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

刘掞藜

在《读书杂志》第九期读到顾君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君是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想比崔述那“儒者的辨古史”更进一步，作那“史家的辨古史”底事业；要由看传说的经历做一番“确当的整理”工夫。这种研究底精神是很可钦佩的。自另一方面言之，历来少有人疑经书不是信史，现在顾君却以为拿经书做标准是立脚不住的；因看古史传说的变迁，遂大大疑起尧舜禹底史事来。这种疑古底精神，比崔述确是更进一步，也是很可钦佩的。��

但我对于顾君所疑，不惟不很满意，反使我生了好些疑问。所以我信手写下就问于顾君。��

顾君说：“《商颂·长发》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诗》、《书》里的‘帝’都是上帝（帝尧、帝舜等不算……）……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

这种推想是很不能使人满意的。因为即把“禹敷下土方”的“下土”说作对“上天”而言，并不见得遂有“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的意思。我们读《鲁颂·�９�》“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奄有下土”及《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这两处并言“下土”。如果以“禹敷下土方”说为“上帝叫禹下来布土……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然则后稷也是上帝叫他下来奄有下土，武王也是上帝叫他下来为下土之法了，他们也是神，不是人么？��

果如顾君所说，“禹敷下土方”是“上帝叫禹下来布土”，则“帝立子生商”更明明白白说是上帝置子而生契，若以为禹是神，不是人，则契更是神，不是人了。那末，我们将《诗经》展开来读，神还多哩：如《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里明言上帝叫燕子下来生契，后来又叫汤去正域彼四方，不但契是神，不是人，就是汤又何尝是人呢？又《大雅·文王有声》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皇矣》亦说“帝谓文王，无然畔援……帝谓文王，予怀明德……帝谓文王，询尔仇方……”看上帝给命与文王，又和文王这样地对语，然则文王也是神，不是人么？��

〖GK2!〗顾君说：“《商颂》据王静安先生的考定，是西周中叶宋人所作的。……这时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９�》说：‘是生后稷……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按《生民》篇叙后稷事最详，但只有说他受上帝的保卫没有说他‘缵’某人的‘绪’。因为照《生民》作者的意思，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到《�９�》的作者就不同了，他知道禹为最古的人，后稷应该继续他的功业。在此，可见《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的一个观念。）这诗的意思，禹是先‘奄有下土’的人，是后稷之前的一个国王；后稷是后起的一个国王。他为什么不说后稷缵黄帝……尧舜的绪呢？这很明白，那时没有黄帝尧舜。”

但是我们翻开《诗经·大雅》、《小雅》一读，西周时候的诗如《韩奕》尝言“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信南山》亦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文王有声》言“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这三诗对于禹的观念也是一个神么？我们且抛开这些，再就顾君所承认为西周宋人所作的《商颂》来看。《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这诗对于禹的观念也是一个神吗？不然，“西周对于禹的观念是个神，到鲁僖公时禹确是人了”，这句话恐怕不能成立吧？��

至于《生民》诗作者的意思以“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顾君已自言之。因为《生民》作者以后稷为始事种植的人，用不到继续前人之业，所以无须把禹的事情牵进去。顾君何以又说“《生民》是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的一个观念”呢？因用不到牵入禹的事而不将禹牵入诗去，顾君乃遂谓作此诗的诗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然则此诗也因用不到牵入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不将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牵入诗去，我们遂得说《生民》作者那时也没有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观念吗？于是我们可进一步而说《�９�》也是因为用不着说到后稷缵黄帝尧舜的绪，所以没有牵他们进诗去。顾君因为《�９�》作者没有牵他们进诗去，遂说“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然则《�９�》也没有牵成王、穆王、隐公、桓公进去，我们遂得说那时也并没有成王、穆王、隐公、桓公吗？��

