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

缪凤林

研究中国古史，其根据凡二，曰古物，曰记载。马君此文首论《尧典》、《禹贡》等记载虞夏时用金属器之不可信，继乃以古物为据，而得“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之结论。其方法似缜密，用心似精细，然依吾人之见解，中国金属器之使用，远在殷商之前。古物与记载似优足证明，商代之有铜器，为至显明之事，初不待考古家之烦言。马君所举记载与古物，两不完备，文之内容遂与题不称，兼之解释谬误，其结论亦背于史实。何以言之？��

太古金属器之记载，如太昊以来之钱币，黄帝之铸鼎，马君谓其“荒诞无稽”，“姑置不论”。允矣。然初民用器，兵器占重要部分。《世本》载：“挥作弓。”“夷牟作矢。”“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世本》或言春秋时作（太炎主左邱明作，则不可信），或言汉初人作，今不能确考，然其记载多取古代材料，司马迁作《三代世表》，尝认为第一等史料。自王静安氏考甲骨文中之殷代世系，与《世本》十九符同，其征实之价值，为史家所公认。虽黄帝与蚩尤之时代及其时兵器之种类，未易质言，诸书所言黄帝蚩尤战争，尤不雅驯，然“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王静安言）”。则谓“虞夏（或殷商）之前，部落酋长间有用金属之矢及兵器之战争”，殆为可信之史实。抑知者创物，皆非单独创作，一器一事之微，实赖无数事物相待而成。故即一器一事，常可推知他相待之事物。《世本》称燧人造火，伏羲神农作琴瑟，黄帝作旃冕，伯余作衣裳，共鼓货狄作舟，女娲作笙簧，倕作规矩准绳，垂作耒耜，禹作宫室，奚仲作车。《易大传》则历记包牺、神农、黄帝、尧、舜以来，罔罟、耒耜、衣裳、舟楫、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之制。此琴瑟、旃冕、笙簧、规矩、准绳、车火、罔罟、耒耜、衣裳、舟楫、杵臼、弧矢、宫室、棺椁，殆皆须金属用器相待而成，虽其时代及作者，今难断言，然苟谓“殷商之前，已有用金属器制作之罔罟……棺椁”，殆亦为可信之史实。民国十二十三年间，瑞典安特生氏考古甘肃，所得古器物，析为六期，前三期均无铜器，后三期则铜器次第增加，且有颇精致者。安氏以最末期（沙井期）之铜器与罗振玉氏所得之殷虚铜器较，不逮远甚，因谓甘肃出土最晚期之铜器，必在殷商之前（均见安氏《甘肃考古记》）。安氏之分期与年岁，余尝斥以八谬（见《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一号《中国之史前遗存》）。然其甘肃出土铜器在殷前之说，则信而有征。金属器之使用，远在殷商之前，考之记载则如彼，征之古物则如此，吾人谓似优足证明者此也。��

至商代之有铜器，即罗氏著录之殷虚铜器及甲骨文字皆金属器刻成二事而可明知。马君谓“殷虚发见刻文字之龟甲兽骨，其为商代文字，殆无疑义”。以契文之精细，虽涂之人亦皆知其为金属器刻成，则信甲骨文为殷代文字，必先承认殷代有刻甲骨之金属器。马君又谓“亶甲觚、足迹罍、兄癸卣所记之地，皆今出甲骨之小屯，可证明其必为商器”。则与甲骨同时同地采获，见于罗氏《殷虚古器物图录》中之铜器，自必信其为殷器。乃马君舍此当前证据不论，惟以同时文字及出土之地两种方法，证乙酉父丁彝等七器为商器。然此七器皆据薛尚功、吴式芬著录之金文款识，以罗氏之迷信古器物，犹谓“古器每多伪造”，“古人著录赝器甚多”（《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今器非亲见，真伪自未能质言。马君谓有文字及出土之地之证明，然所谓维王几祀……者，安知非作伪者摹拟商代之文法。且“《周书·洛诰》之文，尚沿此习”，则周代之器亦可沿此习，何以知其必为殷器。若云出土之地，则七器中仅兄癸卣一器纪其出处，尚系宋人旧说，以一概七，又不可恃。而曰“出土之地足以证明”，真令识者齿冷。马君举此真伪莫明之七器，不幸为后人伪造，或虽非伪造而非商器，则商为铜器时代，亦将无以持其说。即幸而非赝，且悉为殷器，然商代之有铜器为至显明之事实，初不待考古家之烦言。马君之功绩，亦仅证明此七器为殷器；或对于“商有铜器”之命题，多一例证而已。易言之，马君此文后半只是一篇“乙酉武丁彝……等七器为商器说”。今以七器为商器，遂谓中国铜器始于商，题曰《中国之铜器时代》，所谓文之内容与题不称，兼之解释错误，其结论亦背于史实者此也。��

