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之由来（节选）

梁启超

中华民族为土著耶？为外来耶？在我国学界上，从未发生此问题；问题之提出，自欧人也。欧人主张华族外来者，亦言人人殊：或言自中亚细亚，或言自米梭必达美亚，或言自于阗，或言自外蒙古，或言自马来半岛，或言自印度，或言自埃及，或言自美洲大陆。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之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中国古籍所记述，既豪不能得外来之痕迹；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吾非欲以故见自封，吾于华族外来说，亦曾以热烈的好奇心迎之，惜诸家所举证，未足以起吾信耳。��

欲知中国何时始有人类，当先问其地气候何时始适于住居。据近年地质学者发掘之结果，则长城以北，冰期时已有人迹；即河南中原之地，亦新发现石器时代之遗骨及陶器等多具；则此地之有住民，最少亦经五万年。若不能举出反证以证实此骨非吾族远祖所遗，则不能不承认吾族之宅斯土已在五万年以上。故所传“九头”“十纪”等神话，虽不敢认为史实，然固足为我族渊源悠远之一种暗示。然则即云外来，亦决非黄帝尧舜以后之事。外来说之较有力者，则因有数种为此地稀乏之物，我先民习用而乐道之：例如玉为古代通宝，而除于阗外，此土竟无产玉之区；鳞凤龙号称三灵，而其物皆中亚细亚以西所有。然此等事实，认为古代我族对西方交通频繁之证，差足言之成理；径指彼为我之所自出，恐终涉武断也。��

复次，中华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据旧史则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而后世所传姓谱，大抵非太岳胤孙，即高阳苗裔；似吾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然即以《史记》所纪而论，既已世次矛盾，罅漏百出，后乎此者，弥复难信。且如商周之诗，诵其祖德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使二代果为帝喾之胤，诗人何至数典而忘，乃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怪论？故知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揆度情理，恐各由小部落崛起，彼此并无何等系属。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专一壑，耦俱无猜；故夏商周各有其兴起之根据地，商周在虞夏时固已存在，但不必为虞夏所分封。此等小部落，无虑千百；而皆累千百年世其业，若近代之“土司”。诸部落以联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

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此民族意识何时始确立耶？以其标用“夏”名，可推定为起于大禹时代。何故禹时能起此种意识？以吾所度，盖有三因：第一，文化渐开，各部落交通渐繁，公用之言语习惯已成立。第二，遭洪水之变，各部落咸迁居高地，日益密接；又以捍大难之故，有分劳协力之必要；而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勋，遂成为民族结合之枢核。第三，与苗族及其他蛮夷相接触，对彼而自觉为我。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之意识中，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

复次，中华民族，既由同一枢核衍出，此枢核最初之发源地，果在何处耶？依普通说，古帝王都邑所在地如下：��

包牺 都陈（河南陈州）��

神农 都陈迁曲阜（山东今县）��

黄帝 都涿鹿（直隶今县）��

颛顼 都帝丘（直隶濮阳县）��

帝喾 都亳（河南偃师）��

帝尧 都平阳（山西临汾）��

帝舜 都蒲坂（山西永济）��

大禹 都安邑（山西今县）��

成汤 都亳��

文王武王 都丰镐（陕西长安）��

吾辈姑据此种传说为研究基础，自然发生下列三个问题：（一）何故古帝王皆各异其都？似中国文化并非一元的发展。（二）神话时代的包牺、神农，既奠居黄河下游沃壤，何故有史时代的尧舜禹三帝，反居山西寒瘠之地？是否吾族发祥，果在高原，前此神话，并不足信？（三）黄帝、帝尧等，是否起自西北之异系民族，而我族文化，实自彼等传来，黄河下游，并非最初之枢核？上第（一）（三）两问题，当于第四节附带说明。今专论第（二）问题：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黄河下游为我文化最初枢核，殆无可疑；尧舜禹之移居高原，其唯一理由，恐是洪水泛滥之结果。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其所留史迹之地如历山，如负夏，学者多考定在今山东。夏代诸侯国之见于史者，如有穷、有仍、斟灌、斟寻等，其地亦在河南山东间。吾侪因此种暗示，可推想虞夏之交，我族一切活动，实以此域为中心。中间遭值水祸，去湿就燥，不过一时现象；水土既平之后，旋复其故也。�オ�

（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民国丛书》第五编第91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