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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耶真耶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8:59:00 admin 点击：2167 |
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耶真耶 刘掞藜 绪论 上古之事，荒远难稽；史册所垂，残阙失次；古物之发见而足资推证者复极寡，欲明三代真迹，顾已难矣，况三代以上乎？然尧舜禹之事，我国学者多称道之，孔子删存《尚书》所载尧舜禹言行，自太史公以来，无不信也。及《汲冢书》出而人——如刘知几一始疑之：以谓《虞书》之美放勋也，曰“克明俊德……黎民于变时雍”。而《左氏春秋传》载八元八凯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论语》则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尧时君子沉沦，群小在位，安得谓之克明俊德，黎民于变时雍也乎？《虞书》之言尧舜禅让也，云“帝曰：格汝舜……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论语》则有“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万章亦尝闻尧以天下与舜。孟子至谓尧崩，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及天下归之，然后践天子位。而《汲冢琐语》则云舜放尧于平阳。《山海经》亦列尧子丹朱于帝，又言丹朱葬于苍梧之阴。是则舜之为帝，盖由篡夺放逐以成，安得有所谓禅让者乎？《虞书》又言舜五十陟方乃死，《礼记》谓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史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夫当时苍梧险远，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乃万乘之君，而堪巡狩其国，竟以野死。斯则陟方之事，其殆文命之意乎？且舜禹万里睽离，又安得有所谓“舜……命禹”之禅让耶？（以上略依《史通疑古》，于今梁任公深信《汲冢书》之真，见其所著《历史研究法》——《汲冢书》之可恃与否，详后）胡适之深疑《尚书》为儒家所造以“托古改制”，而周秦诸子争称道尧舜周公，亦莫非“托古改制”之言（见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十八及二十四页——其说之当否，见后）。则尧舜禹之事迹为真为伪，可信或不可信，治史者所亟宜研究而裁决之者也。 虽然，有困难焉：盖证史必资印据。唐虞时代记载之器物发见乎今者既无，古史之传于今者又惟《尚书》而已。《大戴记·五帝德》、《帝系姓》为儒家之书，记尧舜禹之事尤略，复有所讹误（观孔广森注即知）。孔孟所言，左氏所载，太史公已多采入本纪。《世本》既亡，已无他史可资互证（左氏传《春秋》，章太炎《读左叙录》论之甚精详。其书本可恃。《世本》为战国时好事者为之——详《史通》——所录之可恃与否，不过与孟荀所言等耳），是以不能不旁求诸诸子百家之书。然百家之文多不雅驯，汉初荐绅先生已难言之，太史公著书，已尝反覆申之矣。故其时虽载籍极博，而《史记》所录，惟“考信于六艺”（今周秦百家书多亡，其存者亦多残错失本来面目）。盖如庄子之书，荒唐诙诡，空无事实（庄子本书《天下篇》已自言之，并见《史记》），既大率寓言，复多后人附益（章实斋谓《盗跖让王》诸篇为庄学者所附益），则证史有不可恃者矣。《山海经》战国人士伪托，且系小说之伦（本纪昀说），等于西游诸记。所言怪物情事，出乎幻想虚描。马迁已谓其不经，《史记》所不敢采录（见《史记·大宛列传赞》），则证史有不可恃者矣。《淮南鸿烈解》为淮南王宾客所合成，史载其“所招致率多浮辩”（《汉书·景十三王传》），“妄作妖言谄谀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今观所言尧舜禹事，确多妖言。其剿袭周秦诸子者，尚足为诸子之辅证，外此实难可凭，则证史有不甚可恃者矣。《列子》原书已亡，今本纯为后人伪造，大率杂取《山海经》、《庄子》、《淮南子》、《管》、《晏》、《尸》、《吕》之属，杂缀晚成（此书之伪，前人已众口一辞，姚际恒、汪继培、马叙伦已论之详矣），则证史尤不可恃者矣。然如《管子》、《墨子》、《韩非子》诸书，固属后人杂凑缀辑，多为治其学者所附加，非尽本身所论述（如《管子》言西施；《墨子》言坚白；《韩非子》载其《李斯驳议》，即后人附益之证。——略本叶水心、章实斋说），要之太史公尝读之，至谓“详哉其言之”，“十余万言……甚具”，是则诸书部帙故丰，其所附益，不出周秦汉初所为；其所述闻，犹可等于《新书》、《说苑》、《论衡》、《新论》，故有可资印证者焉。《尸子》、《公孙尼子》之流，零篇断简，引言逸句，尚存人间，故有可资印证者焉。《晏子春秋》乃墨学者所为，因所述为晏子事，即以晏子名其篇，犹之《孟子》有《告子》、《万章》之篇。并非伪造，并非寄托（本柳宗元、章实斋说）。司马迁既谓“详哉其言之”，又曰“其书世多有之”，是则虽非晏子之书，要为周秦之作，故有可资印证者焉。《吕氏春秋》为三千食客各著所闻，复悬千金延诸侯游士宾客增损一字。慎重之意，千百《淮南》；古昔传言，粗具于是，故有可资印证者焉。《新书》、《说苑》及其他汉人之说，去古未远，其有所云，必有所据，故有可资印证者焉。汲冢《竹书纪年》发乎晋世，出自冢中，事实昭然，断非伪造。虽其成于战国，未必可视为确凿之信史，然尚可等诸百家之著述，亦有可资推证者焉。皇甫谧作伪之魁，其有所造，常托古人或古书，独《帝王世纪》以其自身之名义行之，决焉无所恐，当时无所非，殆采取史迁唾弃之余，收拾古来传异之说，故亦有可资推证者焉。惟百家之引尧舜为重也，或附会之，或张大之，各以其道为尧舜之道，故孟子有“尧舜不胜其美”，与“传言失指”之叹（见《风俗通义·正始篇》），复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疑；尸子亦曰“尧为善而众美至焉”。韩非子有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定儒墨之诚乎？”