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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二）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9:02:00 admin 点击：2968 |
七、禹受命说及舜禹禅让故事的发生 尧舜禅让的故事，我们敢说是墨家创作的。但墨家还不曾想到舜禹禅让的故事。《墨子·尚贤上篇》以“尧举舜于服泽之阳”与“禹举益于阴方之中”对举，并没有说到舜举禹。在墨子书里，禹的出身乃是一个百里诸侯。《鲁问篇》说： 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 可见禹同汤、文、武一样，是由诸侯升而为天子的。《非攻下篇》说： 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 这又可见禹得天下也同汤和武王一样，是由于征诛而不是由于禅让的。《周语》记太子晋谏灵王的话道： 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在这里可见苗是称王的，同夏商相类，他的时代也正在夏商之前，与墨子的话相应（《墨子》、《周语》的话又从《吕刑》来）。以我们的猜想，墨子时的传说，大约是说舜崩后，有苗强大作乱，禹把他征灭，便自己做了天子。我们看《兼爱下篇》所引的《禹誓》道： 禹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君以征有苗。” 这和现存《尚书》里的《汤誓》与《牧誓》的文句何等相像！（《禹誓》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汤誓》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禹誓》说：“非惟小子敢行称乱。”《汤誓》也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禹誓》说：“蠢兹有苗，用天之罚。”《汤誓》也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牧誓》也说：“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又《禹誓》亦与今存的《甘誓》文辞相类，《甘誓》，《墨子·明鬼下篇》亦引作《禹誓》：或许有扈即是有苗的分化，《禹誓》是对群封诸君们说的话，《甘誓》是对六卿们说的话，也未可知。）《非攻下篇》又说：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从王校文。孙诒让云：“案《艺文类聚·符命部》引《随巢子》云：‘天命夏禹于玄宫……’云云，则非高阳所命也。”颉刚案：高阳即天，孙说非也。《庄子·大宗师篇》云“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可证），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历为山川，别物上下，乡制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天有命……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遝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武王践功……天赐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 《墨子》里的高阳就是天帝，可见禹的征有苗就是受命于天，与汤的伐桀，武王的伐纣一样。汤、武王伐了桀、纣之后就做了天子，禹伐了有苗之后也做了天子，三代开国的情形又是一样的。《随巢子》里也有同《非攻篇》差不多的一段文字： 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于玄宫（《海录碎事》引作“天命夏禹于玄宫”）……四方归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以王。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之，无方之泽出神马，四方归之。（据孙诒让辑本） 看“受于玄宫”，“四方归之”，“辟土以王”诸语，就更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设了。《大戴礼记·少间篇》（《少间篇》是《三朝记》的一篇，《三朝记》是逃墨归儒的人做的，童书业先生另有考）说： 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舜崩，有禹代兴；禹卒受命，乃迁邑姚姓于陈。（下文说“禹崩，十有七世……乃有商履代兴……成汤卒受天命……乃迁姒姓于杞”，可见禹的得天下同汤一样。） 舜是嗣尧的，禹是代舜而兴的，两者措辞不同。禹迁姚姓于陈，舜却不闻迁尧后于什么地方，可见舜的嗣尧与禹的代舜不同。 《墨子·尚贤下篇》固然也说： 昔者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 但这只能证明舜与禹曾有过君臣的关系，并不能证明他们定有禅让的关系，正如禹并不曾禅让给皋陶，汤并不曾禅让给伊尹，武王并不曾禅让给闳夭一样。而且《尚贤下篇》本校晚出，即“禹有皋陶”一语可证。案《论语》，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论语》这章与《墨子·尚贤中篇》合看，也受墨家的影响，又在篇末，已是晚出的文字）孟子也说“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舜为天子，皋陶为士”，都把皋陶和舜发生关系。《墨子》说：“禹举益于阴方之中。”