧人民逸居无教，乃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命伯夷典礼，夔典乐，设上庠下庠米廪之庠；可见明伦是尧舜时代所定之教育目的；礼乐是尧舜时代所定之教育方法；上下庠及米廪之庠（《明堂位篇》载，米廪，有虞氏之庠也），是尧舜时代所设之教育制度。夏代学校之名，不曰庠而曰序；大学曰东序，小学曰西序，惟乡学曰校，均为教民养老习射之所；是当时学校之制，必粗具规模。��

（十）学术上古学术属于粗浅，然亦循序发展：（甲）天文。神农时，因天时以相地宜，历学始有端绪。黄帝之世，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盖天，以象周天之形，综六术以定气运。颛顼高阳氏之世，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使治历明时（南正，官名；重，少昊之子）。尧时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之治历，以日之所在，不能以目视器窥，乃为之中星以纪之；又以日之出入，不可以一方之所见为定，乃为之立东西北四方之宅以分候之；且治历别用璇玑玉衡来测度，使日月星辰，迟速合度。可知其时天文已有进步。夏代天文无显著的发明，惟斯学愈阐精，观禹之五畴，五纪居其一。五纪之别：一曰岁，所以纪四时；二曰月，所以纪一月；三曰日，所以纪一日；四曰星辰，所以分叙气节纪日月之会；五曰历数，所以为气节之度而授时。《史记·夏本纪》：“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据此，可知夏代天文历法的进步。（乙）数学。黄帝命隶首创作算数，为中国有数学之始。自数学既明，由是而有度，以度物的长短，所谓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是也。由是而有量，以量物的多少，所谓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是也。由是而有权，以权物的轻重，所谓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是也。至夏禹治水时，随山刊木，必以勾股之算法，测量山川，而定其高下。《路史》谓禹“审铨衡，平斗谷，立典则以贻子孙”。衡量之制，至夏亦确定。（丙）医术。中国医术之发明，实自古代；神农尝百草，以救生民夭伤之命，黄帝之臣岐伯首以医术著称，雷公则间接受之于岐伯。巫咸为唐尧之医，史称能以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路史》谓：“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今之石泉县也；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又有大禹采药亭，在大业山，其地药气触人。”可知禹时已注重药物的调剂。（丁）哲学。《易经》是古代的哲理，夏之易曰《连山》，以艮为首。夏代哲理，始于《洪范》的垂训。《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御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响用五福，威用六极。凡此皆是详究宇宙发生的现象，以论究社会伦理政治思想之原理。（戊）历史。《汉书》班固有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刘知几《史通》引《归云集》说：“孔甲，黄帝主书史之臣，执青纂记，言动惟实。”《尧典》有似于起居注：《皋陶谟》、《益稷》，为朝廷琐记；《禹贡》为地志；均属于史类。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夏礼能言，是文献之纪事足征故也。��

（十一）文学中国的文学，产生于甚么时代，很难证实。《本国文学史》有说：“许叔重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皇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观之：古文不尽由仓颉作也。晋卫恒《四体书势》云：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与许说异。韦续《字源》，言包牺氏，获景龙之瑞作龙书；少昊金天氏，以鸟纪官作鸾凤书；神农因上党生嘉禾八穗作穗书；黄帝因卿云见作云书；尧因灵龟负图作龟书；皆随所见而制者也。”古代文学作品名目，有葛天氏乐歌八阕（见《吕氏春秋》卷五《古乐篇》），伏羲有网罟之歌，神农有丰年之咏（见《太平御览》引晋夏侯元《辨乐论》），尧时有击壤之歌（见《列子》），舜有卿云之歌（《太平御览》引《尚书大传》），如说上古时有文学，这些就是代表的作品。夏代文字之可考见者，有夏禹岣嵝碑（岣嵝山名，在今湖南衡阳县北五十里，衡山之主峰，相传禹得金简书于此，夏禹碑，今已久佚，但传摹本），世或疑岣嵝碑为伪，然《路史》说：“《述异记》空同山有尧碑禹碣。”《舆地志》说：“江西紫霄峰下石室中有禹刻篆文七十余字，止鸿荒漾余乃六字可辨。”唐刘禹锡《寄吕衡州诗》说：“传闻祝融峰，上有《神禹铭》。古石琅玕姿，秘文龙虎形。”韩退之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则神禹纪功刻石之事，当或有之。�オ�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三编第36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