《�９�》何以不说后稷缵黄帝尧舜之绪而只说“缵禹之绪”呢？据我的意思，以为禹是治水甸山，尽力乎沟洫的人，而后稷是开始种植的人。有禹治水甸山将沟洫弄好了，后稷遂得以种植了。因为这个关系，所以《�９�》作者不说后稷缵黄帝的绪，缵尧舜的绪，只说“缵禹之绪”了。顾君谓“那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有天神性的）只有禹，所以说后稷缵禹之绪；商族认禹为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为最古的人王”，那末，未免太武断，太不正确吗？并且顾君既毫无稳妥证据地认为禹为天神性，不知道他对于“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而生的后稷，何以又不认为有天神性？��

顾君说：“在这上，我们应该注意的，‘禹’和‘夏’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关系。《长发》一方面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一方面又说汤‘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若照后来人说禹是桀的祖先，如何商国对于禹既感他敷土的恩德，对于禹的子孙就会翻脸杀伐呢？……禹是他们认为开天辟地的人，夏桀是被汤征伐的一个，他们二人漠不相关，很是明白。（书中最早把‘夏’和‘禹’二字联属成文的，我尚没有找到。）”��

顾君这些话最容易引起人首先要发些很平常的问话道：先生以为《长发》、《�９�》这些诗上没有将“夏”“禹”连称，遂说“禹”和“夏”没有发生什么关系，那么，第一，先生相信诗篇有省文节字使句子长短整齐或音节便读底道理吗？第二，《长发》所说“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谓禹敷土治水的时候，有娀氏始大，而上帝立子生商。这不过借禹敷土的时候表明商创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谢禹敷土底恩德的意思，并没有认禹为开天辟地底意思。就依顾君所说，他商国纵有感谢禹敷土底意思，遂谓不会翻脸来杀他的后裔，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好人？若果如顾君所云，则《大雅·文王》周国也常钦佩“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荡》也不过说“殷不用旧”，说其“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何以遂会翻脸来杀商的子孙呢？��

顾君说：“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内象形。’内，《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是九鼎上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九鼎是夏铸的，商灭了夏搬到商，周灭了商搬到周。……他们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了。”��

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不然，我们要问稷为形声字，是五谷之长，何以不认后稷为植物咧？难道那奇形怪状底象物九鼎上没有稷这种植物么？九鼎上的动物—禹—流传到后来成了真的人王，何以不说稷为九鼎上的植物，流传到后来成了周的祖宗呢？商周追溯禹出于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做夏的始祖，安知周不是追溯后稷出于九鼎，以为后稷是缵禹的绪而引为他们的始祖呢？我底臆想却相信人类知识和文化到了能采金铸鼎，而铸鼎又象物底时期，断不会没有文字（因为怕顾君不相信仓颉造字，故如此说）；断不会没有铸鼎底人的名字和事业流传下来。禹是治水敷土，建功立业，铸鼎象物这么一个伟人，流传下来纵有附会，断不至于绝无其人。如果在《诗经》里毫不带有神秘意味底禹尚不信有其人，则天命玄鸟降而生底商和履帝武敏歆而生的后稷更不足信有其人了。《大雅》、《小雅》、《商颂》、《鲁颂》虽把商和后稷说得天花乱坠，安知他们不是伪托？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执志之哉？三皇之世，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诚如顾君所言，则我们目前的事千不识一，彼此相告便可彼此不信，因为你耳闻别人之所见，虽如《诗》之不带神秘意味地以告别我们，我们也可无确实证据地不相信也。��

顾君说：“东周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论语》中二次连称尧舜（尧舜其犹病诸），一次连称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吾无间然矣），可见当时确以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尧曰篇》虽说明他们的传授关系，但……崔述考定自《季氏》至《尧曰》五篇是后人续入的……）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的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