《孟子》也说“禹荐益于天”，“益之相禹也”，又都把益和禹发生关系。舜和皋陶相当，禹和益相当，一个圣君，一个贤相，分配得很好，这本是儒墨杜撰的印版古史的公例。惟此篇以皋陶与禹相当，和《所染篇》同。《所染篇》是抄袭《吕氏春秋》的文字，昔人已明其伪。本篇下文又说：“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这等文字直同秦始皇琅邪刻石，《大戴礼记·五帝德》、《小戴礼记·中庸》等篇语句一律，定出秦后了。 舜禹禅让说大约是儒家添出来的。舜举禹说始见于《国语》，《晋语》说：“舜之刑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文同，“刑”作“罪”）于是《墨子》里被天帝所刑的鲧和所兴的禹（《尚贤中篇》说：“虽天亦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帝亦不爱，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都变为被舜所刑和所兴的了。舜禹禅让说始见于《孟子》，《万章篇》记：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这段孔子的话恐非《孟子》本文，因为唐虞连称是很晚的事，非孟子时所有，另有考证。） 孟子叙禹的为天子同舜一样，再看万章所问的话，可见那时舜禹禅让说已风行了。从此以后，《墨子》里的百里诸侯出身，征有苗而有天下的禹，也就变成了匹夫出身，为天子所荐而有天下的禹了。 崔述《唐虞考信录》说： 自秦汉以来，世之论者皆谓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余按：尧以天下与舜，诚有之矣；若舜以天下与禹，以《经》（按指《尧典》）考之，则殊不然！尧之禅舜也，《经》书之详矣……自舜即位以后，但记其询岳，咨牧，命官，考绩，而禅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则舜未尝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尧之授舜也，言之详，词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终舜之身略之而不记乎？《典》者，所以记事也，《谟》者，所以记言也；《典》犹《春秋》也，事无大小必书；《谟》犹训诰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为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载之于篇中也。……舜果尝授禹以天下，其事当载于《典》，不当载于《谟》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谟》（案指《大禹谟》）反有之，然则是伪撰《尚书》（案指《伪古文尚书》）者习于世俗所传舜禅于禹之言，而采摘传记诸子之文以补之耳，乌足为据也哉！……不然，尧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独不帝而王也哉？（按这句话问得很有理由）……后人……但见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于世。……（卷四） 崔氏见《尧典》不载舜禅禹的事，遂疑舜未尝以帝位授禹，这无异于拿墨家的话来驳儒家（《尧典》所记就是墨家的禅让说）。他所谓“世俗所传之言”，实在就是儒家之言；他所谓“后人”，实在也就是儒家。想不到儒家后学的崔述竟做了墨家的代言人，于此可见《六艺》之文的权威了。 八、《论语尧曰章》辨伪 《论语》里有极可疑的一章文字，那便是《尧曰篇》里的《尧曰章》。这章说：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这一章如果是可信的，则尧舜禹禅让说可说在孔子时已成立了。但崔述对于它也是疑得非常勇猛。他先就《尚书》、《孟子》中的尧舜推说道： 案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踪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 于是再批评《论语》此章道： 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后世暗干者得借以为口实乎！……且历数在躬，于何见之……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后观之，则得为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于《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唐虞考信录》卷二） 崔氏老是拿了《尧典》做他取舍的标准，他见《尧典》不载《论语》此文，便断定它非“实然”，这只可说是信经，哪里是疑古！但《论语》这章确实不是儒家的话，崔氏的意见是可以节取的。我们试寻取《论语》这章的本领。 《论语》这章中最可疑的，便是“历数”两字。《论语比考谶》说： 帝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图》将来告帝期！”……有顷，赤龙衔玉苞，舒图刻版，题命可卷，金泥玉检，封盛书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为流星，上入昴。黄姚视之，龙没图在。尧等共发，曰：“帝当枢百，则禅于虞。”尧喟然曰：“咨汝舜：天之历数在汝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乃以舜。（据殷元正《集纬》所辑） 据它说，历数便是帝王的历运。所以郑玄根据此谶便解“历数在尔躬”为“有图箓之名”。何晏也解历数为“列次”，朱熹则解为“帝王相继之次第”，其说皆近是。