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根”宣言与“寻根”论争

一、“寻根”背景

    发轫于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些批评家联系当时国内外的思想文化状况，对此展开过讨论。

    苏丁认为：“中国文学寻根意识的形成，是以中国文学急于加入世界文学的的格局与世界文学对话为动因的。而这种动因本身就是中国作家放眼世界，受到世界文学中寻根思潮影响的产物。[1]”

李阳春认为寻根文学的产生即有着中国历史的背景，也有着世界的文化背景，从中国历史看，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提出了“源”与“流”的问题，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黄土高原，其实也可说是“寻根”，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寻根文学，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自1976年问世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唤醒的寻根意识，再加上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儒学热，这一切都是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这一切都说明了，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寻根’热，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可以说，纵向上它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探寻源泉的传统，横向上则是对延绵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寻根文学’的呼应；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的赞美，以及世界范围内涌动的‘同祖先对话’的潮流，加速了它的发育成长；但浩劫过后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要求追回被‘十年文革’所割断了的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才是其赖以生存的真正的广袤土壤”。[2]

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寻根文学”的出现是适应改革的需要：“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寻根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深化。这是一种深层的反思，一种对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反思。同时，‘寻根文学’也是‘改革文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另一支流。改革最大的阻力，乃在根植于人们心灵深处的陈旧观念，在于已经悖时的文化心理定势。观念的更新、心理模式的转换，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所在。‘寻根文学’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沉思与探讨，实际上是为了超越，为了更好地改造民族心理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推动改革的发展”[3]。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则认为“寻根文学”是“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当这一批年轻的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事实上，知青作家与从50年代走过来的王蒙一代作家相比，并没有一种强大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信心作为精神支柱，因而当现实理想失落之后，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即使在现实中找不到，也应该到想象中去寻找。于是，他们利用起自己曾下乡、接近过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知青作家并非是生活在传统民风民俗中的土著，正相反，他们大多数是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族，可是当现代主义的方法直接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后，他们不得不改用民族的包装来含蓄地表达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这一点就使得寻根文学与汪曾祺、邓友梅等民俗作家有了区别。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4]。

以上说法均有各自的理由，寻根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其原由自然也不是单一的。但就文学谈文学，寻根文学顺应“世界范围内涌动的‘同祖先对话’的潮流”，然后通过“同祖先的对话”而使中国的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这应该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