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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尧典四仲中星说及论尧典与尧舜禅让之非伪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加入时间：2013/7/4 8:55:00 admin 点击：4633 |
驳尧典四仲中星说及论尧典与尧舜禅让之非伪 吴贯因 尧舜禅让一事，为国史上确定之事实，不能推翻，余曩为《尚书中史迹之疑案》一文，已尝详哉言之矣。顾尧舜禅让之事，首见于《尧典》，于是欲推翻尧舜禅让之成案者，必先攻击《尧典》，《尧典》之记事，由历史方面考证之，无瑕可摘，不易推翻，于是又有就天文学以攻击之者。借天文学以撼《尧典》之壁垒，不一其人，若日人饭岛忠夫，国人竺君可桢，即此说之巨擘也。（但二君只就天学指摘之，尚未推翻尧舜禅让说。）欲评其说之当否，兹先述《尧典》关于天文历法之记载。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饭岛氏对于星鸟星火星虚星昴，采汉儒中星之说，谓仲春之昏，见鸟星之当中，仲夏之昏，见火星之当中，仲秋之昏，见虚星之当中，仲冬之昏，见昴星之当中，故名之曰四仲中星。四仲中星之测定，系在下午七时，然于四仲下午七时，见鸟火虚昴之当中，系战国初期之星象，非唐虞时代之星象，此饭岛氏测定尧舜中星说之梗概也。（见其所著《中国天文学之组织及其起原》，我国《科学杂志》第十一卷六期译载其文。）《尧典》之四仲中星，依饭岛氏之说，既系战国时代之星象，而非唐虞时代之星象，于是《尧典》之著作，系在唐虞时代，抑在战国时代，遂成为国故上一重大之问题，而《尧典》之为真为伪，亦因此而成为益形纠纷之问题。虽然，饭岛氏之说，有不能使人首肯者在焉。第一，谓四仲中星系在下午七时所测定，殊无根据。盖欲观测星象，自晚八时以至十二时，皆可为之，何必限于七时？《尚书》既无七时之明文，何能作此武断。第二，古代未有精密之时计，而二分（春分与秋分）与二至（夏至与冬至）昼夜之长短，迥不相同，谓不论昏明，而论时刻，古代恐无此种计时法。观孔子作《春秋》，其记日食，尚不系以时，何况星象？（日食之时间极短。）谓四仲之测中星，同于晚七时举行，恐非古代之所有。第三，四仲系指二至二分，汉唐诸儒，皆作此解释，即饭岛氏亦无异议。据竺可桢先生之说，尧都平阳，在北纬三十六度，夏至日入，系在七时十八分，入后三十分，始能见星，则初见星时，已在七时四十八分，七时测星之说，何能成立？即谓当时观察星象，不必即在平阳，然汉代以前，中国文明之中心系在黄河流域，观测地点当不逾此范围。而黄河流域，夏至午后七时，皆不能见星，七时观测之说，仍不能不归于破坏。据此三点，饭岛氏之言，已不可通。况其所谓中星之说，实惑于汉儒无据之浮词，并非《尧典》之所有，节外生枝，不能以考证《尧典》之星象也。（中星说详下） 竺可桢先生推翻饭岛忠夫氏之说，别据岁差之理，以观测《尧典》四仲之中星。推算之结果，谓鸟火虚三星之昏中，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惟星昴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其结论则曰：《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竺先生文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原文载《科学杂志》第十一卷第十二期。）据此则《尧典》中此节文字之成立，年代虽比饭岛氏之说为较古，然亦只在殷末周初，并非唐虞时代之作品也。虽然，竺先生之说，亦有不足征信者在焉。第一，《尧典》中之鸟火二星，究指何星，至今未有定论。即如竺先生原文所言，火之一星，朱晦庵疑其为尾，陈祥道疑其为房，服虔疑其为心，陈懋龄疑在氐房之间，日人新城新藏猜为天蝎座之a星，经文既极简略，不言位置，究竟谁合于《尧典》之火星，皆无佐证。至鸟之一星，竺先生虽谓包罗鹑首鹑尾，共一百二十度之多，然鹑首鹑火鹑尾，系十二次中之星象，而十二次之名，起于春秋战国间，非唐尧时所有，则《尧典》中之火星，不能解为包括三鹑。故竺先生旋亦云：“星鸟殆有所指，决非指南方朱鸟七宿而言，亦非指鹑火一次而言，以鹑火之名，始自后代，且所包‘柳’‘星’‘张’三宿，亦尚有四十度之多，其究何所指，只能作为悬案。”是星鸟之未能确定，竺先生亦已自行承认矣。不意竺先生继又言星鸟相传系包含鹑火一次，故春分则柳星张并举，星火相传系包含大火一次，故夏至则房心尾并举，遂据此以测定两星昏中之时代，以不确定者，视为确定，则其所测定之年代，又安足凭乎？第二，竺先生测算之结果，谓鸟火虚三星，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惟星昴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然其断案，则又谓“《尧典》四仲多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是抑少数之星昴，以殉多数之鸟火虚也”。夫在政治学，固可援议会取决多数之例，屈少数以殉多数。然在天文学，则不能下此儿戏之结论。星昴明明为唐尧以前之天象，乃欲援服从多数之例，视作殷末周初之天象，滑稽之事，宁有过此？竺先生所以解此者，则曰：“仲冬之月……黄河流域，在日落西山之时，温度概在冰点以下，羲和是否能不惮严寒，鹄待曦日之下，朦影之终，明星之现，而测中星之位置，实为疑问。”夫欲观测星象，何必终日鹄立于户外，但待日落星出，始出户外一观之，即可见矣，若谓冬至天寒，羲和不敢步出户外，则鄙人生长岭南，气候极暖，最近客沈阳二年，地点在北纬四十一度八，冬期气候之寒，比之平阳，盖甚数倍，然鄙人于寒夜之时，尚常步出户外，而况带有职务之羲和，处气候较暖之平阳，谓其不敢信步庭除，岂有此理？况星昴昏中，乃竺君所测算，并非羲和所观察（《尧典》无昏中明文），自己既测定为唐尧以前之天象，乃援服从多数之例，移之于殷末周初，此种指鹿为马之测星法，宁非可笑之尤乎！第三，竺先生之定四仲中星，系于日昏时测算之，然《尧典》并无昏中之明文，是否于此时观测，正未可轻下武断。据竺先生所言：“观测时间，如差四分钟，则所测位置，即差一度。”“相差一小时，则所估之时代，可差一千余年。”然则羲和之测星，假使非在昏时，则与竺先生所测定者，可以相差一二千年，以至四五千年，而竺先生以经典毫无根据之昏测法，断定为殷末周初之现象，亦未免近于卤莽矣。由此三点观之，则竺先生所测定《尧典》四星位置之年代，亦不足为据也。《尧典》明文，未言及四星之位置，亦未言系于昏时观察，而诸子各以私见臆测，于是饭岛氏断为战国初期之时象，竺先生断为殷末周初之星象，又据饭岛之说，则希勒格Sohlegcl所观察，又断为一万八千五百年前之星象（见饭岛氏所著《书经诗经之天文历法》，原文《科学杂志》十三卷第一期曾译登之），此皆实无佐证，不必为《尧典》中之星象，而《尧典》著作之年代，亦不能据此以考定也。 然则诸说之纠纷，其症结果何在乎？则中星之说是已，考中星之说，实始于《礼记·月令》，《月令》之定四时中星，其文如下：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胄，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东北大学周刊》1930年11月第1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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