盖历数二字若不作如此解，便不可通。但这种帝王相继的次序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不能不推到阴阳家的鼻祖邹衍身上。案邹衍书有《主运》，《史记·封禅书》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集解》引如淳说： 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 五行是永远转动的，转动的时候是永远依着它的生克的次序的，这便叫做“历数”。得到这历数之运的人做了天子，依着五行的颜色来定他的服色制度，得水德的尚黑，得火德的尚赤，这就是“随方面为服”，也即是“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具体表示。所以我们敢说，从“天之历数在尔躬”一句看来，《论语》中这一章是阴阳家的说话。阴阳家是起于邹衍的，孟子还看不见，何况孔子！ 又《史记·邹衍传》中说：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始也滥耳。 这就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诸语的来源。他见当时的国君太淫侈了，弄得生民涂炭，所以造为怪迂的话来恐吓他们，使他们能够改行仁义和节俭。这和《论语》此章所说“四海之内如能不困穷了，天禄就永远在你的名下了”，是何等的相像？可是邹衍警戒战国君主的话，在这里竟上升了三千余年（依韩非说），变成了尧命舜和舜命禹的话了！其实邹衍的话又是从墨家来的，“仁义”连称最早见于墨子书，“尚德”也是墨家的话，“节俭”则更是墨家的一个重要的主义。墨家以为王者的受命是天的赏贤，他们常常拿了上天赏贤罚暴的话头去恫吓当时的王公大人，所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诸语简直就是墨子的尚贤兼爱天志节用等主义下的一个简单化的标语。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篇》解“天之历数在尔躬”为“察（在）身（躬）以知天”，《史记·历书》解“历数”为“历象”，都是断章取义的说法。从董说则“历数”两字没有着落，从《史记》说则“在尔躬”三字又不可通。汉人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信服的。 “允执其中”一语，也是《论语》这章晚出的证据。孟子说杨子取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尽心上》，《尔雅疏》引尸子说“皇子贵衷”，据孙人和先生说皇子就是子莫），那么“执中”是因杨墨两家各趋极端而激起来的调和之说，在杨墨以前的人恐不能说出这样的话。“中”字的语源固然是很古的，《酒诰》有“作稽中德”，《盘庚》也有“各设中于乃心”，大概都把它看作一种平正的道德。（友人丁山先生有《刑中与中庸》一文，载《蔡元培先生六十五载纪念集》，他主张“中”的本义是官府簿书，据《吕刑》、《立政》、《牧敦》、《齐侯钟》等文为证，但对于《酒诰》和《盘庚》之辞不易施以同样的解释耳。）孔子曾有“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的话，但没有说“执中”，执中的产生原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又说“汤执中，立贤无方”（焦循曰，“惟贤则立而无常法，乃申上执中之有权，‘无方’当如郑氏注之为无常也”），见可单一的执中是孟子所不赞成的。若《论语》这章出于孟子以前，而载在《论语》之中，孟子敢反对孔子所传的尧舜之道吗？ 从上面几点看来，这章文字已够后的了，但若径说这是邹衍所托，那也不对。这章的出现应该还在邹衍之后。因为在邹衍的五德系统里，以黄帝当一代，继着这一代的是夏，可见他是把尧舜归在黄帝一代中的。《论语》此文，把尧、舜、禹分作三代，取邹说而又失了邹义，足征它的时代是更晚的。所以这章文字，早则出于战国之末，迟则当在秦汉之交。 下文“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两节，取的是墨家的伪《尚书》。“公则说”也是墨家的主义，“孔子贵公”乃是汉人造出的话头。这几点，友人赵贞信先生已有极精密的考证，我们很盼望他的《论语辨伪》能早日出世。——这与本文无关，不必在此详论。 还有道统说是孟子为了尊崇儒家，排斥杨墨而提出来的，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观竟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先导。《论语》这章也有浓厚的道统说的气息，后世理学家所谓“三圣传心”的故事即在于此，这是它出于孟子后的一个证据。 自从《论语》中有了这章文字，大家从小读熟了，再来看《墨子》中的禅让说便不易发生问题，只以为墨子书中所用的禅让故事是因袭着《论语》的。哪里知道，《墨子》中的禅让故事乃是费了许多心思而创造的，《孟子》中的禅让故事是墨家学说流入了儒家而改造的，《论语》中的禅让故事则更是后人采用了邹衍的学说而重制的。 九、禅让说能在古代社会里实现吗？ 我们既明白了禅让是墨家因为要宣传他们的主义而造出来的，则禅让说在历史上已失去了它的地位；然而恐怕人们还不服，我们再来检讨检讨这件故事在古代的社会里能否实现（以下姑且照旧说假定尧舜时已入封建社会）。我们知道战国以前整个的社会都建筑在阶级制度上，《左传》昭公七年记芋尹无宇的话道：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当时在庶民中还有六等之制（皂与隶僚仆台都是在官的庶民。案隶字的意义甚多，未可执一而论；当另为《隶考》一文论之），试想人民是怎样的受阶级制度的压迫，哪里会有一介庶人一跃而为天子的事？