复次马君辨《尧典》、《禹贡》之非虞夏书，及禹铸九鼎之全无根据，其所言有背于逻辑者，有失之肤浅者，如以见知甲骨刻辞、彝器款识无闰字而谓舜时无闰字。夫已发见之甲骨彝器，文字非今人所尽识；其所已知者，虽以王静安氏之精博，亦自谓大抵五六分之见（《与某君论治古文字学书》）；今所不知或误读者，其中有无闰字，未可知也。然马君则断曰“皆不见有此字”矣。甲骨彝器之毁灭或未发见者何限，其中有无闰字非吾人所知也。殷与周初文字，非必悉载甲骨彝器，甲骨彝器即无闰字，当时果有闰字与否，亦非吾人所知也（《说文》无刘字、由字，如依马君之说，则汉室姓刘，《论语》之小大由之，亦悉后人伪造矣；况甲骨文字之残缺，尚不足与《说文》并论耶）。虞夏商与周初置闰之法，非必一律（或曰闰，或曰十三月）。殷与周初即无闰名，舜时果有闰与否，更非吾人所知也。然马君则断曰“舜之时安得有此字”矣（今《尧典》文经汉人翻译，马迁译文亦与他人少异，或《尧典》原文无闰字，而为十三月或其他字样，后人翻译时以闰字当之，亦未可知。故舜时即无闰字，亦尚未可疑《尧典》为后人为造，此说另详）。又如以《禹贡》言九州而《尧典》乃有十有二州，斥为不合。夫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区划，元之中书省与行中书省，多于宋之路矣。舜时是否画野分州，分州是否十二，虽不可知，固未能因《禹贡》言九州而斥为不合。又如言鼎之有无既不可必，则禹铸之说全无根据。夫有无既不可必，或无而禹不铸，或有而非禹铸，或有而为禹铸，亦皆未可必，何得云全无根据，此皆有背逻辑者也。镂为刚铁，汉人训释则然，非必《禹贡》本义。马君执郑义而生论，已属不智，又以春秋时美金恶金之分，谓古人先炼铜而后炼铁，不悟初民之炼铜铁，“皆逢遇得之，不豫校利钝而得之”。“员舆之上，产铁相属，铜稍阔稀，《管�┳�·��地员》曰：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虽其大会则然，铁固视铜为盛。以冶铸有难易，故兵器多任铜，而什器多任铁。《管子·海王》道铁官之数，其验也。”（太炎信史下文，凡引文皆断章取义）故铜器时代虽先于铁器时代，而铜器时代非必全无铁器，炼铜亦非必始于炼铁。马君拾西人唾余，轻下断语，失之肤浅矣。又如论九鼎下落，以史公记载互异，谓鼎之去迹无据。昔王充尝推论鼎未入秦，亦未没于泗水（《论衡·儒增》）。沈钦韩则讥“史公叙事自相乖谬”（《汉书疏证》卷十八）。近王先谦始明其不然。《封禅书》“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盖史公所见记载，有此二说，未能断其是非，则两列之。《周本纪》、《秦本纪》取前说，而《始皇本纪》亦载泗水求鼎之事。王先谦曰：��

当时列国分争，纪载互异，秦之灭周取鼎，自由时人揣度之词。而鼎实未入秦，沦没泗水，则系秦人传闻如此，故始皇有祷祠出鼎之事。全祖望以为浮河入渭，即至秦土，不得由泗，其说是也。（《汉书补注》二十五上。按《秦本纪正义》谓秦昭王取九鼎，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太炎《理惑论》又谓钟鼎质重，载之及溺，所以秦致九鼎，沦入泗渊，皆不考地望，不究《史记》，而合不可通之异说，可为玩尔。）

其言谅矣。至鼎之下落，王充谓：“周亡之时，将军樛人众见鼎盗取，奸人铸烁以为他器。”苏轼谓：“周人毁鼎以缓祸，而假之神妖以为说。”沈钦韩谓：“九鼎之亡，周自亡之，虞大国之数甘心也，为宗社之殃。又当困乏时，销毁为货，谬云鼎亡耳。”《帝王世纪》载王赧登台避责事，沈说疑得其实（黄式三《周季编略》谓或者藏鼎而托言没，疑非其实）。马君所言，亦徒失之不考耳。��

静安王氏尝以甲骨金石证史，倡为二重证据之论。及某君往见，以据古彝器或其他实物以改编东西周之史事为请，王氏默不置答。以某君不知古彝器中片段之记载，与史事有关者至鲜，由此等材料，虽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甚或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然“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也（皆王氏语）。马君甲骨彝器之学，未知视王氏何如。乃欲据昔人著录真伪莫明之一二彝器款识，否定古书之一切记载，概括中国之铜器时代，语云“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其斯之谓乎？余曩阅马君《石鼓为秦刻石考》，辞气与今文迥不类。意者马君或以此为对日人之讲演，行文之际，不惜掉以轻心，然日人轻视中国学术界久矣，使执马君此文以代表支那学者，马君思之，恐亦将踧踖不安矣。来者可追，窃愿国人之参与国际学术事业者，慎重立言，国家之地位，个人之荣誉，均利赖之矣。��

本文系有感而作，故积极方面讨论较少。章君鸿钊有《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附录所著石雅后，以五帝之初为始用铜器时代，夏商周三代为铜器全盛时代，虽其引证未能详赡，亦多可以讨论之处，然与马君文较，则不可同日语矣，阅者可参观。��

本文成后，偶阅顾颉刚君《古史辨》，见胡君适之与顾颉刚书，述古史分期，顾君所认为“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者，谓“商民族时期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而以商为新石器时代。是虽信甲骨文字，而不信其为金属器刻成，马君或亦受此种暗示，故另向彝器中觅证据，证明商为铜器时代，非石器时代。果尔，则马君贤于胡君顾君远矣，特不识胡君等亦有本领制造刻甲骨文字之石器否耳。�オ�

（《史学杂志》1930年第一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