 “《论语》较为可靠”，是顾君承认的。自《季氏》至《尧曰》五篇，经崔述考定为后人所续，也是顾君承认的。现在我们且抛开《季氏》至《尧曰》五篇不说，只就所余的十五篇首先看看孔子那时是否已有《书》那本书。据《为政》“《书》云‘孝乎惟孝……’”《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及《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孔子那时确有《书》这部书。所以孔子挪《书》雅言，他的弟子也拿《书》中语句问难。但孔门弟子何以不将孔子所雅言的《诗》、《书》尽记在《论语》里呢？是必因为孔子所雅言的是讲解《诗》、《书》中整篇整章或整段，只求弟子们能了解意义，有《诗》、《书》在，正不必记入《论语》中以免繁赘，所以仅将孔子对于《诗》、《书》的心得发为抑扬慕叹的记下来。正如我们现在读《史记》，讲《杜诗》，只把心得写下——不勤奋的即有点心得也不肯去写，——断没有将全部《史记》或全篇列传，全部《杜诗》或全章《北征》等都写入的道理。孔子对于尧舜禹事有了心得，发为慕叹，而当时又并不诧为无中生有的。今顾君只因没有看见重重复复地将尧舜禹的事实写上，遂以为《尧典》、《皋陶谟》、《禹贡》是在《论语》之后编造完备，那末，我们也没有看见《诗经》上诗篇重重复复地写在《论语》里，我们遂可说“在《论语》之后，后稷文王武王的事迹编造完备了。于是有《生民》、《大明》、《皇矣》等等出现”吗？��

稍后于孔子的有墨子。《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明鬼》、《非命》等篇是现在的人所认为真的。在这些篇章中每每引着《禹誓》、《汤诰》、《吕刑》、《大誓》、《仲虺》，是在墨子时也确实有《书》这本书。又每每说及尧舜禹君臣的事迹和关系。据我们考察，孔门弟子以曾子为最少，而《论语·泰伯》所记，直至曾子之疾病且死，则《论语》成在曾子的死后很是明白。曾子死前，墨子的学说已风行一时。今顾君以为尧舜禹的事迹和关系是在《论语》之后尧舜禹的事迹编造完备的时候才有，然则墨子能读他身后的书吗？��

顾君又引《诗经》和《论语》上的话来证《尧典》出于《论语》之后。我仔细看来，没有个很使人满意的证据。今为便利起见，依顾君的分条，逐一写出我的疑问如下：��

顾君说：“《尧典》的靠不住，如梁任公先生所举的‘蛮夷猾夏’，‘金作赎刑’都是。”其实梁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金作赎刑”尚不敢确下否认，就是我们也没有确实证据证明三代以前无金属货币。只有“蛮夷猾夏”一个反证较为稳妥。但不能以这一个证据遂说《尧典》都靠不住，因为梁先生在一四二页上又说“《尚书·尧典》所记‘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自然顾君说《尧典》靠不住，下面还有证据。我们且看他的证据如何。他说“即以《诗经》证之，《�９�》说后稷‘奄有下国’，明明是做国王，它却说成舜的臣子”。夫《�９�》说后稷“奄有下国”，不过如《皇矣》说“维此王季……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又谓文王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如以为后稷“奄有下国”是做了国君，不当说成舜的臣子，然则王季“奄有四方”，文王为“万邦之方，下民之王”，遂可说王季、文王不是商纣的臣子吗？他们两个何尝不是明明做国王咧？顾君又说：“后稷的后字原已有国王之义，《尧典》上舜对稷说‘汝后稷’，实为不辞。”按后稷是两字相连的官名，与共工为两字相连的官名一样。《尧典》中所称“汝后稷”“汝共工”“汝羲暨和”，皆是古人命官的一种口气，何谓不辞？因为后稷是两字相连的官名，所以《诗经·皇矣》、《生民》、《�９�》诸篇皆后稷连称。如要把后稷的后字解作国王，何不把王季的王字也解作天子？顾君又说“《�９�》说‘缵禹之绪’，明明是在禹后，它却说是舜的同官。”按“缵禹之绪”虽可证明弃的事业在禹后，但不能证明他们两个不同在舜的朝廷作官。因为禹是尽力乎沟洫的，后稷是从事于种植的，禹把沟洫治好了，使后稷得以种植这种缵绪并不须在几十年后或几百年后。若使不必在几十年几百年后，则在舜几十年长底朝廷里何以不得同官？顾君又以《论语》证之，其说曰：“（1）《论语》上门人问孝的很多，舜既‘克谐以孝’，何以孔子不举他做例？（2）《论语》上说‘舜有臣五人’，何以《尧典》上会有九人？《尧典》上既有九人，各司其事，不容偏废，何以孔子单单截取了五人？（3）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可见禹稷都是有天下的，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尧典》上说他‘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又说他‘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不相冲突吗？这些问题，都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但我却以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证明《尧典》出于《论语》之后。（1）《中庸》记孔子所说“舜其大孝也与”，且不论（因《中庸》出现较晚）《论语》上孔子不举舜作例以答问孝的门人，这是孔子不好举例的惯性，并不足以引来证明有《论语》后才有《尧典》。因为我们知道孔子答弟子或其时的君卿，无论他们问君子，问干禄，问使民，问礼，问君使臣，问臣事君，问仁，问善人之道，问政，问友，问士，问耻，或问稼，孔子总是答几句对症下药的简括话，从不远举实例。就是子路问成人，也不过举几个同时或略前的人，说明有了某种知，某种不欲，某种勇，某种艺，合拢来使他去观感罢了。这并不是孔子的惯性；这是他百答中一个特答。若果如顾君所说，则孔子对于以上种种的问，也从没有举过《商书》、《周书》、《大雅》、《小雅》那些讲仁德，讲为政，讲使民，讲稼穑，讲孝友，讲做人，讲君子，讲礼义，讲临民的人物。或言语作例，难道我们遂可以为《商书》、《周书》、《大雅》、《小雅》出于《论语》之后吗？（2）《论语》说“舜有臣五人”，这不过约指其最贤最有功或最有名者言之，但言辞之间少了一种修饰词，就不如“余有乱臣十人”的分别清楚。若果按数字死死限定，则孔子尝说“诗三百”，何以实际有三百多篇？孔子屡称他的弟子们为“二三子”，仪封人也谓他们为“二三子”，何以在《论语》上的孔门弟子不止二三？孔子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果然殷只有三仁，周只有八士吗？子张问“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孔子答以“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我们遂可以为古人在居丧的时候果然三年不说半句话吗？孔子对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说“以吾一日长乎尔”，遂可以为孔子只说他们长一日吗？晋文公赏从亡者，就我们所知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而介之推何以只说他们为二三子？（3）“禹稷都是有天下，为什么《尧典》上都是臣而非君？”这种见解，正和前面把那《�９�》“奄有下国”认作弃是国王，便不应说成舜的臣子一样，都是忘记了古代天子之下尚有同公侯一般而有封地的君主，忘记了禹封于有夏，契封于商，弃封于邰，又太呆看了“天下”二字，所以遂说禹稷不应作舜的臣子了。（4）孔子说舜“无为而治”，也被顾君呆看了，所以将舜视为一事不做的木偶。我要问老子主张“无为”，何以要去作那柱下史？何以又要著五千言的书？退一步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了，“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了，所以只要“五载一巡守”，“三载考绩”的优游巡览考视遂够了，并不天天去有为，何以见得相冲突呢？��

顾君又说：“后稷，周人自己说是他们的祖，但有无是人也不得而知。因为在《诗经》上看……所谓后稷，也不过因为他们的耕稼为生，崇德报功，追尊创始者的称号。”是的，周人因为是耕稼为生，崇德报功，追尊创始者。顾君已承认后稷为创始者了，何以又说有无是人不得而知？��

在上面我已经说了一大段了，我自己相信错误一定很多。结局说起来，顾君疑古的精神是我很表同情的；不过他所举的证据和推想是很使人不能满意的。他这封书中自然也有些好处，阅者自知，不用我说了。�オ�

（《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