《国语·齐语》载管仲的话道： 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 这段话虽未必真是管仲之言，但是士农工商各有常处，世执其业，则是古代可有且必有的情形（《周语》内史过也说：“古者……庶人工商各守其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又哪里会有一介农工一跃而为天子的事？《诗·小雅·大东篇》说： 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这是当时人讽刺乱世情形的话。他们说，舟人的儿子也有穿着熊罴煌裘子的了，私人（《传》：“私人，私家人也”）的儿子也有做着百官的了，这简直是天翻地覆了！在这种观念之下，又哪里会有一介匹夫一跃而为天子的事？《曹风·候人篇》说： 彼候人兮，何（荷）戈与祋（殳）；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这也是那时人骂幸进的小人的。候人本是荷着戈与殳的脚色，现在居然有三百个穿着赤芾的了（《说文》：“巿，也……所以蔽前。”案，芾即黻。《左传》晋文公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当即指此），暴发户呀，你们哪里配穿你们的衣服啊！这些暴发户大概有同贵族通婚的，所以又骂他们“不遂（‘遂’即‘称’）其媾”。我们试想想墨家的尚贤主义若真是实现在古代的社会里，那些从农与工肆里跳起来的贤人，不知将被当时人骂多少句“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哩！我们再想尧以二女妻舜的故事若真是实现在古代，那末舜也不知要被当时人骂多少句“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哩！我们再看，《左传》昭公七年载单献公弃亲用羁，就被襄顷之族杀了；定公元年又记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结果也被他的群子弟所贼：可见在古代的亲亲社会里，尚贤主义是决行不去的！（《左传》昭公三年晋叔向对齐晏子慨叹晋国衰败的情形道：“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可见世卿的衰败正是他们所痛惜而怕见的，更可见在古代贵贵主义之下，尚贤主义也决不能行。）又吴起相楚悼王，废公族疏远者；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便把吴起攻杀。商君相秦孝公，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孝公一死，商君便也遇害。在封建制度已摇动的战国时剥夺了宗室贵戚的权利，尚且要惨遭失败，何况封建制度甚严密的春秋以上呢！（《商书·微子篇》说纣：“咈其长，旧有位人”，《周书·牧誓》也骂商王受：“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然则纣的大罪也只是违反了亲亲贵贵的常例。） 在古代只有礼让的观念，而没有禅让的观念。古代的所谓礼让，只是贵族间所行的一种礼教。《诗·小雅·角弓篇》说：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 可见受了爵是应该让的。《左传》襄公九年载楚子囊批评晋国政治的话道： 当今吾不能与晋争……其卿让于善……上让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 僖公二十七年、襄公十三年《传》并载晋诸卿的相让，这些就是《尧典》虞廷九官相让的前身。一则一战而霸，一则诸侯遂睦，可见“上让下竞”，其国便不可敌。当时人看这种礼教，非常重要。孔子说：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这是春秋时人的公同见解。（我们要记得古代是“礼不下庶人”的。） 因为有了这种礼让的观念，所以当时贵族间便有让国的实事；如吴太伯、仲雍、伯夷、叔齐（这两件让国的故事尚未能征实），鲁隐公、弗父何、宋宣公、宋穆公、太子兹父（宋襄公）、公子目夷、公子去疾、公子季札、公子郢、公子启等都能让国于其兄弟子侄。但这些只是贵族自己家门中的相让，终没有听得把君位让给别姓的臣民的。 说到公子目夷让国的事情，不由得联想到墨子的姓氏祖先等问题，就附带在此讨论一下吧。《史记·孟荀列传》说“墨翟为宋大夫”，《邹阳传》又说“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又《墨子》书中详记其止楚攻宋之事，墨子和宋国有深切的关系自可无疑。近人以墨姓不多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按《史记·伯夷列传》索隐引应劭说：孤竹“盖伯夷之国，君姓墨胎氏”，又《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孤竹……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是知伯夷姓墨胎。《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则以墨子为孤竹君之后，由墨台（胎）缩短为墨姓的。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说：“考《北国书·怡峰传》云，‘本姓默台，避难改焉’，则‘台’即‘怡’字，作‘胎’非也（原注：台有胎音，故误）。”据此，则“台”应读作“怡”，直到南北朝时还有姓墨台的。又考《史记·殷本纪》，殷后有目夷氏。《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则公子目夷之后为目夷氏。这个目夷氏又作墨夷氏，《世本》说：“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宋襄公子”当是“宋襄公兄子”的传讹。