（王充《论衡》亦多疑古说之不经）虽然，天下之善皆归，必有所以归之之道；百家俱称道尧舜，纵其取舍不同，必有所以见称所以取重者也；所称虽或异，其所本之原必有相同者也。例之于人，大小长短老幼美丑智愚贤不肖虽至不齐，必有所谓人者在也。乌得概以“托古改制”一武断语抹之邪？故今据可资印证与推考之书，取其称谓之同，度之以情，忖之以理，以次论定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之真伪如下： 〔断一〕尧之初政中政之时，群小在位。 欲明斯断，须先知帝尧以前及其即位以后之情形。案： 《竹书纪年》帝子挚立九年而废。 《史记·五帝本纪》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史记索隐》引卫宏说挚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 《帝王世纪》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 由上观之，帝挚或废，或崩，或禅，诸说虽各不同，但有可知者三事焉：（一）帝挚在位不久也；（二）帝挚时政治不良也；（三）帝尧嗣帝挚而为帝也。然帝尧即位之际，其年龄何如乎？按： 《绎史》引《外纪》帝尧年十六，即天子位。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说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帝王世纪》尧年十五而佐帝挚……二十而登帝位。 由上观之，尧即位时之年龄虽不可确知，其在少小则断可言也。明乎此，乃可以读左氏所载（《左氏春秋传》文公十八年）： “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梼戭，大临，尨降，庭坚（杜注即皋陶字），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羆，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以至’二字重读），尧不能举”（“不能”二字重读）。 “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杜注谓兜）。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杜注谓共工）。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杜注谓鲧）。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以至’二字重读），尧不能去”（“不能”二字重读）。 由上“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及“以至于尧，尧不能去”观之，则知不能举贤，不能去恶，确为初年事也。不仅为尧初年事已矣，且其中年亦未尝能去恶举贤。何以明之？按： 《尚书·虞书》“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后四岳既荐舜，尧已试舜以功，“乃命以位。……二十有八载，帝殂落”。 《孟子·万章》舜相尧二十有八载。 《竹书纪年》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嫔于虞。一百年，帝陟于陶（《墨子·尚贤》曰“尧举舜于服泽之阳”）。 《史记·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尧在位凡九十八年。 《史记集解》皇甫谧说在位凡九十八年。 由上观之，知尧在位凡九十八年或一百年，其第七十年始得舜也。又按：舜未举以前，《尚书·尧典》载尧求若采，而兜且荐共工；求洪水，而佥且荐鲧。《竹书纪年》载“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鲧”。是则尧初年中年未能去恶，即其黜崇伯鲧，亦不过因其治水无成而黜其官，固未殛之也。 于是可由推理而作帝尧初政中政之断曰：帝挚在位不久而尧嗣立。帝挚之世，帝尧之初，贤者未举，恶者未除。是盖尧以少小嗣位，德性智慧才能，未必达成立；而四凶皆贵族，少主之威信未必孚臣民，欲有黜陟，势实难行。及其成长，凶族仍朋比挟持，权无从使。故《尧典》载尧求若采，而兜即以共工进，又求治洪水而佥以鲧进。夫尧既已知共工之“静言庸违，象恭滔天”与鲧之“方命圮族”，嗟叹之间，意欲不用，而岳且惊曰，“异哉！试可乃已”，卒至鲧九载绩用弗成而始黜之（尧六十九年），况无大罪而遽去之乎？是故谓尧“钦明”者非虚语也，谓尧初年中年群小在位者，亦非虚语也。当少主孤立之初，权臣弄柄，长成之际，为所挟持，及其得助而后吏治整饬者，四千年以来，历历可数也。故尧初政之善者，惟命羲和历象（《尧典》叙命羲和最先，《竹书纪年》亦于尧即位后即纪命羲和历象），逮乎晚年得舜，然后百治具张。而刘子玄遽以群小在位概断唐尧一代，谬矣。 〔断二〕尧实克明俊德以使时雍。 尧晚年得舜，已证明如上矣。自是以后，政治果何如乎？据： 《左氏春秋传》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竹书纪年》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淮南鸿烈解》尧之治天下，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 《说苑·君道》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大理，益掌驱禽。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职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成厥功以王天下。 由上观之，则知《尚书》所载四岳荐舜，尧命以位之后，内外整饬，吏治大新。夫此固舜之贤能，亦不可谓非尧之知人之明与善任而专。且尧之德见称于诸子者有如下： 《墨子·节用中》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际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逮至其厚爱，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形，斗以酌。 