《通志·氏族略》又说“墨台，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宋成公”当是“宋桓公”之讹，则“目夷”直作“墨台”，与伯夷姓合。《左传》僖八年载宋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论语》也说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伯夷与目夷让国事的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许即是一个人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论语正义》引《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则墨怡亦可去其下一字而单作墨。这可证墨子的受姓之始。又墨学与宋人思想多合，俞正燮说： 墨者，宋君臣之学也。……《记》曰，“天子命诸侯教，然后为学”。宋王者后，得自立学。又亡国之余，言仁义或失中。《管子》书《立政》云，“兼爱之说胜，则士率不战”，《立政九败解》云，“不能令彼无攻我，彼以教士，我以敺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如此正宋襄公之谓。《左传》公子目夷谓襄公未知战，“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兼爱非攻，盖宋人之蔽。《吕氏春秋·审应》云，“偃兵之义，兼爱天下之心也”。据《左传》襄公殁后，华元向戌皆以止兵为务，墨子出，始讲守御之法，不如《九败解》所讥。墨子实宋大夫，其后宋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战不利，有是君则有是臣……墨为宋学明也。（《癸巳类稿》卷十四《墨学论》） 冯友兰先生也说： 宋为殷后，在春秋列国中文化亦甚高。《汉书·地理志》曰：“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其民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史记·货殖列传》同）惟宋人重厚，故在当时以愚见称。……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所谓“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必在宋人重厚多君子之环境中乃能发展。且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亦墨子强本节用之说所由出也。（《中国哲学史》上卷第五章（一）《论墨学为宋学》） 据他们说来，兼爱、非攻、节用都是宋人思想与宋俗。其实明鬼也是宋俗，《左传》僖公十九年载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杀人媚鬼，这种极端野蛮的宗教行为，在春秋时，也只有东方一带人使用过（昭公十年又记季平子用人于亳社，胡适之先生说：“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语见《说儒》一文）。又《商书·盘庚》三篇露骨地表示着商人迷信祖先神灵的思想，与《周书》所表现的周人宗教思想颇不一样，墨学与宋俗实在太接近了。 如墨子为宋人这个假设不错，则墨家主张禅让说自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又俞正燮说殷人被周人压制，不得为高官（见《乡兴贤能论》），这话在古书上是多有明证的，则墨家主张平等，铲除阶级，或亦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孔子虽也是殷人，但传到他时早已鲁化了。 十、战国时禅让说的实行 自从墨家的势力扩张，禅让说盛行于时，当时的君主听得高兴，便有想要或实行让位给臣民的。《吕氏春秋·不屈篇》载： 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 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 这件故事不知道实在与否？如是真事，则是禅让说流行后所发生的第一次影响。《吕氏春秋》的作者批评这件事道： 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呈鄄（高注：自拘于鄄，将服于齐也），齐威王几弗受（注：几，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子易衣变冠，乘与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 魏惠王想学尧，惠施想学许由，结果只落得一场非笑。此后还有一件更可非笑的禅让故事出来。《战国策·燕策》载： 子之相燕，贵重主断。……鹿毛寿谓燕王（哙）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这又来了一个学尧的人。可惜子之不想学许由，他想学舜；于是那时便又有人希意承旨，对燕王哙说道：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 燕王哙是真心效法尧的，他弄假成真的把官员的印一起收了，交给子之，由他任用。子之也是真心效法舜的，就马上南面行起王事来，燕王哙反做了子之的臣。于是《孟子》里所载的“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的“齐东野人之语”就实现了。可惜： 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孟轲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史记·燕世家》文略同。） 本是一场尧舜的禅让，结果竟闹得比禹益的禅让更坏。以禅让始者反以征诛终，这是一件多么没味的事？这比较后来汉魏与魏晋之间的玩意儿真有愧色多了！ 一一、战国儒家所受墨家尚贤主义的影响 战国时墨家的声势既非常浩大，他们所持的主义，如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等，又极容易得到民众的同情，所以虽和他们势不两立的儒家也不得不适应时势而承受这种学说的一部分。我们且拿当时儒家中最著名的孟荀两大师做代表，看他们承受墨家的学说到什么程度。（本文但论尚贤思想，其实兼爱非攻等主义，儒家也相当的受到墨家的影响。）孟子说： 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同上） 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 天下有道，小德役（于）大德，小贤役（于）大贤。（同上） “尊贤”“使能”都是墨家所提出的主义。“尊贤使能……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就是墨子所说的“贤良之士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惟仁者宜在高位”，就是墨子所说的“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也就是墨子所说的“以德就列”等话。孟子这些话，都从墨子尚贤主义里流出的。（所以他也有“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等话。又他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这段话也从墨子的“尧举舜……授之政，天下平”等话来。） 不过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墨家讲兼爱，儒家则讲亲亲；墨家主张澈底尚贤，儒家还要兼顾贵贵。所以从墨家的平等眼光看来，举贤最为紧要；从儒家的等差眼光看来，亲亲贵贵应与尊贤并行。（所以像象这样不仁的人，舜还得亲爱他；这同墨子所说的“古者圣王……不义不亲”等话是怎样的矛盾。）孟子说：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万章下》） 亲亲，仁也。（《告子下》）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梁惠王下》） 可见儒家总是怕“卑逾尊，疏逾戚”的，所以他们对于“进贤”也只是“如不得已”！荀子也说“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他们总要把“亲亲，故故，贵贵，尊尊”同“贤贤”放在一起谈！ 但是荀子却比孟子更露骨的承受墨家的尚贤学说。荀子说： 我欲贱而贵……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儒效》） 这不就是墨子所说的“此何故始贱卒而贵，始贫卒而富，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尚贤中》），“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尚贤下》）吗？ 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儒效》） 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正论》） 这不就是墨子所说的“乡长，固乡之贤者也；……国者，固国之贤者也；……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尚贤中》）吗？ 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这不就是墨子所说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不党父兄，不偏贵富……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吗？ 君人者……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王制》） 这不就是墨子所说的“名立而功成……则由得士也……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今大人……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故（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此圣人之厚行也”（《尚贤中》）吗？ 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王制》） 这不就是墨子所说的“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尚贤上》），“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尚贤中》）吗？原来这是“定论”！ 谕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君道》） 这不就是墨子所说的“以德就列，以官服事”（《尚贤上》），“选择贤者立为天子……选择其次立为三公……选择其次立为卿之（与）宰……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尚同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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