汪继培辑《尸子》人之言君天下者，瑶台九累，而尧白屋；黼衣九种而尧大布；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珍羞百种而尧粝饭菜粥；麒麟青龙而尧素车玄驹。 《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蔾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 《韩非子·十过》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 〔附〕《淮南子·精神训》尧，朴桷不斫，素题不枅……粝粢之饭，藜藿之羹……布衣掩形，鹿裘御寒，养性之具不加，而增之任重之忧。 又《淮南子》尧之有天下也……身服节俭之行……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毇。 由上观之，则尧之以俭德服民概可见矣。 《管子·桓公问篇》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 汪继培辑《尸子》尧有建善之旌。尧立诽谤之木。 《吕氏春秋·自知篇》尧有欲谏之鼓。 〔附〕《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 由上观之，则尧求过之德概可见矣。 《新书·修政语上》帝尧曰，吾存意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行，是以德音远也。 《说苑·君道》引河间献王说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附〕《淮南子》尧之有天下也……以为百姓力征，强陵弱，众暴寡，于是……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又《修务训》“尧立，孝慈仁爱”）。 由上观之，则尧仁慈之德概可见矣。 《墨子·节用中》尧治天下……俯仰周旋威仪之礼。 《管子·任法篇》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附〕《淮南子·人间训》尧戒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由上观之，则尧钦慎之德略可知，明刑法而不怙以“贼刑”亦可见矣。 总之尧有求过之切，知人之明，任人之一；居己敬，用刑严；勤劳天下而自养裔焉，惠爱人民而克己至焉。故举舜而元凯登，皋陶用而不仁远，卒之德化光被四表，黎民于变时雍。刘向有言，王道知人，臣道知事；《韩诗外传》以为辟土殖谷者后稷，决江疏河者禹，听狱执中者皋陶，然而有圣名者尧。盖“股肱不备，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知人善任，识远量宏，乃元首惟一之德。苟能是，尚非克明俊德乎哉？ 〔附三〕尧舜禅让之事实真。 尧之得舜与其德，已证明如上矣。然则《论》、《孟》所言尧舜禅让之事，与夫《荀子·成相》所谓“尧授能，舜遇时；……尧不德，舜不辞”者果附会《尚书》而成其“托古改制”欤，抑非耶？据： 《墨子·尚贤》中下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汪继培辑《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尧闻其贤，征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蛾，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公孙尼子》舜牧牛于潢阳，尧举之以为天子。 《韩非子·十过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 《吕氏春秋·孟春纪》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又《恃君览》——尧授舜。又《贵因篇》——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又《孝行览》——夫舜遇尧，天也。……其未遇时也，以其徒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忧。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悦。 《竹书纪年》洪水既平，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 〔附〕《淮南子·精神训》尧养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忧，故举天下而传之于舜，一若释重负然（此殆袭取《庄子》文）。又《缪称训》尧舜传大焉，先形乎小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禅于家国，而天下从风。……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释。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详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吕氏春秋·恃君览》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由上观之，尧舜禅让之事，不仅儒者有是言也，诸家殆皆有之。虽以韩非子之疑古（见《显学篇》及《难一篇》），亦尝言尧传天下于舜，则禅位之事实真。且《尚书》载尧会巽位于四岳，《韩非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尝言尧尝让位于许由，则其禅舜，益为所有事。惟禅位为鲧与共工等所反对，儒家正史，皆置而不言。夫以鲧等原为不才之子，而复身居贵族，列为诸侯，朋比挟持帝尧者有年，舜之为相也，当已深衔之矣。今睹堂堂天子之位，拱手欲授于匹夫，其理不能无忌，其势不能不叛。居恒怪儒家言“四罪而天下咸服”，不知其所谓罪者云何。读屈原《离骚》所云“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知鲧乃以婞直死，而不明其所为婞直者何事。及读韩、吕书，始释然于所谓“方命圮族，傲狠明德”……与夫共工之所以流，鲧之所以殛，三苗之所以杀（《博物志》曰“昔尧以天下让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杀有苗之民”。是三苗之叛，亦因禅让事也）。盖四凶既去，而尧乃实行禅位于舜矣。 〔断四〕尧之殂落，非以放死。 知尧舜之禅让，明帝舜之贤能，于情于理，已可推知舜决不至放尧。且据： 《墨子·节葬下》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裳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满塪无封。 《竹书纪年》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 《吕氏春秋·安葬》尧葬于谷林，通树之（高诱曰尧葬成阳，此云谷林，成阳山下有谷林）。 《史记集解》刘向说尧葬济阴丘陇山。又引《皇览》尧冢在济阴城阳。 《帝王世纪》尧葬于济阴之城阳西北，是为谷林。 由兹诸说，大率尧既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后——即禅位——己则游行各地。虽不能决其死于何所，但可断其非放死，因墨子言其教乎北狄而道卒，《竹书纪年》载其游（此字重读）居于陶而殂落也。惟其非放死，故舜放尧于平阳之说，魏史不载诸《纪年》而只存异于《琐语》也。 〔断五〕舜禹禅让之事亦真，但舜之崩葬可疑。 舜禹禅让之事，亦不仅《论语》、《孟子》言之，即《荀子·成相篇》亦尝言“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注得当为德）；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注谓殛鲧兴禹，又不私其子）。不仅《荀子》言之，即诸子亦尝言之： 《韩非子·十过》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 《竹书纪年》十四年，命禹代虞事。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涉方岳（伪古文《大禹谟》曰：“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髦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与《竹书纪年》略合）。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吕氏春秋·孟春纪》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子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 〔附〕《庄子·天地篇》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耶？无落吾事！” 《吕氏春秋·孝行览》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行之，人也。 由上观之，则舜禹之禅让非儒家之“托古改制”断可知矣。且《晏子春秋》称舜之德也，以为“舜……处民之中，则自齐乎士；处君子之中，则齐乎君子；上与圣人，则固圣人之林”。夫以其德之盛如彼，其任禹之专如此，而禹之功又隆，则其禅位也，举所受于尧而授之禹，又岂非所有事耶？若使禹而篡位，则伯成子高之非之也。岂仅举其赏罚甚数之失而已耶？ 知舜禹之禅让为真，则知舜之殂落非以放死，即以大禹平生顺命尽职忠于天下之事推之，必不至于放舜。然而舜崩之事，颇有可疑，盖诸书之言有三说焉： 《墨子·节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 《吕氏春秋·安死》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 此谓死葬于南己，而南己似在西戎，其说（一）也。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竹书纪年》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又曰，“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此谓死葬于鸣条，而鸣条当在东夷，其说（二）也。 《史记·五帝本纪》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礼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附〕《淮南子·修务训》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又《齐俗训》——昔舜葬苍梧，市不变其肆。 此谓死葬于苍梧，而苍梧又在江南，其说（三）也。 凭斯异说，舜之死葬，实为可疑。后人高诱（《吕氏春秋注》）、王应麟（《困学纪闻》）、罗泌（《路史》）、毕沅（《墨子注》）之徒，均欲强勉牵傅，合为一地，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故于此事，当存疑焉。 结论 要之春秋以上，史事难稽。盖孔子仅及史之阙文，马迁亦云书缺有间。韩非子生当战国之际，犹谓“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后人生数千载之外，而于所传尧舜禹事一一笃守而固信之，愚矣。无参证而遽以儒墨道法等一家之言为真，诬矣。今日而言上古之事，非愚即诬，甚哉古史之难治也！故藜于尧舜禹事为人所疑者，略进一解焉。其为世所公认为真者，——如舜之政绩禹之治水等——斯不复赘及。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南高 （《史地学报》1935年第二卷第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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